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化热”主要是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历史性总结等问题热起来的。“文化热”对中国史学的突破和启示在于：（1）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达开辟出了许多崭新的广阔天地。本来，文化史就是历史的重要部分，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过去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存在的文化研究，因“文化热”而成了中国史学自我更新、发展的内在张力。翦伯赞曾经说过：“经济是历史的骨胳，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要写出一部有骨胳有血肉有灵魂的历史，不要写出一部没有骨胳的历史，也不要把历史写成一个无灵魂、无生命力的东西。”⑦按此理解，以往忽略了文化史、文化研究的中国史学，可说是“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了。那么，“文化热”则使中国史学借着各类文化史专题的深入研究，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拓氛自己的学术领域，增强史学的活力和生命力。（2）为中国史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因为文化史的定义和范围难以最后界定，由此才显得琳琅满目。部分史学工作者借着文化史研究的热潮，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构想。（3）文化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历史考察，它需要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叉、融汇和综合。学术研究整合的趋势，已在“文化热”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并激发起一个又一个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这对中国史学无疑是有深刻的启示的。历史学正是在文化史研究中奋起自强，改造和更新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即使材料不变，哪怕略为调整一下研究角度，则在研究成果上便或多或少有所前进。正因如此，我们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成果密集的老学科，如哲学史、文学史、经学史、史学史、美学史、逻辑史、伦理学史等，便有理由期待它们都能出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成果。”⑧（4）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融合和变迁的机制，实际上也是对时代、现实的关注，这就增强了史学领域里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中国史学借着文化热潮的推动，开始注重时代、现实的要求，在总体理论性、宏观性的文化研究启发下，历史被定义为是“过去的文化”、“思维中的存在”，从而又把历史学重新规定为对“过去的文化”与“思维中的存在”的理性感知和知性研究。历史学往这一方向的努力，至少有可能把哲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而不再局限在政治史经济史阶级斗争史。这样的历史研究，具有时代性、生活感很强的文化哲理意味，由对历史的单向研究变成了对人类命运的多元思考，史学工作者由此便有了哲学家、思想家的精神、性格与风度。中国史学在独立思考、善于把握人类命运方面入手，使自己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反思”对于中国史学的飞跃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反思史学”作为中国史学改革的内在张力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潜伏着一股暗流，暴露出种种明显的缺点。
第一，在研究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一股淡化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潮，以“反思史学”来说，能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史学研究的过去，纠正以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带有的教条化、简单化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有些人则在“反思”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形态学说、历史规律学说等，都看作具有“极强的政治偏见和价值偏见”的“框框”；有的人又简单地把唯物史观本身也误解为教条主义，分不清唯物史观与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简单化二者之间的界限。这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谓“创新”，最终只能走向反面，阻碍中国史学的真正发展。
第二，在对待社会历史、传统文化方面，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以批判的精神对待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对于肃清封建文化的残余，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一些人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看作一无是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在有些人看来，现实社会中一些坏的现象，都是“儒家”和“儒家思想”造成的，都是“传统”包括政治传统、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的罪过。因此，凡“传统”就必须破除，必须抛弃，而要用西方的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这种完全鄙弃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崇尚他人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显然意错误的。
第三，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表现为简单“拿来”的新教条。近10年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思潮，有已经过时的，也有正当风行的，可对长期闭目塞听者来说却都是新鲜的。于是便出现了饥不择食、食之不化的状况。有些人对西方的一些论述照搬照抄，甚至把西方已经过时的理论、方法，当作新东西搬过来，并在运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时很少联系中国的历史实际。这种不加分析地把一些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理论简单“拿来”，套搬于历史研究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教条，只能把历史学引向新的歧路。
在历史学反思过程中，出现各种错误和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从认识论上来看，一是离开或违背了科学性这一根本原则。离开或违背了科学性，往往易出现偏急和虚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⑨。二是诸多的研究者对历史和史学研究的过去缺乏深切的了解，更少有这方面的体会经验。柯林武德曾经说过，对于历史学“这种思想形式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各种问题就必须由具有两种资格的人加以回答”，第一，“他们必须具有那种思想形式的经验，他们必须是历史学家”；第二，“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还应当反思那种经验。他必须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哲学家。”⑩然而，有些“反思”者涉足历史学时间不长，既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和文化，更没有历史思维的经验。他们对中国悠久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往往从某种需要和功利出发，脱离历史实际，脱离中国国情。三是当中国史学进行全面反省并从封闭走向开放时，“由于人们特别是青年朋友接触较多的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由于对前一时期所出现的思想倾向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思想方法等缺乏深入的分析。”（11）因而，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失去了信心，报之以简单的思想方法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思想。
10年来，“反思”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反映，远不止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但通过上述内容的粗略分析，仍可清楚地看出，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为满足改革的客观要求而进行的自身改革。中国史学在“反思”过程中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研究和总结“反思史学”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坚持中国史学改革的成果，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推动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徐梓：《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
③李侃：《史坛管窥》，载《求是》1988年第8期。
④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⑤本刊评论员：《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⑥《时代·历史·理论（代发刊词）》，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⑦《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⑧朱维铮：《中国文化史分类试析》，载《中国文化》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⑨参拙作：《坚持马克主义，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性》，载《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
⑩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1）赵吉惠：《四十年史学思想转换的反省》，第6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提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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