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0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前人说：“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此说应很久远，在宋代大儒程颐的口中，已是“古人言”了。与高人晤谈，本是难得的机遇。是否获益，则全看缘分。有缘则能有所悟，似知似觉之中，学问已经长进，往往胜过自己读书。 余生也晚，不少大师已归道山。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不叩不鸣。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又错过了一些机会。大学毕业后，渐有所悟。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非浅。在美国念书时，蒙吴老先生介绍，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回国之后，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 然而机遇总是有的，回四川大学任教后，承好友先容，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面聆雅教，确有听一言胜读十年书之感。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或也希望道术能传，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常去请益；驽钝如我，亦觉学识皆进。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有时兴之所至，竟自扶杖扣门，说是“来看看你好不好”。那时我住五楼，先生已年逾八十，拾级而上，即使体力能支，亦非老人所宜。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惟自己文债日多，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在川大念书的时候，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传闻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四川大学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吴天墀是最好的。两位老先生都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不问可知。那时只听说先生在49年前曾任县长，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第一届国大代表，遂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那些年能有工作名曰“参加革命”，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后经徐中舒先生援引，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才稍稍回归史学，然亦长期不顺。 后来与先生接触稍多，才知先生任县长之前，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说他“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若不计事功之大小，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从来不必有专长，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以过去的观念看，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中略知其经历，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一书，始知先生的人生，远更坎坷，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1912年生于四川万县，七岁入私塾，八岁父亲就去世。入小学后，时断时续，辗转多校。甫入中学一年，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只能在同学扶助下继续学业。适逢过年，竟无家可归，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人生冷暖，集于一日，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得其资助，读完中学，又考入四川大学。也因此，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然先生仍以“浦帆”为别名（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寄寓其怀乡之情。万县古为南浦郡，先生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不料帆从南浦起，飘泊此一生。无家之乡，终生难归，只成一位“从名份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言似平淡，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先生虽家境不好，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读书经历，他自己说得较少。惟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必以能文称；尤其旧学渊深，诗做得相当好，得蜀中士风之正传。如1962年初春曾有《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寂寞守空斋。春风岂虚到，柳眼又新开。竞食鹅儿闹，窥帘燕子来。陈编看不厌，暝色上莓台。 时先生落难于川大十四宿舍，那是一片由过去火柴厂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须用公厕，先生所居小屋，适为其邻。地面潮湿，杂草稀疏，藓苔错落，实非宜居之地（莓台既是用典，也是写实）。而其诗不怨不怒，字面疏淡，有老杜之风，所谓“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陆时雍语）。不见其人读其诗，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逢“九一八”事变，遂有书生报国之志，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又学习世界语，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如卢剑波、巴金等，都曾是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仿佛相隔甚远，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飘泊少年，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已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却又是现代的，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习世界语，参加青年党，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先生1934年考入川大，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是国民党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风格的统治）。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此前入川的红军，也带来很多新风尚，不过其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而四川的青年党，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这类“地方性知识”，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上发表的《张詠治蜀事辑》，便是一篇学以致用的力作，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深具上述的“地方性知识”。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特别表彰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之意。 文章指出，历代“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故“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思安恶危、趋乐避苦，本人之常情，蜀人自不例外。而其被“处境”驱之乱，乃因“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先生晚年修改此文，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惟张詠守蜀，擘画经理，能洽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 此所谓蜀人之“处境”，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context，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山川修阻”，仅是自然的一面；“上下之情意易乖”，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任何时候，若治蜀得人，便可消除“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也就不会出现“乱先而治后”的现象。反之，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无怪不久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作他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此前两人并无过往，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我的猜想，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1940年秋的事，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为大人物写讲演稿，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此乃双向的选择，起草者不仅要能写出讲述者的心胸思路，还要后者能接受、能认同。如先生晚年自述，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还要言之有物，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表现自己的才华”。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而吴先生本通人，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毕竟素怀经世之志，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集结起来，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了。我也曾向先生言及，但先生说并未留稿，一笑置之。想想也是，若曾留下，历次“运动”岂不更添罪状，恐早难生存了。惟雁过留痕，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遂在1944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至抗战结束后，先生自动辞职卸任。中国的传统，能读书也就能做官。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百里之才”，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芦山就是最近地震的那个县，地处偏远，民风骠悍，产鸦片，匪盗出没，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有老师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据说先生笑了笑，然后回答：“不会做，做不好。” 这话要细心体味。吴先生在1946年曾撰文说，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体貌较前丰腴，“于是我才感悟到，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可知“不相宜”的觉悟还是后出，此前并无太多不称职的感觉。“不会做”意味着必曾努力尝试，“做不好”则既是述实，也含谦逊。实际上，先生在同一文中又说： 生活在内地的多少带有农村气息的小城市中，物质的享受和便利种种固说不上，但邻里往还，情谊是亲切的；彼此内心都能关照，精神上不感孤立迫胁；人格所能代表的价值，相当的被人公认，信用也能流通无阻。尤其是我们若能置身于乡野之间，绿畴平衍，苍穹悠悠，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活泼丰富，自由自在，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窒碍系缚”。 这应当就是不久前在雅安、芦山的生活体验，只要步出衙门，心思就会得到解放，是颇足留恋的记忆。不过，所谓小城生活不感“窒碍系缚”，是广义的；若仅言政治社会，先生终感其陋浊，乃抽身他去。 离芦山后，吴先生回成都教书数月，又赴上海任职于前川大老师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这是一个青年党的文化机构，先生当时已涉入党务渐多，被选为中央检审委员，后并以青年党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为中华民国制宪。不过，也是在此期间，先生进一步感到自己不适合干政治，乃就商于适在南京的老师徐中舒，希望回川大教书。在徐先生支持下，很快落实了教职，正式结束了参政的活动，回到教书治学的生活。那一年，先生34岁。 然而，终因曾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在天下巨变后，先生遂不得不办理“自新”登记，成了“管制分子”，日常“学习改造”之余，只能以拉架架车（板车之一种，窄而长）为生。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佛学大师王恩洋致先生诗中“能死非勇能生勇”一句，稍可领会。人生不顺，若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便无所谓什么“求生的本能”。那时的存活，是名副其实的苟活。所谓忍辱负重，有些人靠修养，有的人靠责任感（因还有家人在），的确需要勇气。 以后见之明看，先生少负才名，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若潜心学植，专意研究，或早已硕果累累，似乎有些可惜。惟不曾落难之人，不容易了解一份优厚的薪水对身负养家糊口责任之人的吸引力。而国难之时，国家民族和乡邦的召唤，更让有志者无法拒绝。抗战期间，亡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读书人。 书生报国，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是另一取径，且更直接。先生素负经世之志（他后来从一生读书教书的刘咸炘那里看出其“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若非心同理同，焉能见此），高中时便开始参加青年党的活动，投笔从政，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而且，在时人眼中，吴先生本非所谓“迂儒”，读书时就是学校中著名的干才。他大学毕业时，便被校长张颐介绍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里任“座谈会”干事，与包括张颐本人在内的名流一起受薪议政。尽管先生自己很快感觉不适，又回到川大历史系任助教。但在张颐眼中，先生显然就是想要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 我的感觉，吴先生的议政从政，既不是向往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澄清天下，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一次次的参与，一次次的退出，终于让先生明白，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吴先生的笔记中，曾抄录老师常乃惪的一段文字：“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故“必有伟大的生命力，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这其中正有以史经世之意，颇与吴先生的心灵相契。吴天墀先生的生命历程，适可验证最后一语。至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不敢云有心得，或另文表述。 《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杨泽泉著，自印本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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