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丹 张健摄
    本报记者 刘放
    看过陈仲丹教授的简历，人们一定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学的是世界史，而近年频频在一些高校论坛或图书馆的公益讲座中，演讲的却是近现代史。而他自己对此也坦诚相告：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涉猎，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他甚至还会告诉你，在南大和一些别的高校博士生论文答辩中，他在世界史专业，只是一个普通的评委，而在中国历史的一些博士生的答辩中，却被评审委员会推选为主席。这实在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至少说明，这些史学界的同行，对他的“不务正业”是投赞成票的。也说明，做学问，要善于融会贯通，在自己建立有一定根基的平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另辟蹊径，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柳暗花明境界。
    在昨天的演讲间隙，他给记者谈得很多的却是和平学的研究。
    什么是和平学?和平学与他的世界史有关联吗?
    我们祖先早就有非常丰富的和平思想
    陈教授讲，和平学，又称和平研究，是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并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新分支学科，也是一门显学。近年一些年轻的教授，也都很愿意进行接触。顾名思义，和平学研究的是化解国际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内容既有理论层面的宏观探讨，又有对典型个案的具体分析，因而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冷战终结、局部冲突加剧、不同文明间碰撞更趋激烈的今天，对和平问题进行研究就更显出其时代的迫切性。
    和平学大概是1959年开始出现的，满打满算，至今也不过六十年。这个年份，是挪威一个名叫约翰·加尔通的教授，他在他的祖国创办了国际和平研究所作为一个标志的。他本来学习的专业是社会学，后来，因为对这个新的问题有兴趣，就创建了这个学科。加尔通先生终生致力于这个事业。当了很长时间的所长以后，他还创办了一份非常有名的杂志叫做《国际和平研究》。这是行业中最著名的杂志。另外他还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他还创办了一个叫“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机构。他一辈子有50多部专著。最主要的一本叫做《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这本书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了，改名为《和平论》，在南京出版社出版，译者就是陈仲丹。陈仲丹教授讲道，这本著作可分为四个理论：第一个是和平理论，第二个是冲突理论，第三个是发展理论，第四个是文明理论。这样就从理论上来研究和平问题。
    我们中国以前没有和平学，但是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早有非常丰富的和平思想。所以陈仲丹发现加尔通提出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加尔通有一年到拉美国家去，两个国家有边界纠纷，请他去调解。他后来就说很难说明各自的理由对否，就把这个地方变成自然保护区吧，暂时搁置主权，双方也觉得非常妥帖。和平学者不但从事理论研究，还从事和平的实践。所以，加尔通教授是比较有名的甘地(音译)奖的获得者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我们祖先，比如孔子的“仁者爱仁”等，这些说法跟西方的说法有相通之处。
    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陈仲丹教授讲道，加尔通教授来过中国多次，但是很奇怪，各个中国学校请他讲学的时候，请他讲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却并不讲和平学。因为中国需要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去年，加尔通教授来南京的时候，他们请洋教授讲和平学，表明我们国家也在重视这个研究了。结果，洋教授第一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感到很震惊。洋教授第一个提出来，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和平学思想：“可以说中国在这种现代思维方面有几千年的丰富经验，而西方只有200年的经验。中国很谦虚，但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他承认从和平思想来讲，虽然和平学是一个理论，是从外国来的。但是和平研究的思想理念在中国要比西方丰富得多，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主流学派如儒家、道家中都有丰富的和平思想的来源。洋教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注重和平要注重整体平衡。他觉得对和平学研究来说，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认为中国的和平思想跟中医差不多。
    在《和平论》中有六种文明，其中提到中国文明，加尔通教授认为中国的文明中强调中庸和适度，这是比较值得研究的。
    不打仗就是和平?和平是政治家的事情，跟咱老百姓无关?……如果谁还这么想，那么这人也许就有些落伍了。为适应和平学的迅猛发展，南京出版社率先在国内出版了《和平学研究系列丛书》18卷本，包括《和平论》、《和平学》、《和平档案》等，引起了文化出版界的震动。“积极和平”、“结构暴力”这些概念正悄悄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陈仲丹教授是丛书的主编。
    考文垂给我们的启示
    陈仲丹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西方的和平理论相比，中国传统的和平思想更多注重将“和”的追求与个人的修为结合在一起，强调“内省自明”、“不为己甚”，要求个人注意约束自身欲求，做事不走极端。关于中国的和平思想，他还整理出版《圣贤讲和录》一书。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和平学思想和实践，系统引介西方的和平学可以帮助我们反观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构建我们自己的和平学大厦。近年来和平学在国外发展很快，仅美国就有100多所大学设置了和平学专业，日本建立了10多座和平博物馆。而我们国内，所做工作大多集中在揭露战争罪行方面，还没有大学创建和平学研究的院系，这与国际上的相关发展有相当距离，也与我国历来注重“和而不同”的深厚文化传统以及近年关注“和平崛起”、创建“和谐社会”的趋势不相适应。陈仲丹教授眼下正全力以赴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陈仲丹教授说，南京曾惨遭日本侵略者的屠城，而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至今仍拒绝承认历史，我们揭露战争的罪行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揭露战争罪行当然重要，但仅仅局限于揭露战争罪行显然是不够的。 2004年，他在英国考文垂大学研修和平学时发现，除了揭露、控诉和声讨，也许还有其他追求和平的方式。考文垂在二战中，全城被德军的炮弹炸掉了2/3，当年的废墟至今尤在。然而，考文垂二战后却与德国的德累斯顿结成了友好城市，因为考文垂人认为，德累斯顿也几乎毁于战火，相同的经历会让双方对战争罪恶有着相同的思考。现在考文垂成了国际和平学研究中心，各种各样的和平学活动非常多，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非常深入。作为一个南京的学者，陈仲丹正尽自己的努力。他认为做这样的学问，才是最有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