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考古学自从本世纪20、30年代从西方传入后，长期置于史学体系中，考古学为史学中的中国古代史服务。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将考古组置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下，考古组的最初任务是寻找传统史学和金石学上的疑点--甲骨产地问题，殷墟发掘的功绩在于史料的增加。解放前从事考古工作的主要机构除中研院史语所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其负责人徐旭生先生就是研究中国古史问题的专家，他对考古学之兴趣无疑在于研究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就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讲，虽有李济、梁思永学习人类学，却有一批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如董作宾、尹达、郭宝钧、胡厚宣、苏秉琦、马衡，更有一批治金文、甲骨的人如郭沫若、陈梦家、唐兰、张政烺。由于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致力于古史研究，它在考古学家自身观念上已是古代史的实物史料学。解放后这一学科规范仍得以延续并在行政上固定下来。考古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走出古代史研究范畴，高等学校考古学从来就是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或专门化，使得考古学学科目的性、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法论都受到综合制约。
首先，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超出金石学学科角色多远。传统史学的学科规范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实物史料学，考古学本身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变革精神。无论考古学家如何声称其地层学、类型学的独特性，但也只能是获取史料的方法不同，而学科地位使它最终不能逃脱成为史学的附庸，只能说明、补充、修订文献历史的不足，至多是延长了文献历史的编年上限，高等学校考古学教学限于用实物史料充填文献历史编年框架而形成的五大段，而无法探讨考古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身应有的理论方法。其实早在考古学产生之前的金石学就已经成为证经补史的史料学，要是说中国近代考古学同金石学有何不同，那只是获取可靠实物资料的手段上进步，而其作用仍同于金石学。而实际上中国近代考古学同金石学又是一脉相承的，金石学已熔入中国考古学体系中，这已经影响到考古学的基本面貌。金石学注重器物研究，影响到中国考古学至今仍然局限于过细繁琐的器物考证而不能自拔，不能从器物研究走向人和社会的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所列考古学分支学科是史前考古学、金石学、铭刻学、甲骨学、古钱学，显而易见金石学的分量；而列举的35本金石学、“考古学”重要著作中没有一本算得上近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著作，全为古器物学著作。
其次，传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一个封闭的、保守的学科体系，以历史编年、王朝更替，以及所谓“历史性”政治事件研究为自足，拒绝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直接带领着中国考古学家走向封闭和保守。中国考古学缺乏西方史前考古学不同阶段相应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渗透和指导，在史前考古学中也不能运用文化生态学、功能结构理论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因而考古学家本身没有对系统信息的需求，就不能刺激带动获取系统信息的多学科手段、方法的产生应用。考古专业教学一直同中国古代史、古代文献学等“主干”课程放在一起，而缺乏考古学家系统，独立地复原古代社会所需的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修养，造成考古学家狭隘的知识面，只懂得中国历史的夏商周，而无法胜任并组织复原古代社会这样的系统工程。我们虽然承认考古学辅助性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上的落后，不知道先进技术手段并不等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在世界考古学史上正是由于理论的发展才刺激考古学家去开发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我们的考古学并没有一套系统的复原古代社会的程序，不知道这种复原需要从遗址中获取哪些信息，因而对新技术的引进只能是点缀式的、生硬的附录而没有真正熔入到综合研究中去，我们知道，中国考古学的开创人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都是学习了欧美先进的人类学的，但当时国际范围考古学还处于幼年阶段，在历史学派人类学影响下局限于谱系研究和传播过程的建构，而在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就同社会文化人类学变革中的多种理论绝缘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基本理论”一项只限于文化圈和文化传播论两条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以共同体文化时空框架为特征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西方考古学谱系研究层次上的东西，那是30年代引入的地层学、类型学基础上经苏秉琦先生完善并于70年代末提出的，其理论核心具有国际范围考古学幼年期特征。我们应在建立了完善的古文化谱系框架基础上探索一整套对个案遗址深刻的整体解剖的程序，从共同体的生态环境，到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多层次有条不紊的客观实证的复原，从而深化考古学研究，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一系统思想和逻辑程序，造成考古遗址中所能获取材料的非系统性和考古信息的巨大流失。如果仍在这个层次上停滞不前，那么我们的考古学家所“复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蓝图只能是一幅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的时空框架。
再次，传统史学强调“古为今用”，强调资治通鉴，强调历史为治国安邦服务，文物用于教化百姓。考古学也就在这种史学宗旨的规范下强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强调考古发现要说明祖国历史多悠久、民族文化成就有多高，对古代某个文化成就在中国范围内起源穷追极求。这种狭隘的学科目的性不但不能发挥考古学应有的学科价值，也不会引导考古学朝着健康有益的科学轨道发展，使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中潜意识地无法摆脱挖珍掘宝思想，强调惊心动的考古大发现，强调从神秘的马王堆古尸到伟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强调从雄伟壮观的长城到诱人的法门寺地宫金银器。这种狭隘的目的性在“左”倾年代达到了违反考古学基本方法地层学、类型学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许多没有受过考古学训练的人员也以激昂的热情投入“考古”发掘，最后发展到了以炸药轰开地层的多快好省的为我们所特有的奇迹。在“文革”社会科学受压制不能发展的情况下，考古工作却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在文革大批判热潮中于1973年《文物》，《考古》首先复刊，各大学争先恐后办起考古专业。这里，我们不能对考古学被异常重视感到不满，而是对考古学本身的学科目的性不明确和庸俗化的反思。考古学客观上能为人民群众揭示祖先文化的灿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成为考古学家心目中追求的目标。
