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徐文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吴平虽德高才博，然生不逢时，倍受时人排挤，郁郁而不得志，最后怀道而亡。既然在这段隐语中也讲到了袁康死于战乱，此处又提到吴平怀道而亡，很显然，书中末篇绝非出自袁康或吴平之手，而应为他们之后的人所为。”笔者认为，这句话虽与上文相接，但笔锋已转，内容是对袁康生世的评述，而不是指吴平，徐文的推论难以成立。若把这句话与最后的一节文字联系起来，意思就显得明白而通畅。“明于古今，知识宏也；德配颜渊，不可量也。时莫能用，龠口键精，深自诚也；犹子获麟，丘道穷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贤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宝也；覆以庚，兵绝之也；于乎哀哉，莫肯与也。屈原隔江放于南楚，自沉湘水，蠡所有也。”很显然，这是对袁康生世的评述。首先，称赞袁康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可与圣门颜渊相匹。《本事》称《越绝》作者“有大雅之才”，在这里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其次，深深感叹袁康政治上的失意。他本来德才兼备，若得明主赏识，定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做出一番大事业。但聪明才智不为人识，得不到发挥，他本人又不愿屈从，故不得不离开欲效命的主人，伏窜自容。空怀子胥的忠心与才智，最后却被迫走屈原、范蠡的隐退道路，他心有不甘，故要借著书“述畅子胥，以喻来今”，表明自己的抱负与失意。《本事》在假托子胥可能是《越绝》作者时，曾极度发挥其怀才不遇、“怨恨作文”的思想，大概是袁康苦闷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袁康记述吴越史事的真实动机。最后，交待袁康之死。关于“年加申酉”，因申、酉不能组合成年代，前人没有解说。其实，若把申、酉放在一天的十二时辰之中，便不难理解，申、酉正是指一天中黄昏前后的一段时间，在这里显然是暗指人到垂暮之年。本书《记地传》中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用法与此正同。“年加申酉，怀道而终”，是说袁康到老年也未能施展报负，怀道含恨而终。胡应麟据“覆以庚，兵绝之也”推测袁康死于兵祸，或有道理，因为这时正处于两汉之际的战乱时期。若把这节文字理解为对吴平的介绍，不但很多地方解释不通，与“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以及下面的文字也不相连贯。
“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这句话颇耐人寻味。若把它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联系起来，显然这位“友臣”是指吴平，即吴平曾对袁康的原《越绝》进行了“文属辞定”。但若仅限于此，似乎还提不到“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的高度。为确解其意，有必要对外篇辑录者《本事》和《篇叙》的作者做一番考查。“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说之者见夫子删《诗》、《书》，就经《易》，亦知小艺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说者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这段话说得很明确，外篇非一人所作，是辑录而成。但谁是辑录者呢？没有明言。笔者认为，这位辑录者就是《本事》和《篇叙》的作者。《本事》和《篇叙》分别是今本《越绝书》的序、跋，序、跋“辞义相同，体例相一，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徐文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本事》上述文字对外篇的辑录特征（非一人所作）、辑录方式（删定复重）、辑录动机（明说者不专）和辑录作品的内容特征（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都做了详尽、明确而且肯定性的交待，核之于今本外篇，完全吻合，如果不是出自辑录者本人之手，后人恐怕很难归纳如此确切，况且这段文字也是自述语气。据此，有理由认为序、跋作者就是今本外篇的辑录者。
