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要死的，这，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我将六十，满在花甲之年了。亲人师友不在了，但求生前无愧于心而已，表面上的东西，大可不必太在意，尤其不要伤心，伤自己。参加黄先生遗体告别，气氛所感，情不自禁，悲从中来，泪欲夺眶而出。我原在历史系混饭吃近二十年，落荒而逃，今十多年了，回首往事，还是跟历史系感情深。这还不是现在的认识，自离开之日，人或问我“单位”，我总是理直气壮：“历史系。”“系”早就成了历史文化“学院”，积习难改。我总是说“系”。除了个别人断交了，我跟历史系许许多多人，包含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自以为关系还可以，他们不在了，还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总得表示心意。上次，刘念先老师不在了，旭晖到处打电话找我，我在美探亲，江明代我去刘老师家吊唁，参加遗体告别。朱先生不在了，明天遗体告别，要不是晚上路过杨老师（存堂），我根本不会知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对于外面的世界，感觉总是太迟钝。一心只读手中书最要紧。黄先生昨天早晨不在了，今天晚上21：00，要不是王晖专门通知，我根本不知道。旭晖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跟朱先生黄先生的关系，也可能人事忙忙顾不上，忘了。我不会在意，计较这些。怪只怪我太粗心了。昨天，我从黄先生家楼边的路上过来过去几趟，一次还碰见曹维安和宋永成站在路边说话，维安还手指着给我说：我在那里去看了。不远，周晓薇和王七一神色异常，跟一群人走过，我跟他们连招呼也没打。何必客套、寒暄，浪费人家宝贵的时间。不久前，我在万邦书城，碰见他俩，七一还仔细给我讲了他宝贝女儿的学习情况。两次好机会，都让我的坏脾气错过了，失诸交臂。多亏王晖是个有心人，我跟黄先生的关系，他清楚一些。
黄先生熬过坷坎，熬了二十多年，从交大调到师大，是史念海点的名，我知道。史老先生称赞他的学问，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王仲荦称赞他的学问，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所以，当有人对黄先生的学问甚至人品，说长道短，妄加评论，甚至恶意中伤，我据事据理，严加斥责，不怕伤了和气，不怕与之断交，因为我自以为了解一些基本的事实，能做出基本不差的判断。图书馆举行珍藏善本展，历史系人去参观，黄先生亲自讲授，如数家珍，目光炯炯，极富神采。旁边，有人正用金子的数目估量着善本的价值。我当然更愿意听黄先生。郭琦介绍他是藏书家，他是又确乎远远超过了藏书家。话不在多，在到位。那天，他讲的时间不短。他没有发胖，我跟他开玩笑，那“美丽形象”，跟后来有如霄壤。人天永隔，看着他安卧在玻璃罩子里，我不忍细看。先闻其名而后见其人，眼看这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第一次见他。怎样来往起，今已不复记。反正，他没有住进专家楼，名气远没有大起来之前，有几年，我对他的拜访相当频繁，大都是晚上，在家里。有时去了，他还没有或正在吃晚饭。一边说话，一边吃饭，我见识了他对肥肉的嗜好（如同对钢笔和香烟）过程。谈话的主题是学问，有时竟会谈至凌晨。言不及私。他早知道我是个工人，除此对我个人的一切不知。不问。说及童书业童先生，他自己给我讲童先生把女儿嫁给他，他给童先生洗脚那些事情。他痴迷于书和学问，身在坎坷而不自知，时间过的很快。他能“美丽形象”久久保持，秘密大约在此吧。
跟他谈，比读他的书和文章，更容易使人增加对他的钦佩。难怪金冲及对这位学长称赞有加。跟他谈，我才相信，“照相机式的记忆力”，确实是有的。黄先生读书多而且快，面广，看了，记在心上了。他不做卡片，最多夹张纸条，要用，一找就行了。他的清史，十分了得，知之者，恐不多，不知指导过研究生做这方面的论文没有。写文章，他学顾先生吧，明白畅通，深入浅出，删繁就简的本领，为北大校庆而作的关于百年文献学的总结，在在可以证明。臧否学人，口无遮拦，或引起非议，其实只要了解他这个人就可以原谅了。他没有吾人之世故，循古人“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之训，眼高手高，视学术为至高。无论任何人，不管是泰山大人，还是陈寅恪，遵循的都是同样的标准。我正是从黄先生那里，懂了一点陈寅恪。寅恪先生文集没有行世之前，他发愿自己要编陈先生文集。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似懂非懂，我拜读了《史语所集刊》和《燕京学报》上所有陈寅恪的文章。他给我吟诗，吟白居易的的诗，有生以来，就听过那一次，现在还能看见，听见，沉浸其中，低低的声音，很美妙。他的诗才，我一无所知，知之，始于一首题画诗。我们岐山老前辈郭子直的弟弟，原跟胡佩衡学画，英年早逝，留下一幅青绿山水，几十年了，郭老先生珍藏着，郭先生跟我是忘年交，有一次我去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少有的高兴，郑重其事，打开画，让我欣赏黄先生的诗，得意地看着，我惊叹，明白了一回什么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终于明白了，这位我们岐山人的骄傲，为什么非要等黄先生题诗，那么有耐心，一等就是一两年，自然，黄先生诗才过人，却不滥用，硬凑，灵感不来不写，自己不满意不示人。黄先生写文章很讲究，怎样谋篇，布局，了然于心，一气呵成，再静下心来，看，改，这他都给我讲过。可惜我太愚钝，看事太仔细，视写文章为畏途，至今不得其门而入，徒望洋兴叹而已。
