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傅斯年自德返国。次年初，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兼文学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同年秋，在该校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表示“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地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⑥1928年，他与顾颉刚等人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此至1950年病逝他一直担任研究所所长职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卷第一分册上，他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主旨趣》一文，对其史学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他首先叙说欧洲近代历史、语言学进步的状况，回顾中国历史、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而后论述史语所工作的三条宗旨：一是研究直接材料，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总起来归结为一句话：“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以后他又在其他文章中申述这一结论，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命题，以至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史学派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傅斯年所以把史料的搜集整理当作最重要的史学工作，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本世纪初，不少外国的科学考察团、远征队来到中国，大肆搜集掠夺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他们以科学团体的面目出现。用一套学术的理论说服中国人，所搜集的资料又往往是我们所忽视的东西，所以不光官僚政客们不了解其活动的性质，不制止他们的“科学访问”，便是一般学人也麻木不仁，安于做官样文章，坐看外国人一批批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偷盗了去，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对此感到不满，但由于物质设备、技术经验不足，势单力薄，无力与外国考察团抗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傅斯年高倡“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组组力量，搜集、整理和保存历史资料。他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毁坏和灭亡，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之外，既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⑦他是怀着“不满”和“不服气”的心情，为使中国文化史料免受劫掠、为振兴中国学术事业而专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的。
二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并不象这个口号一样简单，也不是一两个口号所能包容得了的。这个简短的口号不过是一个标识，它的下面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史学义蕴，有极深刻、精到的史学见解。
首先，他把“扩张研究的材料”作为史语所工作的宗旨之一，提出了扩充史料的基本原则。第一，全面地搜集各种历史资料。他说，现代历史学要求人们“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自地质学仍至目下的新闻纸”，都是历史学研究的范域。他号召人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⑧史语所的学者们遵照这个原则进行了大量工作，搜集到许多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宝贵资料，使史料学的领域大为扩展。第二，努力地搜求新史料。他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史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⑨他主持史语所工作时，重视科学考古和民族学、语言学方面的调查，就是为了寻求新资料。上述两个原则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全、新，这是他搜集史料工作的信条。
其次，他对处理史料的方法进行了论证和说明，提出史学研究是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他强调使用比较方法，说它是治史料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他把比较方法归结为八对性质不同的史料的勘验互证，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述对远人的记述；不经意的遗留对经验的遗留；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⑩同种性质的史料间也可作比较的学问。如顾颉刚治古史，以文献证文献，用的都是间接史料，成绩菲然可观，颇受傅斯年称赞。
傅斯年积极提倡用语言文字比较的考据法治思想史。他认为“语言即是思想”，所以治思想史当以语言文字为最基本的、直接的史料和入手门径。他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写了《性命古训辨证》一文，收罗卜辞、金文中有关性、命二字的资料二百余条，运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其原训与意义之演变，由此对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证。这是他一生用力最深的史学论文，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傅斯年便提交此文，且自作评价曰，“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为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属初创。”（11）
傅斯年极力提倡用自然科学方法治史料学。他号召人们“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若干史学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12）所谓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直接用自然利学知识和方法处理历史材料，如考古学离不开“测量的本事”和“地质学的常识”，推算古籍记载的月食是否准确，就要用现代天文学知识。二是把自然料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史学方法。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史学领域后，便成了“历史方法之大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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