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在欧洲产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不同的发展。在欧美，史前考古学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支，研究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历史的考古学属于古代史研究的范畴；在中国，考古学一直被囿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为主题的史学体系中。将考古学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地位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归属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学科目的性、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论，总而言之，影响到考古学是不断发展走向成熟还是固守传统而停滞不前。
（一）
在欧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变革息息相关，实际上正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欧美史前考古学的不断渗透才导致了近代考古学不断变革，朝着科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19世纪进化思潮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也渗透到人类文化科学领域。在达尔文确立了生物界进化论的同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文化进化思想理论成了科学战胜《圣经》的文化观、进化论人类学认为，人类各种族心理文化本质的一致性导致文化发展单一性、单向性，由简单到复杂有着共同的演化历程，如1860年德国人类学家巴斯典（Bastian, A）在《人在历史中》提出了人意识、智力进化观，1865年人类学之父泰勒（Tyc,L.B）在《人类古代史研究》中表达了人类文化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虽然达尔文进化论和人类学进化论从理论上分别论证了自然的人和文化的人的进化过程，但已成为人类历史史前期的远古人类及文化的进化历程需要一门新兴的实证科学去揭示，近代考古学正是适应这一学术思潮而被刺激生成的，又以其大量确凿的具有时间深度的材料证明了进化理论的最终胜利，但是，19世纪的进化论人类学家多是一种书斋思考的人类学家，他们依据不多的材料企图构筑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庞大体系，刚刚产生的近代考古学受这种倾向性影响，企图利用当时有限的材料建构全球范围史前文化分期或一致序列。如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John Lobbock）旧、新石器时代分期，法国莫尔蒂耶和步日耶的欧洲旧石器时代分期被看成全球旧石器分期的统一标准。这是欧美史前考古学产生初期的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人类学界出现了对过多主观性、宏观性的进化论的反叛，主张对不同种族文化作客观实证的调查访问和记述，重视个案文化的经验考察，要求建立各地区自己的文化模式，研究不同分类文化，这就是历史学派人类学，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鲍亚士（Boas）历史特殊论和欧洲的文化圈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人类学的描述主义决定了这一时期刚刚产生不久的近代考古学走向田野，注重实证描述与分类研究，而不是据有限材料就企图建构全人类过去的蓝图。作为近代考古学的两块基石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这一契机中得到了长足完善，这无疑是考古学的一种进步。在美洲，多尔（W.H.Dall）是第一个试图用地层学原理来建立地区文化编年的人，1877年他就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史前贝丘遗址发掘，建立了海岸期、渔业期、狩猎期序列；历史学派人类学大师鲍亚士的学生盖米奥（Manncl Gamio）和另一位历史学派大师克鲁伯（K.L.Kroebcr）的学生纳尔逊（N.C.NelSon）都是进行这类研究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欧洲，门京（Mcngin,O），用传播理论解释考古材料，将全部人类文化归结为旧石器晚期三个独立的地理类型传播的结果。这一时期考古学注重描述、分类和考古学遗存时空排列即谱系，正如历史学派人类学中的民族学家作了大量的民族志材料积累一样，历史学派人类学中的考古学家在欧美等地作了大量调查、发掘和分类描述式的整理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物志，如北美大量土墩墓的发掘和分区分类，中美、南美史前文明发现和记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粱思永、夏鼐、曾昭燏等正是此时留学欧美的，林惠祥在菲律宾接受的也是这一特征的考古学，他的导师拜耶（Bcycr）就是以东南亚、大洋洲史前石锛分类学成果而出名的美国人类学家。
本世纪20、30年以来，人类学理论出现了新的反叛，功能--结构主义和文化生态学兴起，并直接支配欧美史前考古学的深刻变革。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和布朗（Radicliffc-Brown）是功能主义的奠基人，功能理论强调文化是满足人的生物需要而创造的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新的环境以及维持这种环境的制度规范，是某种静态和稳定的整体，文化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制约，强调整体观；布朗更进一步强调共同体文化的系统结构或社会体系。30年代，功能--结构主义人类学传到美国，马凌诺斯基和布朗相继到美国讲学，马凌诺斯基晚年还住在美国，美国的功能结构学派实际上是从这两位大师理论中脱胎出来的，代表人物有考古学、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cdfield）和伊根（Eggan）以及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和默顿（R.K.Mcrton）。斯图尔德（J.Stcward）文化生态学认为不同类型文化或社会对不同环境的调适需要不同行为方式，文化所有方面以及同生态之间在功能上相互依赖。