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25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英文标题】The Academic Approach and Sphere of Mr. Ge Maochun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北京 100026
葛懋春先生(1926-1996)是我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坚定信仰唯物史观，虔诚学习马列主义，爱党爱国，赓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在史学理论、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历史科研组织、历史教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理论修养深厚，思维细密，下笔严谨，作品大气；为人率真，尊师重教，不苟言笑，气质高贵，深受史学界尊重，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学术向路 葛懋春，又名方晓虹，曾与庞朴共同使用笔名鲁春龙。生于1926年2月，安徽省肥西县刘河乡葛大郢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946年8月毕业于舒城晓天安徽第七临时中学。同年9月，由于仰慕青岛风光，放弃家乡的安徽大学，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开学后不久，即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组织历史研究会，研读马列著作，师从中国哲学史家赵纪彬。1948年夏，受国民党迫害，流亡南京、上海、台湾。1949年春节后，由台湾返上海转青岛，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继续学习①。1950年冬，参加山东昌潍专区土改工作组。1951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常务编委兼秘书，达六年之久。同时讲授哲学、马列主义名著选、联共(布)党史、中国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课程。其间，师从华岗、杨向奎、赵纪彬，发表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文章运用农村经济理论，分析作者在土改调查中搜集的山东农村资料，论证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其后，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探讨上，在《历史教学》、《文史哲》、《大公报》上推出了几篇颇为醒目的文章，同时与赵俪生、赵宗复进行了学术讨论。1953年，应华东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先前论文的基础上，编写了《基础和上层建筑》(1954年9月出版)一书。三年之内，七次印刷，印数超十万册，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最高理论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是青年葛懋春激情澎湃、展露才华、奋发有为的时期。当时，山东大学名师云集，气氛激昂，思想活跃。他置身于浓烈的马列主义学风中，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教学与宣传，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塑造全新的学术样态。他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在自觉顺应并推进新政权总体政治格局的思想指导下，大力促进学术繁荣。他在总结华岗的学术贡献时曾说，华岗这一时期论著的根本特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历史实际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②。华岗的这一特点，也正是青年葛懋春的特点。华岗、赵纪彬是葛懋春先生终生尊仰的学术导师③ 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的工作情形时，葛先生说：“华岗同志是山大兼任教授，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师，我因为听他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鲁迅研究等课，经常向他提问，同他比较熟悉。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兼任《文史哲》杂志常务编委和秘书，彼此接触机会更多。”“我那几年习作的稿子，没有一篇不是经过他审阅修改的。我的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是我的处女作，记得就是由赵俪生教授推荐，经过华岗同志审定，在《文史哲》第一卷第三期上刊登出来的。”如果说华岗在解放后有学术传人，葛懋春先生当名列前茅；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有华岗一系，葛懋春先生应是重要成员。 华岗是《文史哲》杂志社社长。每次召开常务编委会前，葛先生都会向华岗汇报对稿件的初审意见。耳提面命间，他的理论水平迅速提升。《文史哲》的编委大多数是山东大学文科各系教授，皆为饱学之士。葛先生与之共事，可谓出道之初，即置身于第一流学林。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密切地与著名教授如童书业、陆侃如、冯沅君、杨向奎、赵俪生、吴富恒、萧涤非、黄云眉、丁山、高亨、王仲荦、高兰、殷焕光等人交往，学识大进。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史哲》是衡量我国学术状况的重要窗口。杂志所刊登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重要文章，主要是由于华岗的积极策划、推动和领导，但也凝聚了葛先生的心血。《文史哲》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批判胡适学术思想的学术期刊。据葛先生说，从1952年到1954年，《文史哲》涉及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六篇之多，1954年第5期还特别发表了童书业《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学术思想》的文章。批胡适、树马列，是华岗一以贯之的学术宗仰。所以，葛先生后来指出，从《文史哲》很早就批判胡适可以看出，该刊1954年发表李希凡、蓝翎轰动全国的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绝非偶然，而是华岗办刊思想的必然。它既不是“作者奉命写作”，也不是“编者奉命刊登”，而是“解放初期山东大学的师生，联系学术界实际，批判唯心史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葛先生平生的“精彩”一笔。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介入，这一事件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但是，葛先生很少对人提起这一事情，从未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他说：“《文史哲》常务编委会发表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它后来在思想界产生多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连《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知道作者的通信地址，《文史哲》编辑在接到该报长途电话询问作者通讯处时，还不知什么原因。这说明《文史哲》发表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什么精巧安排。但是应该承认它和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比较重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比较重视刊登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文章是有关系的。”④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李希凡后来也回忆说：“学兄、老友、《文史哲》当时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先生在通信中，劝我仍可业余写作，鼓励我继续给《文史哲》写稿。