传统史学的伦理化、注经化特质，随着两宋以后理学的崛起而登峰造极。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历史家，都倡导以历史解儒经，把史学完全等同于经学的仆隶和附庸。例如司马光，干脆把历史学界定为“儒之一端，”他在评论南朝刘宋王朝立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为四学时曾指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⑧这则阐释经、史关系的评论，在宋儒中颇具典型性。把历史学视为儒教伦理学说之一端，也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所应具有的独特的认识价值。
因此，传统史学发展到宋儒那里，实质上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道德经”，成了阐释名分纲常的“理学传”。欧阳修编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就是以史解经，用历史事实来弘扬三纲五常的一次典型操作。
在欧阳修看来，礼教伦理纲常是为治的根本。据此，他认为《旧唐书》重取鉴而少褒贬，伦理色彩太过淡化。“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⑨他有感于“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⑩的史实，而《旧五代史》又未能很好地体现礼教伦理纲常，遂立志效法《春秋》，“一本于道德”，试图通过五代史的编纂，重建“人伦之大本”、“臣子之大节”（11）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专制等级秩序。正是基于这一宗旨，《五代史记》不惜用大量篇幅，一方面猛烈抨击五代时曾经历任各朝宰相的冯道等人不顾名节寡廉鲜耻之徒，严厉谴责以子弑父的朱友珪和临阵射杀其母的李彦珣等人为不忠不孝之徒；另一方面则以大量篇幅褒扬所谓“挚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死节之士，吹捧那些“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的忠义之徒。
历史学向“道德经”、“理学传”异化的倾向，因宋明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长盛不衰而整整风糜了史坛一千多年。元、明、清各朝的历史家尤其是皇朝的御用史官，纷纷鼓吹史学“以表彰道学为宗”，直言不讳的宣称撰史要“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12）在传统史家看来，“文不本于六艺（儒教经典），又乌足谓之文哉？”（13）也就是说，只有阐扬解释儒教三纲五常之道的史书，才配称为历史学。此风影响所及，宋元以后的官修诸史，如清皇朝四库馆臣的评语说，大多“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14）《道学传》、《忠义传》、《奸臣传》、《逆臣传》连篇累牍，正史、别史尽是“鼓吹六经，羽翼名教”之作，历史完全成了伦理道德的说教！
历史学为“经学”作注解，为儒教伦理纲常说教传道的特质，显然不仅仅是历代皇朝钦定的“正史”和朝廷史官纂修的国史所独具的特殊现象。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看，两千多年间传统社会中产生的私史、别史、杂史及至野史，大都未能脱出以史解经的传统范式。历史家柳诒徵所著《国史要义》中谈到“礼”（儒教伦理）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时，曾经有如下一段精辟的论述：
“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士，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
儒教伦理对传统史学的影响和渗透、礼教纲纪对传统史家的掌握和制控，即使是那些以反传统相标榜的历史家也难以摆脱恢恢天网的笼罩。明代思想家兼历史家李贽，是以反传统的异端见称于当时和后世的。他独立特行，放荡不羁，发誓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15）“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断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这在当时也确实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壮举了。李贽本人最终因“惑世诬民”而遭杀身之祸，他的著作如《焚书》《藏书》和《续藏书》，也因不容于当时而屡遭朝廷官府禁绝、毁版和焚弃。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地读一遍李贽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在貌似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依然是传统儒教伦理的本质。李贽抨击道学虚伪的伦理道德，但却没有也无意背离儒教伦理；他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为自己的历史观，但他在事实上却并没有也不愿摆脱儒教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李贽的历史著作，追求的是那被他称之为“伪儒”，“迂儒”歪曲篡改修正了的“纯儒”，“真儒”的道德伦理观，因此，他的历史著作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传统的模式之中。他的好友祝世禄为《藏书》撰序，揭示了李贽著史的良苦用心：“能读先生之书，必有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善治而有真儒，则虽谓先生是非谬于圣人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众所周知，刘知几因撰《史通》，倡导直书实录，疑古惑经，而颇受后世史家的推崇。实际上，学者们在赞扬刘知几的时候，恰恰忽视了刘知几史观中更为重要也是具有本质意义的一面，在刘知几那里，直书实录，疑古惑经，其实都是为了在史书中更好地贯彻和体现儒教伦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法夫子之凡例，宗名分之大体”。只有作如是观，我们才可以理解《史通》一面大力主张历史家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抨击阿时趋势之徒曲笔讳书的可耻行径，高扬不畏强暴直书实录的精神；一面又鼓吹历史操作中要辨善恶、寓褒贬。“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主张历史家要恪守臣子之义，并且认为历史家撰史为君父讳大恶，“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因此，为了维护儒教伦理纲常的现实需要，“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常，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讳之可也。”（17）
《史通》从理论上论证了史以注“经”，历史为儒教伦理作注脚的合理性；而欧阳修主持和撰修《新五代史》、《新唐书》则是史学为礼教伦理而牺牲历史事实的一次颇具典型意义的实践。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往往不惜更改史实以曲从书法义例。任意删削历史以迁就儒教伦理。这种违背历史真实性而屈从君臣伦理纲纪的做法，连后来的传统史家都觉得过分。吴缜撰《五代史记纂误》列举和订正《新五代史》谬误不实处达二百多条；杨陆荣撰《五代史志疑》，也批评其文献无证，传闻多谬。
传统史家以史解“经”，强史就“经”，强把历史当作儒教经典的注脚，曲解事实，篡改历史，这种治史旨趣与史学的官方化、政治化、工具化取向结合在一起，正是中国传统史书失真失实的主要症结所在。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
②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
③《论语·子路篇》
④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袁宏：《后汉纪·序》
⑥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
⑦《旧唐书·李大亮传》
⑧司马光：《资治通鉴》
⑨欧阳修：《进唐书表》
⑩《新五代史·一行传》
（11）欧阳修：《新五代史》
（12）《进（宋史）表》
（13）《元史·儒学传》
（14）《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
（15）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6）（17）刘知几：《史通·曲笔篇、惑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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