功能--结构理论和文化生态学的整体观、系统观使得30年代以来欧美史前考古学迈向一个更合理更科学的层次。正如功能人类学对历史学派人类学纯记录分类的民族志方法不满足一样，史前考古学出现了对前一阶段仅仅强调时空分类描述的谱系研究的不满足，要求对所记述文化遗存进行内涵和功能的系统阐释，要求考古学者不但对物感兴趣，而且对人感兴趣。在美洲，进行这种尝试的早期代表是1936年斯特朗（W.D.Strong）的《人类学理论与考古学材料》一文；1938年马丁（P.Martin）用雷德菲尔德功能概念解释史前石屋的规模、形式和内涵；泰勒（W.W.Taylor）1943年提出用人类学模式组织考古材料。典型代表是威利（G.R.Willey）在秘鲁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从注重单纯的器物转变成以遗址和遗址群为单位进行综合研究。吉本（G.Gibbon）将聚落系统分成经济技术亚系统、社会亚系统和观念亚系统。经济技术亚系统是共同体对付自然，是资源、技术、劳动综合满足人群需求的方式；社会亚系统是关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是共同体内部整合一体化；观念亚系统是试图通过祭祀布局、艺术、陶瓷、建筑、墓碑研究，获得共同体世界观方面的线索，又称认知考古学。要进行详尽全面的聚落考古学复原，就需要能反映共同体原貌的系统信息，谱系研究者对此并不关心，因而聚落考古学刺激了大量自然科学定量分析技术手段运用于考古发掘中。在欧洲，提倡并实践了聚落考古学的是柴尔德（V.G.Childc）和J.G.D.克拉克（J.G.D.C.Clark）。1936 年柴尔德在《史前学变化中的目标》的演说中提出要从器物中寻求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他还倡议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的系统综合研究。克拉克1952年在《史前欧洲：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强调详尽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协作去获取复原史前社会的系统信息，强调对社会文化演进和生态关系研究。必须指出的是，聚落考古学是在欧美史前考古学谱系研究阶段建立了完善的文化遗存时空框架之基础上进行的更深层的研究，许多提倡聚落考古学的学者本身就是进行谱系研究的大师，如克拉克就对欧洲史前文化类型、分期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之，起于30年代的欧美史前考古学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功能--结构理论，文化生态学影响下走出了谱系研究这一传统局限，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面，开拓了考古学家视野。聚落考古学使考古学从拘泥于类型学、地层学这一获取材料的技术手段上升到古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提高了考古学的合理性科学性。
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19世纪古典进化论经过历史学派、功能--结构学派人类学的抨击后，在西方人类学界几乎黯然失色，但在同时。某些人类学家却在顽强地为进化理论辩护，并不断进行修正，使得6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进化理论又在人类学中死灰复燃，这就是新进化论，代表人物为柴尔德，怀特（L.Whitc）和斯图尔德。柴尔德用考古学上反映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论证了进化学说；怀特的进化观体现在文化唯物论和能量学说上，文化唯物论的中心概念是确认技术进步是文化发展的原因，能量学说依据不同文化每年每人利用能量多少以及摄取能量的技术效率来衡量文化进化水平，因而是一种普遍或一般进化论；斯图尔德用文化生态学理论论证不同文化进化历程，因而是多线进化论。考古学最有潜力为进化论作贡献，因为考古学涉及的历时、年代学同进化的动态尺度有关，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19世纪中叶在古典进化论刺激下生成。随着新进化论的产生，考古学家在60年代以来出现了对以个案文化研究为特征的聚落考古学的又一次不满和反叛，他们试图总结个案遗址和地区性研究成果，开展比较考古学研究，了解人类文化演通则，这就是新考古学，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宾福德父子（L.R.Binford& S.R.Binford）和英国的大卫·克拉克（D.L.Clarkc），新考古学在探讨一般法则时使用了全新的研究设计和方法，即假设--演绎--论证方法，新考古学者称之为科学（即自然科学）方法，是为了寻求考古学具有自然科学式的合理性、严密性和科学性，避免归纳法从材料到结论过程中的主观想象和半神话状态的成分。必须指出的是，新考古学并没有否定它产生发展的基础，而是对传统考古学固步自封的不满和超越，因而其科学性、合理性更是建立在坚实的以地层学、类型学为核心的谱系研究基础上的，正如新考古学家托马斯（D.H.Thomas）在《推测过去--人类学的考古学导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古民族学家在进行古代文化面貌的探索之前，必须牢固地把握时间概念，……如果说考古学上存在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律的话，那就是考古学家在认识‘如何’，‘谁’，‘什么’，‘为什么’之前，一定要懂得时间。”同时新考古学更是继承了聚落考古学中的文化生态学方法、功能理论，并完善发展了聚落考古学获取资料处理信息的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探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由于在考古学产生之初个案文化研究极为有限，建立进化历程缺乏应有的坚实基础，经过谱系研究和聚落考古学两个阶段的个案文化的广泛而深入探讨，使得新考古学的法则探讨有了足够的经验材料，考古学学科目的性达到了在新的水平上的复归。
可见，欧美史前考古学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是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不断影响和直接左右下发现了一系列变革的，在考古学学科目的性、研究广度和深度、研究手段方法上不断变革所显示出的阶段性正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进步相同步，考古学越来越取向于人类学，新考古学就是人类学的考古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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