寒假期间，我就整理了关于《水浒》问题的几篇文章，并把其中与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讨论如何评价《水浒》的一篇寄给了懋春”，“可以看出，不拘于权威之见，鼓励争鸣，在华岗校长和我的老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办刊思想里，是非常自然的事”，“随后，我与蓝翎合作，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文章，也曾想向北京文艺刊物投稿，探询了一下，没有回音，我只得又把它寄给懋春，恳求母校的支持。这就是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据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后来讲，发表这些文章，是经过《文史哲》编委会讨论通过的”⑤。他还说：“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懋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懋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1953、1954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载《文史哲》1954年第4期)；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寄给他寻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懋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⑥ 1957年夏，葛先生下放青岛郊区农村劳动。一年半后，被派往枣庄煤矿，主持编写《枣庄煤矿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1959年秋，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进修，随冯友兰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约每周在冯先生家开会，边讨论，边请教”。1960年秋后返回山东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单独或与庞朴联合发表论文，积极参加文化遗产问题讨论，对胡适、张东荪、梁启超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评析，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文革”中，被定为山东“小三家村”、山大历史系思想史讨论班黑店的主要成员，在恶劣环境中编辑《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此外，还参与编写了《商君书选注》、《商君书新注》、《商君书评注》等论著。 “文革”后，葛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高峰。他接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出版了解放后第一部史学理论专业大学教材《历史科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另与项观奇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姜义华主编《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后出版项观奇所编《历史比较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历史计量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主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与蒋俊、李兴芝合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还先后担任了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主任、系务委员会主任，华东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是葛先生这一时期治学的基本特征。他的基本史学思想，反映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 葛先生父母弟妹均侨居美国，生活富裕⑦。改革开放后，三个子女亦赴美学习，事业有成。先生与老伴郑莹先生独守“空巢”，许多人劝他们赴美定居。后赴美探亲，许多人料想他不会回来了。谁想，1990年夏，已经严重患病、讲话困难的葛先生，竟然插着导尿管飞回国内。当时笔者在北京迎接，先生竟老泪纵横，猛然喊到：“我想家！”1996年7月19日在济南去世，享年70岁⑧。 二、史学理论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葛先生就曾与庞朴先生编纂《历史科学概论大纲》。粉碎“四人帮”后，他是最早倡导史学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最早推出相关成果的历史学家。他在国内最早招收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最早组织学界力量出版《历史科学概论》教材。他很早就敏锐地看到，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他是我国史学理论界有代表性的知名学者。 葛先生之所以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与他敏锐地看到了时代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密切相关。他观察到，1978年以来，围绕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发展规律性、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历史理论问题，以及史论关系、历史和现实政治、批判和继承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亟须通过史学理论建设来推动和规范。他还注意到，随着国外史学方法、流派、理论研究的进展，史学理论的视野已经大大拓展，再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大声呼吁，要加强大学的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尽快扭转史学理论的边缘学科地位。 什么是史学理论？葛先生认为，“它应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各国史学理论的实践、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特别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它同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理论的基础。因此，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加强，首先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史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特别要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史学原著的研究，以便从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分析历史的；同时，还要研究近百年来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对于五四运动以后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也应加以总结。其次，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还必须加强研究中外史学史、深入研究地主、资产阶级史学，总结中外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汲取其中合理成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需要结合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在实际教学和研究中已经提出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探讨”⑨。 上述思想，表达了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史学家的基本共识。据葛先生的助手项观奇回忆，20世纪80年初，葛先生专程到北京拜访尹达、刘大年等人，听取他们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应该说，这一基本思想，既反映了葛先生等人既有的知识结构、学术宗仰，也反映了历史变迁对其固有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依旧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也力求适应形势的发展，有所拓展和前进。