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以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整理新史料而名播海内的现代学者。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处理史料，简言之曰“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他史学活动的宗旨，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台港学者对此推崇备至，说是“一语震惊史林”，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大陆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了坏的影响。笔者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活动对中国现代史料学的建立、发展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
一
傅斯年以科学方法冶史料学的思想发端于1918年至1919年的“新潮社”时期，成熟于1927年至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之际。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政治、思想和学术方面都出现了新趋势、新潮流。在历史学领域中，破除陈腐的旧史学，建立现代新史学的呼声高涨起来。一方面，不少学者翻译、介绍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迅速传播，同时许多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着手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建立起现代新考据学。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便是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胡适虽以宣扬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著名，但对于新考据学也流盼垂青，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上述考据学家们各辟蹊径，各有建树，独自从事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集团，产生出大家公认的学术领袖。真正高举史料考掘学的旗帜，建立起学术组织，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领袖的，是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终生领导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北大中国文学系。当时北大文史各科受章太炎影响较大，傅斯年耳濡目染，亦曾一度崇信章氏的治学方法。据说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非常欣赏傅斯年的才学，“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让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章太炎学派的衣钵”。①虽然，傅斯年后来批评了章太炎，也没有成为这几位国学大师的私淑，但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这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史料整理，他称道整理国故的工作，提出“把我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并解释说“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②所谓“整理国故”就是作史料整理的工作。二是肯定历史考据学方法。他称赞清代朴学是客观的、归纳的、经验的、怀疑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③后来，在创办史语所时，他还提出把“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之风”作为研究工作的宗旨，足见其受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影响之深。
据顾颉刚先生说，在北大读书时（1917至1918年度）由于他的鼓动，傅斯年去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当即为胡氏的学问所倾倒，从此常出入其门。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二人在政治、学术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说胡适是傅斯年的终生导师，有人说二人“恒在半师半友之间”，不管怎么说，胡适对傅斯年的影响是他人无与伦比的。这种影响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崇尚“科学方法”。胡适是素以鼓吹科学方法而著称的，自受教于胡适以后，傅斯年便开始摆脱一般国学大师们的束缚，专注于探讨治学方法。他在《新潮》中开辟“故书新评”栏目，介绍读书入门途径，宣扬治学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对逻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尤为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逻辑。显然，这是胡适思想影响的结果。二是确立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重视整理国故，提出了“研究古学”的几个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④傅斯年提出的史语所研究工作的三个宗旨虽措辞有异，但实质与此相同，他和胡适一样，强调扩充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方法）。可以说，傅斯年整理国故的思想是胡适思想的改造和发展。他对胡适推崇备至、终生执弟子礼，固然因为胡适为其启蒙导师，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史学思想得力于胡氏者甚多。除胡适以外，前辈人当中对傅斯年影响较大是王国维，同辈人当中的陈寅恪、顾颉刚、董作宾诸位，对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
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傅斯年于1919年冬远涉重洋，赴欧洲留学，先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历史学、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哲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等课程，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态度学习自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治学方法。其中对傅斯年史学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以兰克为首的西欧实证主义史学观点。兰克学派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其史学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垄断西欧史坛，适逢此时，傅斯年为寻求整理国故的方法来到欧洲，在兰克史学的大本营英、德学习六年，自然易于接受这种史学观点。傅斯年曾说：史语所同人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輭克（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⑤他轻视以往的历史著作，强调研究直接史料，只求证、不言疏的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兰克的史学理论。有人讥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是拾实证主义史学家的牙慧，这固然是一种偏颇之辞，但实证主义史学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明显，毋庸讳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