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与“八书”都比较重视“孝行传”。所不同的是，“二史”不仅重视“孝”，而且更重视“忠”，并把“孝”与“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北史》在《孝行传》之外又单立《节义传》。在该传中，除吸收了《魏书》《隋书》上的人物外，又增加了郭琰、沓龙超、乙速孤佛保的传记。如《北史·郭琰传》载：“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大统中（535-551），齐神武遣大都督窦泰袭恒农。时琰为行台，众少战败，竟为东魏将高敖曹所禽。复谓敖曹曰：“天子之臣，乃为贼所执”。敖曹素闻其名，义不杀之，送予并州。见齐神武，言色不屈，见害。”这是既孝且忠的典型。
李延寿还把《周书·孝义传》中的李棠、杜叔毗，《隋书·孝义传》中的郎方贵和郭世俊迁移到《北史·节义传》中，以突出他们将孝施之于国的事迹。
通过比较看出，“二史”对忠、孝问题增加改写很多，使这一问题在史书有所突出。南北朝时期的忠孝观，重孝轻忠，孝忠似有分离之趋势。李延寿使这一内容突出，意在扭转分裂时期的这种思想倾向。
四、有关统治策略方面的问题
关于统治策略的问题，李延寿主要是在“二史”的史论、传序中进行阐述的。史论，是史家在其史著中，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所作的评论；传序，是史家在类传之前说明立此传的目的。因此，史论和传序是史家直接表达其历史观点的重要途径。与“八书”比较，“二史”对统治策略的论述是颇多的。
在《南史·梁本纪·武帝纪》的后论中，李延寿论述道：“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方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史论指出，为国之道应“文武递用”、“德刑备举”，如若梁武，独任其一，就会导致祸乱产生。
李延寿在《南史·梁本纪》的总后论中，更明确地论述道：“文武之道，守国所常遵。其于行用，义均水火，相资则可，未任成乱。观夫有梁诸帝，皆一之而已……虽复文籍满腹，何救社庙之墟。”指出梁朝诸帝在治国时往往只用文教，没有做到文武兼用，终于导致亡国。
李延寿在“二史”中还对“德”与“刑”的关系作了许多论述。如《北史·循吏传》传序载：“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虽为政以德，理实殊涂，百虑一致，在斯而已……宽猛为用，庇人调俗。”该传的后论亦载：“为政之道，宽猛相济，犹寒暑迭代，俱成岁功者也。然有夫简久，必籍宽平。”
《北史·酷吏传》传序这样论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罚，教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本不成。然教化远而刑罚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专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
该传后论亦言：“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君子所先。”
上述所论，皆强调为政之道要“宽猛相济”、先德后刑，这是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则。而南北朝时期，南重文治，北重武治，各有偏废。李延寿对这一问题进行诸多的、反复的论述，意在纠正南北朝时期在统治策略上出现的偏向，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五、有关佛教方面的问题
佛教乃外来之宗教，始入于汉，风靡于南北朝，尤盛于南朝。佛教的兴起，使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巨大变化。李延寿在《南史》中增加了许多君主信奉佛教的史事和反佛的论述。
在《南史·循吏传》中，李延寿增加了“郭祖深传”，传中主要记载了他上的封事（密封的奏事），其云：“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封事着重指出，普遍信佛致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在《南史·梁本纪·武帝纪》中，李延寿保留了《梁书·武帝纪》中关于梁武佞佛的史事：“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紧接下面又增加：“虽在蒙尘，斋戒不废，及疾不能进膳，盥漱如初。”这些史实说明，梁武帝沈迷于佛教已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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