因此，在原有的宗旨下加入开放的特质，成为葛先生等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学术取向。 上述宗旨和思想，集中体现在1983年首版的《历史科学概论》中。这本书是1978年受教育部委托，由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合作编写的。葛先生任主编，谢本书任副主编。初稿写成后，曾于1980年12月召开讨论会，同时印出试用本，在部分高等院校试用⑩。全书的特点，一是宗旨明确，体现为对唯物史观的坚守，以及对唯物史观框架内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阐述。二是理论性强，至今依然不失其思想的深刻与绵密。三是重视对中外史学理论史的总结，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 在一些人心目中，葛先生思想偏“左”。是否如此，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纯粹真诚，勤奋攻读，是将其作为真学问来做的，思想并不保守。在1983年4月举行的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呼吁，就是“编辑史学理论研究丛书和史学理论译丛”。“尤其要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以及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的系统介绍，以便进一步评论其得失，汲取其中合理成分。”他的呼吁，得到周谷城、白寿彝等著名学者的支持。其后，他与姜义华会同茅家琦等人，领导项观奇编译出版了《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计量研究法》，可谓开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风气之先。同时，他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领导出版了《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中国现代史论选》(11)等资料集。他说，人口增长和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历史教学中如何贯彻爱国主义等问题，都应该参考中外史学思想来加以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山东大学历史系即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演了一出令人称道的“三国”大戏。山东大学的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受学界重视，饮水思源，应归功于葛先生。那时，学界流传的史学概论教材，除葛先生主编的一种外，后来又有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这些教材各有偏重，风格不同。为此，葛先生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其他时代、其他阶级的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论”。“它既有别于解放前出版的那类仅侧重讲史料考证和历史编纂的史学概论，又不是中国封建史学概论、中国近代史学概论或其他具体的某一时代的中外史学的概论”，“是历史科学学”。因为有这样的界定，葛先生主编的教材以思想性见胜，而不以历史文献学与编纂方法的阐述为特质。书中对历史科学认识特点、研究方法、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等等的阐述，达到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事实证明，注重思想训练，对于培养学术独立分析研究历史的能力，可谓至要。缺乏这种训练，学生就更容易成为“历史匠”，而非“史学家”。 葛先生说：“比起其他学科，我们对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显得太差了，也许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有满足于某些简单化思维方法的倾向，认为熟记某些公式就足够应付一切，把某些理论看成是一成不变、不必联系实际加以发展的绝对完善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轻视认识论、方法论的经验主义的倾向，认为史料就是一切，把理论探讨一律看作是虚的、空的、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不如探讨具体的历史问题，哪怕微小而又微小，但却是实的、真的、学术价值高的东西，因而有不少人面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这一难题望而却步。”(12)在形式主义、碎片化盛行的今天，回顾葛先生的告诫，不能不佩服其先觉。 粉碎“四人帮”后，在深入揭批江青集团的背景下，史学界对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新的审视，总的趋势是不赞成过分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反对将阶级分析方法夸大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葛先生较早地介入了讨论。他显然不赞成废弃阶级分析方法，而主张坚守。但是，他认为在历史发展动力论上，应该将“生产方式的改变”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因为，“把生产的发展同阶级关系变化的本质联系加以论证”，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本质特征。他说：“根据生产力的不同水平，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来考察阶级的产生、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的最后消灭，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学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史学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把经济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他认为，解放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原本“比较重视运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史中的有关问题”。但1958年以后，“由于理论界片面夸大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史学论坛上出现了离开阶级斗争据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大讲特讲历史上政治、思想因素的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一结论，也代表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共识。 同时，葛先生还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对待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为此，他严厉批评了用阶级成份代替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倾向，尖锐指出：“如果有人认为考订出孔子成份，就算是解决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那不是出于丑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便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13)对于深受斯大林思想影响的葛先生来说，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不能不说体现了其思想的进步。 在史学理论领域，葛先生着重论述的另一论题，是史论关系。他不赞成“以论代史”或“带史”的提法，也不赞成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主张的“论从史出”，但也不否定上述提法的合理因素，而是主张“史论结合”。他说：“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就历史研究的一般程序而言，自然应该“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所谓具体分析，就是“对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分，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真相”。