政治方面的事情，黄先生一本正经，跟我谈过几次。我的思想多属于应该批判肃清的自由化之列，我对先生不隐讳，先生不以为忤。先生给我讲的那些政治，我当时不认为有啥错，多少年了，至今也这样认为。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那种责任感，使命感；为教书育人，积累文化，发展文化，那种干劲，精神，吾人自应继承，像黄先生这样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老成凋零，无可如何。
黄先生搬到专家楼以后，我心依旧。不过，联系越来越少了。黄先生声誉日隆，学生多，事多，太忙。我曾请求他节劳，他已属于“珍稀动物”了，需严加保护才是。有人“评职称”，我给黄先生打电话，请他记下名字，画圈。这样的“特权”，本人行使过几次。他知我不会荐人，滥用他的信任，所以我请求，他照办。我亲眼所见，有些昔日学生，年龄不轻了，见了老人家，还不免要战战兢兢，颇以自己有些特权而自豪。有几位大教授，还想走我的门子，前去拜望，甚而想入非非，想求墨宝。见，没问题，墨宝的事最好别开口，连我也没开过口，不过我得到过老人家的恩赐了，一个条幅，两首七绝，全出诸先生手笔。老人家确乎老了，2005年4月11日，路遇黄先生哲嗣寿成，他喊我：你还不去向我爸爸要书。我当即去了他们家。黄先生的书，我差不多都有，他或送我，我有求他必应。两次搬家，有的丢了。有一两本，被人硬拿走了。这一次，老人家赐书四本：（1）《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2）《文史存稿》；（3）《古文献学四讲》；（4）《黄永年印存》。谈话约两小时。兴之所至，随意而谈，除了似乎约略有一点浮肿，我竟没有注意其他变化。靠思想精神生活的人可以长久地活着，直至现在，我很难把黄先生跟“死亡”联系起来。听说，他近来龙体欠安，我没有在意，年龄大了的人，谁能无病呢。前不久，南方报业集团记者来西安，采访“文化名人”，辗转问我，在师大采访的对象，我首推黄先生。黄先生自应现身说法，发挥作用。春节到了，应该看望一下老人家。还想不知该送一点什么可心的小礼物，让老人家高兴高兴。去年春节时，2006年1月28日，我去拜望老人家，老人家将刚出版的《学苑与书林》，工工整整，签名送我，一如往昔。投桃报李，今年去了，说不定还有好书等着哩。我属于不可救药的“好书党”。黄先生清楚，一如我清楚知道这么一位“藏书家”。不过，老人家似乎不喜欢这个雅号。他煞有介事，正告我，以后不许这样叫了，万一强盗知道了，闯进来怎么办。他把那最心爱的宝贝曾拿出来示人，不过观者不能摸，而且不能走近，只能由他一手掌握，小心翼翼地给观者展示。他曾告诉我，他的藏书若捐献，不会给陕西，只会给北图，北图条件好，行家多。为了防止他会疑心我是“卧底”，我到他家，常低着头，不旁顾，连他架上的书瞧也不瞧。这是真的，不是玩笑。否则，非门生故旧，他老人家怎么会信任我，爱护我？
我做黄巾，不止一次，向黄先生讨教。我也不止一次给老人家说过，我要做秦俑，老人家听了，赞成。见面不止一次问起进展。我是口头革命派，二十年过去了，进展还是大零蛋，山穷水尽，也得有个见面礼啊，我老是大零蛋，自己先不好意思去了。黄先生给我讲过他由尊经信古到接受“古史辨”观点的过程。接受以后，一直没有改变。我自己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认识则几经反复。据中华版《史记人名索引》，“黄帝”（含黄老）“轩辕”在《史记》中凡七十七见；我通读一过，又补进两处，总计七十九见。相关的段落我全部抄录，一一比照。凭我那一点本事，曾对《史记·五帝本纪》的黄帝本纪的每一个字，都下了一番功夫，初步的印象，要证伪，难度要比证实大得多。因为这个问题，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晚近跟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国家行为纠缠到了一起，因而产生多方面的连锁反应。黄先生的观点，一如既往，明确，不容含糊，吓得我见他更少了，见了不敢说了。如果我非不可救药的口头革命派，而真能拿出像黄巾式的成果，老人家怎么说呢？蒙森在他的《罗马史》第五卷中说：“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的源泉。的确，二者极为相似。”然而，人天永隔，老先生走了，我还是不要想象的好。“历史”事实是，他恩赐我的条幅，涉及我者，只是黄巾和秦俑，对黄巾的评价显然过高，只能当作老人家对渺予小子的一种鼓励和鞭策，结结实实，把秦俑的文章做出来而已。
说到条幅，我要比郭老前辈幸运多了，我没有等，甚至没有求，他做好诗，写好，让而二强送到了教单二楼我那12.5m²的家里，时间大约在1990年及其从前。黄先生的另一半，是黄先生当时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评价，弥足珍贵。为了忘却的纪念，照录如下：
知君熟读两京书
共话黄天我不如
多少嬴秦中羡事
探微又博一轩渠
寒柳高文日月光
韦郎卷子亦评量
只今耆旧贞元尽
还拈遗篇说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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