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鉴”就是以史为鉴。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国古代，取鉴是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史学的脉搏，它的跳动，能敏锐地反映出外界对于史学的影响和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如同其他学术思想一样，我国远古时代，虽有本氏族、本部落的历史口传，但是，殷商以前的古人并没有为我们留下直接的历史记载，所以，本文的分析，从殷商时代开始。
（一）萌芽时期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准的限制，商代是全民尊神事鬼，十分迷信。《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到，商王是事无大小，都要筮、卜的。纣王在商朝将灭亡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①可见在殷人的心目中，人的作用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为鬼神所代替，就是史官也是巫史不分，既从事历史记述，又与鬼神交通。因此，他们留下的册、典，也就必然会有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以“人”的往事为“鉴”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出来。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活动的某些片断，几乎都与鬼神、上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尚书》的一些篇章，如《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勘黎》以及《微子》等五篇，虽经后人加工润饰，基本上还是商人的作品。《高宗肜日》，是祖已对殷王的谏正，却时时称“天”，没有一句谈到王的经验教训。《盘庚》篇中虽提到“先王”、“先后”的地方有十多处之多，却是利用人们对先王的崇拜心理，来劝说、恐吓众人迁都。他们是把先王看成象上帝和鬼神一样能降祸福于人的。
由此可见，商人虽然“有册有典”，但由于整个社会笼罩在鬼神的迷雾之中，在他们的册、典里，却找不到明显的取鉴意识。不过，取鉴意识的萌芽或朦胧意识，是以逝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成败得失，作为现实行动之参照的一种思想，它应包含两个基本的思想环节：第一，在时间上是指过去；第二，在内容上是过去人们的活动，而不是鬼神的活动。据此，《尚书·盘庚》篇曾十多次抬出先王的幽灵来为迁都寻找根据，这就具备了第一个思想环节。可是，由于殷人抬出的这个先王带有明显的非人性质，又不具备第二个思想环节，所以，殷人的取鉴意识还只处于朦胧阶段。后来，周人继承了殷人这一朦胧自发的思想因素，又在相当程度上除去了殷人取鉴意识中第二个思想环节里非人的内容，就使他们的取鉴思想成了一种自觉的思想。
（二）初步形成时期
公元前十一纪，周人代殷。西周统治者基本上继承了商代统治者的天命观，却又注入了“民”的内容，怀疑天命的永恒性，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是现实政治变动的直接反映。过去夏、商的统治者都大力宣扬他们是承受天命来统治万民的，但是，前商之代夏，后周之代商，都相继受于“天命”，所以，西周统治者回顾历史时，便感到“天命靡常”②，“天不可信”③怀疑天命，在周初成了一股新的思潮。天命既不可信，维护统治的基础在哪里呢？这就是“民”的力量。周灭商时，大批纣兵“前徒倒戈”的严峻事实，就使西周统治者感到“小民难保”，对“民”的力量必须高度重视。
这样一来，在周初就发生了一场从对彼岸世界神灵的绝对信奉，转到对此岸世界治民经验的探讨。周人在不否认“天命”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民”的重要。周公说：“天惟时求民主，”④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⑤“天听自我民听。”⑥直接将天命与民心结合起来，将天意看成是民心的集中体现。因此，周初的统治者反复强调要“保民”，要注意“民事”。《尚书》里保存下来的西周初年的政府文告，几乎每篇都谈如何治民。其中《无逸》篇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要“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立政》篇说：“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国语·周语上》也说：“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子子孙孙永保民。”⑦
为维护对民的统治，使民俯首听命，西周统治者还将与“民”生活相关的意识形态都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如音乐舞蹈队每行八人叫一佾，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⑧。其他如堂屋地基的高度，各种称呼等等，都作了新的规定。“述往事”的“史”，也应为政治服务，不应单纯地叙述祖先的业绩，而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的取鉴思想便产生了。
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从维护统治出发，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⑨。毫不含糊地表明，他要以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作鉴戒。《尚书·无逸》篇记周公谈话，他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论证“无逸”的重要。文章列举商代中宗、高宗和祖甲三代作正面典型，说他们“时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了解疾苦，“不敢荒宁”，勤于政务，所以享国日久。然后，又列举殷之后王为反面典型，说这些后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所以享国日浅。这样鲜明的对照说明：“生则逸！生则逸！”文章最后还感叹地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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