他特别强调：“忠实、准确是使用资料的起码原则，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但是，他并不认可“史学就是史料学”以及“回到乾嘉去”的提法。因为，“掌握大量史料只是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从而是达到历史研究目的一个必要步骤”。同时，他也强调，“要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分析史实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从对上述两种倾向的批评出发，他提出“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并把这一命题提升到认识论与党性的高度予以论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论关系，是葛先生的高明之处，但将其置于党性原则之内，容可商榷。因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未可皆用党性原则来要求。但是，葛先生提出史论结合是科学的态度，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是克服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必须强调的；“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与“寓论于史”有原则区别，等等，无疑是正确的。他大声疾呼“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必须扭转过来。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要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在积累资料中下硬功夫、苦功夫，讲空话显然是无济于事的”(14)，无疑是历史学健康发展的针石良药。 史论关系问题在史学界曾长期争论，以致国外有汉学家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笔者认为，就基本面说，葛先生的论述是允当的。至于说怎样结合，当然不必拘泥于葛先生的观点。从今天史学界的状况看，这一结论对于克服历史特殊论或单向普遍论的倾向，依然不失其药石般的积极作用。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葛先生有至为精彩的阐释，堪称20世纪50年代初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的改变有迟有速。其原因，不在于上层建筑本身的“顽固性”和统治阶级的有意保留，“而主要是在于上层建筑所据以产生的、存在于它外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及上层建筑某些特点”(15)。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俪生先生曾就此议题发表论文，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的祁龙威读到后，认为赵的观点“错误”，请其“再做深入探讨”。赵因忙且多病，“即委托同事葛懋春先生代为处理”。于是，葛先生写了一篇与赵俪生先生商榷的文章，赵先生随即把葛文推荐给天津《历史教学》发表，并于1951年12月5日在葛文末尾写了一段话：“兹经葛先生研究，撰为此文，并经华岗先生审阅，认为足以纠正错误，补充读者的理解。”(16)此后，葛先生继续丰富自己的论文，愈加详细地论述了形式与内容、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行为、上层建筑与革命斗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不同关系与作用、意识形态的发展特点等问题。这一研究，理论水平甚高，也留下一段学术佳话(17)。葛先生认为，生产力和技术，都不应该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他说，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有区别。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不属于基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基础。“既然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每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基础是要消亡或消灭的，那么把生产力、技术列入基础，也就等于说生产力、技术亦要随某一时代的基础的消亡或消灭而消亡或消灭的。”事实是，“旧基础被新基础更替，但是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技术，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被继承下来加以充分运用”。同时，自然科学和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18)。这一结论，今天看来，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领域，葛先生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确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据”，“有关五种生产方式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很多”。他认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演进思想应该表述为：原始东方共有制(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奴隶制未切实支配生产的时期(以小农民经济和独立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时期)→再过渡到农奴制已切实支配生产的生产方式(19)。这一总结是在大批判的语境下得出的，但看得出，葛先生是努力从学术学理出发的。 葛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状况的关系非常密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许多人可能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或结论，但学者们都承认，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缜密的分析能力、真诚的学术态度，为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 葛懋春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一)主张批判继承创新，反对“抽象继承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如何继承哲学遗产、文学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展开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葛懋春与庞朴先生一起参加了讨论。当时，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的著名命题，葛懋春、庞朴先生则提出“批判继承创新”说来相克。回顾“鲁春龙”当年的文章，虽不免有以马克思主义大帽子压人的意味，但总体看，学理性还是第一位的。而且，就学理本身的真理性而言，我们不能不说，“鲁春龙”的观点更加圆融，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他们提出：“对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方法，是为了创立新的文化体系。”“批判地审查和批判地吸收，都是为了创新。有了对历史遗产的批判地审查，就便于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批判地吸收了一切有益的东西，就便于创立新的文化。”“不继承就不能创新；同样的，不创新也完不成继承。”他们的结论是：批判、继承、创新，是文化发展中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也是把人类文化推向前进的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批判态度，则是继承、创新的前提、基础和核心”(20)。这一观点，与当今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完全一致，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其中对“创新”的突出与强调，极其鲜活。 