原《越绝》即今本内篇严格断限于勾践时代，而辑录作品即今本外篇中的《春申君》记述了吴越亡后楚封春申君于此时期的故事，《记地传》和《记吴地传》则分别记述了吴越二国的历史脉络及其这一地区在东汉以前的历史演革，可以说这是对原《越绝》所述吴越史的历史演伸；其他各篇内容在时空上虽与内篇相同，但具体表述却有很大差异，也可看作是对原《越绝》内容的补充或存异。外篇辑录完成之时，袁康已“怀道而终”，原《越绝》也早已定型传世，就象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一样，不论是记述内容上的缺漏还是断限上的不足，都已无法挽回，而由于“友臣”辑录外篇的成功，原《越绝》的先天不足得到了弥补，才没有继续存在《春秋》绝笔于获麟那样的缺憾。这才是“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的全部含义。外篇辑录者就是这位“友臣”，即吴平本人。下文中有“后生可畏，盖不在年”，可知吴平在完成辑录作品时年龄不大，与袁康相差悬殊。所以，从对袁康的帮助而言可以算作朋友，而以年龄论则是晚辈后生，故自称“友臣”。《本事》和《篇叙》既然是今本《越绝书》的序、跋，则吴平就是今书《越绝书》的最后完成者。《本事》介绍了内经外传体例，也正说明这一点。至于序跋把介绍重点放在原《越绝》上，是因为原《越绝》本是一部独立著作，辑录作品不过是作为它的附录存在而已。总之，吴平曾帮助袁康修订原《越绝》，又辑录他人作品对原《越绝》进行补充，把辑录作品与原《越绝》合编为一本书，分别称内经、外传以示区别，最后统一为全书写了序、跋，形成了今本的规模。
“览观厥意，嗟叹其文；于乎哀哉，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喻来今。经世历览，论者不得，莫能达焉。犹《春秋》锐精尧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于五经，齐德日月，比智阴阳。《诗》之伐柯，以己喻人。”这是吴平对在原《越绝》基础上完成今本《越绝书》动机的交待，正与上文“友臣不施，犹夫子获麟”相衔接。首先，他对原《越绝》非常赞赏，认为它的行文和立意都足以与《春秋》并列。其次，吴平感叹象《越绝》这样的著作流传经世竟不能被人们理解。因此，吴平要对其进行承补和阐释，并想尽一切办法抬高其地位，希望能够得以广传。至此，我们对序、跋作者偏重于介绍原《越绝》并故意制造假托之辞以及编造隐语等等良苦用心之举，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除上面的暗示性自述外，吴平对自己介绍不多。“后生可畏，盖不在年。以口为姓，万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应也。”虽然年轻，但也同袁康一样，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并且也是怀才不遇。
至此，《越绝书》末篇末节文字已基本清楚，只是也没有交待最后成书时间。徐文断定为“东汉末年至梁代的某一个时期”，主要论据有二：一是认为“百岁一贤”是指吴平生活于东汉末年，而“怀道而终”是指吴平之死；这是误解，己见前述。二是《后汉书·郡国志注》中有一条佚文：“《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对这条佚文，王先谦已指出有人认为是“传写误也”④；可信与否，笔者不敢妄断，却也不愿使用这条作为或者是佚文的孤证。因缺乏直接证据，笔者试谋一间接途径，或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今本《记吴地传》中纪年至建武二十八年，外传是吴平辑录而成，显然这可以作为判定《越绝书》最后成书年代的上限。原《越绝》“经世历览，论者不得”，三十年为一世，从“更始之元”算起，吴平写作《篇叙》应在建武末年，正在二十八年之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同为吴越史著作，内容大部分相同，凡相同处文字也基本一致，应该说二者之间有某种相承关系。从内容上看，今本《越绝书》的内外篇，基本上全部见于《吴越春秋》，凡仅见于二书者，文字完全相同；又见于前人著作者，《吴越春秋》往往同于原书，而《越绝书》则多有改写痕迹；《吴越春秋》又明显多出许多篇章。从体例上看，《越绝书》虽有内经外传之别，其实只是在原《越绝》和辑录作品之间的划分，与内容无关，各篇相互独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必然联系，只是一连串历史故事的并联；《吴越春秋》则不然，在时间上分别以两国君主的在位时间系统纪年，把各种本无确切纪年的历史故事分别系于某君某年，尽管排列未必可信，但在体例上却体现为系统的编年体史书，在空间上内吴外越，绝无错杂，又是典型的吴越国别史。总之，《吴越春秋》在内容的广博和体例的严谨方面都明显优于《越绝书》。《吴越春秋》，东汉赵晔著。赵晔卒于章帝七年，《吴越春秋》成书必早于此。赵晔也是会稽人，与袁、吴同域，生活年代也相近，若吴平辑录外篇于《吴越春秋》成书之后，他应该有条件见到此书并吸取其优点。但在二书比较中，很显然是赵晔借鉴了《越绝书》，而不是吴平抄袭了《吴越春秋》。据此，可以断定《越绝书》最后成书的下限是章帝七年。若扣除赵晔著书的时间，《越绝书》的最后成书年代似可定于建武末年至明帝永平年间。
综上所述，今本《越绝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应分为两部分，袁康在两汉之际著成原《越绝》即今本内篇，吴平又在东汉初年辑成外篇，形成今本《越绝书》。
注释：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五。
②《升庵全集》卷十《跋〈越绝〉》。
③《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六《艺林学山六》。
④王先谦：《后汉书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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