最后，中国现代史学强调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又违反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马列主义哲学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基本的精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切科学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术研究起于解放前，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被认为用“马列主义观点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典范”，该书对日后几十年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研究起到了实际上的指导思想作用，圈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框架。抗日战争时期，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南、西北，尹达来到延安，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第一个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述来解释中国史前考古材料的人，该书对考古学研究起了直接影响。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尤其社会科学领域在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具体学科研究时长期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这种综合的制约，使得我们的考古学者脱离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生搬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展示的原始社会图式和马恩运用欧洲文明史研究得出的国家文明发展道路来切割中国社会历史实际，违背了透过实物史料窥见古代社会原貌、实事求是地探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从而贡献于发展的马列主义的真正马列主义神圣原则。将一种外来模式强加于现实之上，最终导致了否定实际存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的铜器这类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精神的不幸事件。将一种既定的模式作为考古工作的前题，就根本无法总结出中国古代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因为我们的田野资料被有选择地作为具体模式的注脚，最终导致了我们仍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之上。有了教条模式并奉为真理，造就了我们的考古学家不积极主动地探讨客观、实际的中国模式的惰性心理，也就影响了考古学本身方法论的进步，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所提供的考古学信息资源被人为地浪费、流失了。这种研究就象“穿靴戴帽，终是不能深入肤理”（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编者的话》。马列主义理论得不到在实践中发展、完善， 这是马恩经典作家本身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的后辈对唯物史观科学精神的违背。
综上所述，古代史学科体系对中国考古学发展造成了全面制约，使得中国考古学停留在国际范围史前考古学幼年期上而不能深入、完善和成熟，6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是一段曲折、痛苦的历程，是丧失独立性、科学性的过程。最近有机会读到张光直先生《考古学与建设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一文（厦门大学《建设中国人类学》论文集待刊稿），他指出：“安阳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这件事实在把考古学维持在中国史学传统之内上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代科学考古学固然是西方的科学输入的，而中国本部最早发掘的考古遗址是周口店和仰韶村，但中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和作大规模长期发掘的遗址却是殷墟（1928），如果中国考古学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村或其他史前遗址最早进行大规模、长期发掘的话，以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掘很可能会采取相当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学的范畴中走脱出来，而与自然科学作比较密切的结合。但殷墟是历史时代的遗址，殷墟最初的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的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长。李济在他总结殷墟发掘成果的一篇文章里面说殷墟发掘造成中国史学界革命性的变化，但他指出的变化主要是，地下材料的增加，而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在‘累集的史料’。……但他并没有说殷墟发掘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考古学的传统。这是李济的偶然的忽略，还是殷墟发掘在方法体系上仍然不脱传统史学的窠臼，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中国近代学者在安阳与仰韶之间选择哪一个为第一个自己独立工作的地点似乎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却包含了传统史学需要中国考古学家首先去补甲骨金文这段文献历史最缺乏的空白的必然性，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考古学从此迈出了痛苦历程的第一步。
人类学以研究一个小型独立的人们共同体文化为己任，100 多年来积累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多种理论构架从多角度、全方位对文化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进行探讨，考古学与之有着完全一致的目标，因而在欧美，史前考古学就是人类学、否则她什么都不是。要是不合理地将考古学置于一种获取古代史的史物史料的方法的附庸地位，不探讨考古学如何复原古代社会的一套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程序，那已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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