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还采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的形式，非常深入细腻地讨论了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通观他们的文章，核心论点在于论定，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资产阶级人权思想，是一种具有全人类形式的思想，但在内容上，却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具有“人类性”的外貌，内囊却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总之，将思想、制度或组织，赋予所谓“普遍性形式”，无非是用假象掩盖真相(21)。这一时期，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连续向冯友兰出击(22)，虽有特定的现实背景，但确实表现了非常优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才华，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笔者以为，前两年理论界讨论所谓“普世价值”，其界域依然未出当年鲁春龙的命题。可以说，对于“普遍形式思想”的辨析，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葛先生的思想风采。 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讨班，曾就历史文化思想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至少进行了两次专门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对毛泽东主席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方针应如何理解？怎样区分古人思想遗产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的阶级性的关系，等等。葛先生是讨论中的要角。他的相关思想，对深化讨论有促进，也在讨论中深化(23)。 (二)反对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细微辨析墨家的非儒、反孔思想。必须反对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这是葛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具体运用历史主义原则的一个生动体现。他认为，在孔子研究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例如有人说，孔子的“仁的思想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还有人说，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是主张“取消私有制”。有人说孔子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张走群众路线。有人把孔子描绘为高举“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大旗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葛先生指出，上述做法，“是一种名义上把孔子奉为教主而实际上把孔子当做玩偶的‘托古改制’”。他说：“历史上的孔子是悲剧里的英雄，而这些思想家们手里再现的孔子，则成了笑剧里的丑角。”(24)笔者认为，目前孔子、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古人现代化。 早在1959年北京大学进修期间，葛先生为参加山东孔子讨论会就撰写了《试论孔子天道观》一文，对郭沫若关于孔子天道观的评价提出异议，分析了孔子天道观尊天和疑天的思想矛盾与根源。“文革”结束后，葛先生进一步提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持有先验论的观点，但孔子的教学实践以“学而知之”为指导，以多见、多闻等感性活动为知识的源泉，注重力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先秦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5)。这一论断，是对“四人帮”“评法批儒”运动的拨乱反正，是最早以科学态度重新评价孔子的重要论文之一。 葛先生还运用深厚的文献学考证功夫证明，非儒、反孔口号是墨子后学明确提出的。非儒反孔作为墨家的新纲领，大体是在墨子死后，儒、墨两家思想对立激化的时候，墨子后学为突出反儒需要而提出的。非儒反孔在墨子时代根本没有成为思想辩论的主题，也没有被墨子单独列为治国政纲。因为儒学、孔子思想在墨子时代的影响还没有后来那样大，它既没有成为战国各国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思想，更没有占据独尊的统治地位。墨子没有必要把非儒反孔口号单独列为主要政纲(26)。葛先生这一结论，完全得之于文本辨析，不仅具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且表现出娴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特征。 (三)肯定秦惠王，重评商鞅。“文革”期间，江青等人抱着影射史学的阴暗政治目的，大赞商鞅，大批秦惠王，将秦惠王杀害商鞅说成是奴隶主贵族的反攻倒算。葛先生则撰文提出，秦惠王是维护商鞅变法的，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不是奴隶主贵族复辟派。惠王虽然排斥过法家商鞅，但并没有破坏商鞅制定的法制，也没有起用反对商鞅变法的旧贵族代表人物。他杀商鞅，既不是反对法制，也不是为了扶植旧贵族，而是为了防止商鞅夺取王权。他说：“惠王杀害商鞅，虽然使秦国失去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在客观上却加强了以惠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因此，这是地主阶级内部君主和重臣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奴隶主、法家与儒家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由于杀商鞅为后来继续推行法制、扩大秦国势力创造了政治条件，所以不能抹杀秦惠王的历史作用(27)。 葛先生深刻揭露商鞅对农民的残暴性，以细腻的文本梳理证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不是什么农民的乐园，而是地主压榨农民的地狱。新兴封建制所带来的生产发展的成果，完全被地主阶级窃夺了(28)。所以，杀商鞅其实符合当时农民的心愿，大快人心。他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商鞅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一直能为两千多年的剥削阶级所奉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主张镇压劳动人民，保护私有制，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29)这一结论，可谓振聋发聩，令人油然而生通透之感。 (四)揭批胡适，评析五四时期思想与思潮。20世纪50年代，葛先生不仅是揭批胡适的重要推手，而且还亲自撰写揭批文章。他与庞朴认为，胡适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庸俗进化论来冒充科学进化论，利用科学进化论关于普遍联系的观念，用非本质联系代替本质联系，认为发展只是量的增减，抹杀矛盾斗争的发展动力(30)。60年代，葛先生进一步对“问题与主义论战”进行研究，认为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问题要不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革命道路来解决，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31)。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其实，这一根本问题，由于立场不同，至今也存在严重的观点对立。葛先生完全站在李大钊的立场，对胡适的相关论点逐一予以批驳。 与揭批胡适的文章相比，他与人合作批判张东荪的文章，文本分析性更强、哲学思辨意味更重。他们认为，张东荪哲学是中外古今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杂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麻醉、欺骗中国人民的工具”(32)，可谓特定时代的烙印非常强烈。 “五四”前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葛先生另一着力颇多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后用取消一切政府、反对建立革命政权等空谈来代替当时反对袁世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直到建立革命政权的具体革命任务，实际上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空想的政治经济纲领，是在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幻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还未引起人们注视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纲领虽然是空想的，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但是他们在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还迷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政客们企图用玩弄代议制来装扮其反动政权的时候，提出了反对剥削制度等等，在思想上多少还能启发人们抛开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而探索新的救国救民方案。葛先生还认为，1919年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其后，则有意识地把主要攻击矛头转向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双方的论战自1920年延续到1922年，主要意义是基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间的思想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论战的缺点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还不够，因而对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论没有能加以深刻批判，甚至肯定有一般的人性存在”(33)。 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以逻辑严整、思维细密、框架圆满、思想性强见长。在他笔下，所有材料都是鲜活的，都紧扣论证的主题，不枝不蔓，在“应有尽有”中做到了“应无尽无”。这种颇具哲学思辨意味的研究特点，得益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也验证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水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系统，包含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全部阶段与样式，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占据重要位置。他立足于原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体性与一贯性，以之观察思想事实，得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任务的结论，很多著述由此而带上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著述饱含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强烈愿望、认真执著的钻研精神，时常闪耀出思想的光华。毋庸讳言，他的许多观点已经只是具有思想史的价值，但其中所深蓄的思辨精神与思想光华，还值得后人去发掘和弘扬。我们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深入发掘其精神遗产中积极和闪光的内容，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思想史研究当中一种正当的、负责任的立场。 注释： ①参见轶前：《葛懋春教授和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1987年第3期。 ②葛懋春：《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文史哲》1981年第4期。 ③葛先生性情孤傲，自视甚高，但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执礼甚恭。1988年，吴泽先生来山东大学讲学，笔者亲睹葛先生难得一见的谦恭。 ④葛懋春：《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文史哲》1981年第4期。 ⑤李希凡：《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⑥李希凡：《〈文史哲〉培养了我》，《文史哲》1981年第4期。 ⑦某次，陈鼓应先生在山大历史系演讲，曾当众说自己曾得到葛先生胞弟资助。 ⑧关于葛先生之爱国情怀故事颇多，可参见孟嘉(吕家乡)：《悼念葛懋春》，《一朵喇叭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⑨葛懋春：《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文史哲》1983年第4期。 ⑩《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红旗》1984年第1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均曾对该书予以介绍。 (11)该书用力甚勤，可惜只出版了上册，其他两册竟因经费原因而夭折。 (12)葛懋春、项观奇：《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文史哲》1985年第2期。 (13)葛懋春：《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阶级和阶级分析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14)葛懋春：《论史论结合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2期。 (15)葛懋春：《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16)葛懋春：《关于上层建筑变革规律的探讨》，《历史教学》1952年第1期。 (17)赵俪生所著《文史学的新探索》(上海：海燕书店，1952年)，特意收入葛先生扩充后的长文。 (18)葛懋春：《学习斯大林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笔记》，《文史哲》1953年第3期。 (19)葛懋春：《批判李鸿哲反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谬论》，《文史哲》1957年第12期。 (20)鲁春龙：《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文史哲》1964年第3期。 (21)鲁春龙：《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新建设》1963年第10期。此文连同上一文，均收入庞朴的论文集《沉思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庞先生说：二文由他执笔，“文中精邃思想，则由懋春兄提供”。 (22)又如鲁春龙：《评冯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论的一个新说法》，《文史哲》1964年第1期。 (23)详细情况见葛懋春：《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63年第3期。 (24)春龙：《必须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文史哲》1963年第4期。 (25)葛懋春：《孔子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5期。 (26)葛懋春：《“非儒”篇为墨子遗教说质疑》，中国哲学史学会编：《论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27)葛懋春：《秦惠王历史作用再评价：兼论商鞅被害事件的实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 (28)葛懋春：《商鞅变法是怎样强化地主对农民统治的》，《历史论丛》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29)葛懋春：《商鞅法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评梁效〈论商鞅〉》，《文史哲》1977年第3期。 (30)葛懋春、庞朴：《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文史哲》1955年第5期。 (31)葛懋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论“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1期。 (32)蒋捷夫、葛懋春：《批判张东荪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山东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33)葛懋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