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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学勤奋的先生，佩服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和当代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几十年来，先生先后出版的各类著作有近四十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提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学术见解。如，以诗证史，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直至近现代方大显于世。
9月5日晚，突接 先生学生的电讯，云卞先生已于当日11时许仙逝于南京，惊愕之际，追问再三，知先生确已遽归道山，唏嘘不已，痛惜学界失去了一位忠厚长者，自己少了位亦师亦友的忘年至交。
读先生的著作，仰慕先生由来已久，但与先生直接打交道，那还是在进入中华书局，尤其是进入《文史知识》杂志社以后。记得是在2002年，我当时还在中华的一图书编辑部工作，社里转过来一部名曰《六朝史籍与史学》的书稿，书稿正在审读和与作者商讨修改加工过程中，很快就收到了卞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充满了对本书作者的期许和本书的推介以及一位资深学人对中华书局的由衷赞美和期待，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直接交往，深切体会到了一位老人对当代学术发展的关切和对年轻后学的关爱、提携之情。其后，与先生的书信、电话联系日渐密切，每次通话，听着先生用洪亮、和蔼的扬州普通话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提出的一系列颇为不着边际的学术问题，那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后来因工作变动，我于2004年下半年有幸进入《文史知识》杂志社工作，与先生的交往更加密切，因知晓先生人生际遇非常丰富，于是就试着约稿，让先生写一些学界前辈治学、交往、生活方面的学林逸闻，先生愉快地满口应允。时隔不久，就收到了先生寄来的手稿。稿子寄出三天，先生特意打来长途电话，从他自己的文章内容，一直谈到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些不良倾向，通话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我多次要求给先生拨回去，先生都执意不肯。交谈中，先生对《文史知识》珍爱有加，多次感谢向他赠阅《文史知识》，说：每月收到《文史知识》，都是戴了老花镜，泡一杯绿茶，坐在冬青书屋的沙发上，惬意地把她读完。初期，我从这个刊物上读前辈的文章，如同亲受一次教诲。现在我从这个刊物上读朋友的文章，如同见一次面，进行学术交流；读新秀的文章，使我开阔视野。在现今商品大潮冲击的浮躁环境下，你们《文史知识》仍然坚守学术与普及并重这块净土，并能一直保持几万读者，对学术发展真是功德无量。因为她的读者多，影响大，所以我愿意把我认为重要的稿子，投给你们，如果写的文章只有几个人看，那又何必呢！先生的这番话，既是对我们《文史知识》同仁工作的奖掖，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有力鞭策。先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几位不用电脑的学者，稿件全部用钢笔手写，极为认真，由于经过了多次修改，所以稿子中勾乙之处很多，后续补充的一些重要的资料，都采用剪贴的方式，黏在不同的部位，整篇稿子充满各种颜色，就像一件百衲衣。先生对学问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8月，有幸与先生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一个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与先生朝夕相处，视我如老友，无所不谈，亲自聆听先生的多方教诲，受益匪浅。了解了先生颇不平凡的成长经历。先生于1924年6月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出生两个月父亲即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他，靠为邻居做针线的微薄收入生活。母亲爱子心切，却无力为他提供好的教育。在他五岁时，原本不识字的母亲，每日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他。先生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样伟大的母爱中完成的。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经历，先生一生都感念他的母亲，事母甚孝。抗战期间，扬州沦陷，先生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由于当时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因此在高中毕业后，为生计所迫，先生18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就职于一家小银行。工作之余，便去图书馆看书，并节衣缩食买书。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进入北京一家银行工作，北京图书馆又成了先生经常光顾之所。后受知于著名史学家金毓黻，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久，即跟随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协助范老搜集资料、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从此转入古代文史研究。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先生也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在章士钊先生的力荐下，回到北京，辅助章氏完成《柳文指要》的撰写。70年代末，先生回故乡的扬州师范学院工作。四年后，先生奉调北京，进民建中央工作。1984年，离京南下，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从此，将研究重点从唐诗转向唐传奇。先生为人低调、谦和，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甚重感情。每谈起他的老师范文澜，总眼含热泪，于范老对他的知遇之恩感激至深。
对于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取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并引用章士钊的话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认为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同时又认为近代以来，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先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时期的国学研究，也应该肩负这些历史使命，让其带着我们这代人的贡献，走向未来。
先生以自学起家，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地转益多师，终于成为文史兼通的大家。先生的独特经历，不仅使他深知求学的不易，而且没有门户之见，特别对那些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更是大力扶持，乐于提供帮助。先生认为，自学成才需要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契合，二者缺一不可。所谓主观条件，指的是自学者要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勤勉刻苦的精神，坐得住“冷板凳”，甘于寂寞，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有所成就。所谓客观条件，指自学者所处之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所接触的人和物的影响等外在因素。所以治学勤奋的先生，佩服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和当代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几十年来，先生先后出版的各类著作有近四十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提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学术见解。如，以诗证史，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直至近现代方大显于世。今人多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先生经过悉心搜索，认为早在陈氏动手写作之前二十五年的1908年，二十五岁的刘师培就在《国粹学报》（四十六）上发表了《读全唐诗发微》，文中列举十九例以示范，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唐诗可与史书互证的主张。再如，对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论者以为其前期诗作以讽喻、感伤、闲适为特征，后期以律诗、格诗歌行杂体、半格诗为主，无意于讽喻，先生以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中的相关论述为基础，以白氏晚年的诗作《思子台有感二首》为例，进一步发挥，认为其晚年仍关心国事，有讽喻诗创作。并将该诗与晚唐郑还古《望思台》、许浑《读戾太子传》、温庭筠《四皓》等诗作进行比较，认为白居易晚年的政治见解是高于郑、许、温三人的。于前人或他人所不到处别生只眼，洞察并揭破学术研究之幽秘，使读者耳目一新。
晚年，先生又推出《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书中对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大师的师友之情、学术业绩、治学方法详细载述，具有极高的学术史价值。书中对诸位大师的爱国情操和治学修身尤加推崇。如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以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等，这都体现了先生本书的要旨：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由于该书旨趣所限，于近现代学林的许多逸趣多有取舍，因此我曾多次与先生商谈，欲让先生进一步深入，系统介绍近现代学术大师们的交游逸事、学林掌故，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不意先生因偶感小恙而遽归道山，人仙永隔，愿先生天国之路“谖草”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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