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周公以往事为鉴的种种作法，也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把历史知识运用于政治的最早、最详细的例子。但是，以史为鉴的思想，这时已不限于周公才有，而为各方上层人物所认同。《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国语·楚语下》也说：“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都提到以往事为鉴戒的重要意义。
在这种风气的引导下，“述往事”不再仅仅是氏族、祖先业绩的单纯传诵，而且还要强调鉴戒。这股风气还随着王室的分封和周王室的巨大影响传到了王室以外的诸侯国，因此西周王室到诸侯国都以谈论鉴为时尚了。
《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百工谏、……瞽、史教诲，……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有不悖”。朦、瞍、瞽、史等在君王身旁，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历史事实以规劝、匡正君王，还有专门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能事的书体-“箴”。据《左传·襄公四年》载，晋国的魏庄子劝晋侯不要攻打戎狄时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谏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牝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可见，这种《箴》不重历史的一般记述，而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为统治者借鉴。
当时诸侯国的“史”也注重发挥这种功能。《国语·楚语上》载：“庄王使傅太子”。王就太子教学内容问申叔时，申叔时为之开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部文献。韦昭注：“《语》，治国之善语也”，“《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可见，楚国也有着意总结历史经验教，以供统治者鉴戒之书。《左传·襄公三十年》：“季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史官所以被咨询，也是因为他们平时述史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缘故。
尽管由于文献不足片，周朝鉴戒的具体内容难以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周代是取鉴思想的自觉表述期，周人是取鉴思想最初的明确者。这种思想确立以后，就不断地为后世所继承、发展。
（三）全面发展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春秋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他们谈论历史教训，仍然围绕“敬德保民”来进行。自从周初统治者把“敬德”引入政治思想领域，后来已转化为人们行动的道德准则，如忠、孝、贞、信、敬、仁、义、勇等，由于这时已进入奴隶社会末期，人们从这些道德观念出发去褒贬人物和评论历史，所维护的便是腐朽的奴隶制度。至于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他们树的虽是“敬德保民”的旗号，总结的却是敬德保民而霸的经验和制造打击别国的根据。行将倾向的奴隶主阶级是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的。
战国是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礼崩乐坏”的历史大转变时期，各国争相变法，实现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中，历史经验显得非常重要。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政权和谋求统一，尤其需要借鉴历史。因此，这个时期史学著作犹为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其中，楚威王压傅铎椒因威王不能尽观史书，而采取政治成败事迹编撰而成的《铎氏微》，以及赵孝成王相虞卿撰记春秋战国政治事迹的《虞氏春秋》，代表了“采取成败，刺讯国家得失”的史学趋势，明确了着重“述存亡之征”为封建史学方向和史鉴的内容。
西汉王朝的建立，是新兴地主再次统治-的伟大创举。为避免秦王朝迅速覆亡悲剧的重演，西汉统治者对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多方位的总结。在反秦斗争中追随刘帮的陆贾，奉刘帮之命“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⑩，是为《楚汉春秋》，受到高祖刘邦的称赞。此后，在汉初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经过数十年发展，为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伟大历史家司马迁就负担起了“究天人地，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2）的历史任务，偏撰出了史学巨著《史记》，为我国史学树立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榜样。
东汉为封建史学的确立时期。为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需要，这时侯的封建史家负担了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总结西汉一代兴亡经验教训的历史任务。而东汉初年的班固和东汉末年的荀悦，他们分别通过对《汉书》的编撰和改编，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儒家正统思想也因此最终取得了对史学的绝对统治。
两汉以后，我国经历了一个龙争虎斗，以战阵为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封建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民族关系由矛盾斗争走向融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个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或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历史根据，或为自己争取历史地位，都对修史非常重视。一头脑清醒的统治者，更需要史学为其总结经验。因此，这个时期虽是争战不休，史学却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取鉴的内容较以往更为广泛，取鉴的宗旨也更为明确。尤其是范晔提出的“正一代得失”（12）最早明白地提出编撰历史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史学指导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唐代前期是封建史学进行巩固和进行初步总结的时期。唐是继隋以后建立的新王朝。摆在唐初统治者面前需要总结教训的大问题是：强大而统一的隋朝，为什么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呢？新建的唐王朝会不会重蹈秦、隋二世而亡的覆辙？唐太宗与大臣们曾反复地讨论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要认真总结随亡的历史教训，使新兴的唐王朝长治永安。作为唐初统治集团中重要决策人物的魏征，更是以他修史的实践，作了严肃的回答。
魏征在唐太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奉诏组织领导梁、陈、齐、 周史的总论和隋史的序和论。他在主编的《隋书》中，总结历史经验，突出的特点是：第一，以隋为鉴别，也就是以亡国之君为鉴。第二，修史要与求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寻求现实的治国方法，因此，修史也要“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从而达到“以诏王治”、“以逆官政”（13）的目的。
总之，魏征监修五代史，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关于“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4）的修史宗旨。由于把亡国之君作为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他就是从反面为唐太宗提供了一整套值得汲取的治国方略，从而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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