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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的学问家——沉痛悼念张金光老师

2013年9月2日7时,我们敬爱的张金光老师因病去世。这是国际汉学界、中国史学界、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他的仙逝,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爱可亲的长者、一位诲人不倦的师友、一位乡音未改的同乡。让我们沉痛哀悼,祈望老人家安息。
       张金光先生,1936年12月18日出生,山东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张街村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秦汉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汉学研究》(台湾)、《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三等奖多次。专著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张先生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山东阳谷农村,从小爱好学习,初中时热爱数学且数学成绩突出,但高中时却突然转向,酷爱文史,随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进行正规的史学训练。他勤勉刻苦,废寝忘食,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大学毕业前便有两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发表。毕业后分配的工作有违先生的志向,且收入难以养家。返乡使他丧失了一切读书研究的条件,近二十年的乡野生活让为学变得遥不可及,生存成了最严峻的问题。“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家庭频遭不测之祸,六年之间,连丧四位亲人,此外他还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时竟到了拆梁换棺的地步。对于那段让人由希望转向失望的往事,先生微吟:“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1978年先生报名并轻松考取了山大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但是身担家庭重任,求学之心与现实生活让他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自己不灭的为学之心,另一方面是家中严酷的现实,子女众多且年幼,妻子身体不好。无奈之下只好半耕半读,开学报道后就请假回家务农直到放假前夕,连最后的毕业论文都是在家里床头上写的,这样的生活,留校任教后也没有改善。再到后来,全家进城求生,子女成家立业,始终生活在奔波操劳之中。
      张先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有志于“成一家之言”的先秦、秦汉史学者,又是一个支撑多口大家庭的农民。他常言“为学”、“学术研究”是他的“宗教”,是他的“生存方式”。他于贫寒中,以独立之精神,勤勉读书,却因时运不济而疏离于学问;治学之路一波三折,进退维谷,饱受命运的捉弄;他于古稀之年,边带孙辈边做学问,却踌躇满志,在片刻宁静中尽显其学问的厚重与新锐。志于学,勤于学,困于学,成于学,翻开他的过去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虽然为学之路崎岖坎坷,但却勇于创新。在他这里,学术之成就与生活之艰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常说“人生为学易,求生难”。他总是在逆境中求生存,于夹缝中做学问。
    逆境面前,他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学术讲座上,他是学者、教授,头戴一顶黑色圆礼帽,身套一件黑色旧风衣,条理清晰,见解独特,侃侃而谈。在马路上,他是一个老农,是为生计挣扎的普通人。在家中,他首先是爷爷,照顾着众多孙辈,小的还上托儿所,大的读中学,60岁开始学习电脑的他常常被孙儿搂着脖子在键盘上敲下他思想的火花。他始终困于学,但在与生活的搏斗中,学问的花朵就这样在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悄然盛开着。
    《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系先生积二十余年之心血结晶而成。全书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另辟蹊径,走创新之路。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系列范畴概念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这些新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实践历史学”等原创性核心范畴、概念。该书1987年完成,到2004年付梓出版,中间辗转十七年,终在文史哲研究院的支持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获广泛好评。
    2008年12月先生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BZS025),最终成果被鉴定为优秀。2012年10月,该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3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讨论的“王土”、“皇土”问题,“实田”问题,“邑”与“社”的问题等,都是具有前沿性意义的学术问题。该成果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新见解,不仅对于秦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势多所探索,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亦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观点。
      2011年度6月,先生的《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等秦简的比较研究》再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项目编号11BZS036)。临终前,先生忍着病痛完成了这部书稿,遗憾的是他不能亲眼目睹该项目的结项书和专著的出版了。
    先生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超越,“学术研究贵在为新”,要有新的见解,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学术研究又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学术研究薪火相传,后人超越前人是很自然的现象。每个人在学术研究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要有自己的里程碑,要甘做学术研究的铺路石和后人进步的肩膀,要对得住自己的学术良心。做学术研究要有一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境界,要首先自己满意,能说服自己才行。 要发挥个人的良知良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很多创造性的东西、闪光的东西,不少情况下是在积极思索过程中豁然开朗获得的。老老实实研究探讨问题,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不为一些成见所束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方法,方法和过程是不可分的,没有研究过程的方法和没有方法的研究过程都是不存在的。
    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发表的观点,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已发来唁电,对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 
    先生理论修养深厚,视野开阔,博闻强记,学风谨严,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重经世致用。先生胸怀坦荡,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不趋时俗,不宥于传统,不宥于自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其学问人品,高山仰止,堪称楷模。
    敬爱的张老师,安息吧! 
    2013年9月2日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