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书·武帝纪》的后论里，姚思廉分析了侯景之乱爆发的原因，他说：“（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遂使滔天羯寇，承向掩袭。”姚思廉把梁武帝将朝权交与宠臣以至政治混乱作为侯景之乱爆发的原因。而李延寿在其创立的《南史·贼臣传》的后论中则如此分析：“于时江表之地，不见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释教，外驰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不备不虞，难以为国。加以奸回在侧，货贿潜通，景乃因机骋诈，肆行矫慝。”此论认为，梁武佞佛不问政事才是侯景之乱产生的根源，奸臣专权则为次要原因，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
李延寿对“八书”中宣扬佛、道思想的论述一概摒弃不载，仅举《南齐书·高逸传》后论以说明：“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从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亲，施舍惟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山，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鸽。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南齐书》作者将儒、阴阳、法、墨、道等诸家学说要旨与佛教教义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各家思想皆被佛教所包容的结论，可谓佛法无边。从李延寿没有采用此论可知，他是反对《南齐书》作者这一崇佛观点的。
通过比较看到，李延寿在“二史”中对因佛教流行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弊端，特别是对社会经济所遭受的破坏，表示十分关注，并感到忧虑。他指出佛教流行的严重后果，是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存亡，可见李延寿反佛态度是很坚决的。
上面所列论的内容，是经过“二史”与“八书”的初步比较之后而看到的在“二史”中所突出的内容，它说明作者本人对这些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比较中，发现“二史”具有如下特点：
1.从“二史”采用的修史方法看，李延寿是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来说明问题，同时溶入自己的修史意图，反映了“二史”寓论于史的特点。
2.从“二史”所突出的内容看，李延寿抓住了南北朝分裂时期历史的特点，突出了唐初统治者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有关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反映了“二史”对我国传统史学中“殷鉴”思想的继承。
3.从“二史”所体现出的思想看，李延寿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二史”欲摒弃“八书”中杂揉的各种非正统思想，在史学领域恢复传统史学的思想倾向。
从“二史”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中清楚看到，李延寿修撰“二史”之宗旨，就是要写出一部不同于“八书”的、采用正统儒家思想来描述历史进程与评价历史的、足资唐初统治者借鉴的一部历史教科书。
注释：
①参见《北史·序传》卷100。
②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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