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女史身份，据《天官冢宰·女史》条郑注：“女史，女奴晓书者。”贾疏：“亦女奴晓书者为之。”孙诒让《周礼正义》亦云：“女史，女奴晓书者。”按女史所司，职掌广泛，身份比于大史，地位相当尊贵，但为什么让“女奴”担当？为了考稽这个问题，必须从周初的风尚礼习及我国古代史官的产生谈起。
在殷末周初之际，社会风尚礼习中仍保留了大量母系社会的残遗。尤其在一些宗教活动中，有大量关于女子主祭的情况。西周铜器《伊生簋》铭文有“伊生乍女{K1C405.JPG}彝”。《庚姬簋》铭文：“庚姬乍{K1C406.JPG}女宝{K1C405.JPG}彝。”按其铭文，均为女子主祭时所铸礼器。在一些古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女子主祭的情况。《诗·采蘋》：“于之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奠，丧祭也；宗室，宗庙也，先祭于宗庙之内，后祭于宗庙之牖。尸，主持也，谁主持这次宗庙祭祀，则“有齐季女。”《国语·楚语》：“夫人作享，为巫史。”鲁穆姜称：“享，嘉之会也。”（《左传·襄公九年》）它指的是祭祀盛会。《穆天子传》记盛姬死后，“天子王女叔{K1C407.JPG}为主，天子口宾之命终丧乱。”郭璞注：“叔{K1C407.JPG}，穆王之女也，令持丧终礼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巫儿事证》称：春秋时鲁国曾“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白虎通·嫁娶》亦有：“妇人三月奠莱子庙”的周代礼俗。可以看出，周代女子主祭，而且是由有地位有文化的妇女充任。根据女子在殷周主祭情况，考察“女”字，当另有新解。《说文》谓：“女，妇人，象形也。”案“女”字象形，诸家解说不一。方濬益解为：“此文正象女首衡笄之形。”（《缀遗》卷三）马叙伦解为：“女为奴之初文。”（《刻词·倗女鼎》）田倩君解为“指女子席地而坐自然之形象。”（《丛释·释女》）但俱值商榷。拙意谓：“女”字是由古代社会女人主祭之情况而来。《礼记·昏义》：“夫人荐豆。”豆，《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邢昺疏：“夫人荐豆，以供祭祀。”郭璞注：“豆，礼器也。”“女”字形即为女子手执礼器，跪献主祭之状。（可参见《殷虚文字甲编》1265号及《克鼎》中之女字形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女子在社会生活中与宗教联系较为密切的情况。在文献和金文记述中，除了女子主祭，也还有女祝女尸等。我国古代史官的产生，是由原始社会末期宗教人员蜕变而来，即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安书》）那么，同其它史官一样，女史亦当源起于古代主持祭祀，占卜祝巫的女子，参予这些活动的周族妇女，是不可能成为女奴的，那么，这些主持祭祀的女子，又是怎样转化为“由女奴晓书者为之”的女史的呢？
归安吴氏所藏西周“庚赢卣”一器，先后被一些金文专著所著录。铭文中有：“佳王十月既望，辰在乙丑，王{K1C408.JPG}于庚嬴宫，王{K1C409.JPG}庚嬴历，锡贝十朋。”庚嬴为女子人名，嬴读为嬴，嬴为古代姓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春秋秦、徐、江、黄、郑、莒皆嬴姓国。”西周初，东夷有盈、嬴二姓氏。庚嬴为嬴姓国中女子，她被“锡贝十朋”。吴荣光云：“赏贝者，受贝盖微也。”（《筠清馆金文·小子射鼎跋》）可见庚嬴地位卑下。应为周公东征时从东夷嬴姓国俘虏之贵族妇女，依循女子主祭的礼习残余。为主持祭祀之人。由此而论，女史最早的来源亦当是对外战争中俘获的那些有文化、从事宗教的女子，所以她们既能“晓书”，又是“女奴”。这种情况在后世及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中亦可以找到孑遗。《资治通鉴·晋纪》称：“孝武帝宁康三年，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阉人即宦官，选拔宦官及女隶传经习学，无疑是备后宫所用。作为这些时期的宫廷女史，也无疑是产生于这些经过传经习学的女隶之中的。随着奴隶制的消亡，封建时代的女史开始由民间选拔而来。《女官传》记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有中使选民间淑女入宫……，称女君子，亦曰太史。”《胜朝彤史拾遗记》：“彤史者，后宫女官名也，其制选良家女子之知书者充入。”不过后世女史的职掌远不如《周礼》中记述的那样广泛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对女史一职的设置、职责、人数、品秩、起源等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可知女史当源于奴隶社会中从事宗教活动的女奴，它的职责范围经历了一个逐渐缩减的过程。虽然它的身份由先秦史官而逐渐转化为后宫化的散职人员，但它对后宫帝王起居的记载导致了后世起居注的修撰；它对后宫的记功司过以及记述天下女子节行导致了列女传类的著述。从这些方面而论，我们应在史学发展史上给女史应有的地位。另外，从这自商殷到明清一直承续的女史设置，也可看到古代女子地位状况演变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