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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王思治:勇于创新的史家


    

    

    王思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学术思想影响着一代学人。王思治先生的仙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前辈学者、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使《明清论丛》失去了一位资深编委,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明清论丛》从创办第一天起,就得到王思治先生的大力支持。1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编委,即使再忙,宁可推掉其他工作,也要参加编委会。正是他的热诚支持,《明清论丛》得以一路顺利走来,先生的早逝,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悲痛。
    王思治先生是我任总主编的700万字《清代通史》的《康熙卷》主编,论资历和学术地位,他与冯尔康、阎崇年、周远廉等分卷主编都比我更合适任总主编,但王思治先生极力推我出任。而后来他又与诸先生一起积极支持我的总主编工作,使这部当代最大部头的清朝通史著作得以顺利付梓,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他的胸怀以及提携后辈的气度,令我至今不能忘怀。
    从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至今,我与王思治先生共事已十载,王先生学养深厚,做事认真,为人坦诚。工程启动之初,我兼任传记组组长。王先生因主持过《清代人物传稿》,对编撰人物传记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指导我,从选定传主,制定大纲,几近是手把手地教我。因此,我一直以先生为最尊敬的师长、前辈、导师。清史工程启动已10年,先生则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即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仍拄着拐杖,坚持参加相关会议,坚持撰写、审定书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事业心、责任心,感动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每一位专家,他的逝世也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王思治先生是清史研究专家,其功底和学养是学界公认的,他的一生为历史学和清史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先生于1929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自贡。1949年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1952年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徐中舒、缪钺、蒙文通等。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1956年2月留校任教,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思治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访问及讲学。1996年至1998年,被聘为香港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1999年8月退休。2005年9月,荣获首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曾先后兼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东方史学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明清论丛》编委、《清史研究丛书》常务副主编等,并应邀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工作,任传记组、编审组、出版组专家。
    王思治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王思治自选集》、《康熙大帝》、《康熙事典》(合著)。主撰《清代通史·康熙朝》,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等,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五卷中国部分(本卷主编为英国剑桥大学彼德·伯克教授)。此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王先生还非常重视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避暑山庄百年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思治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先秦两汉史的研究工作,两汉社会性质问题是其研究重点。当时,在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相互争鸣,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王思治先生就积极参与讨论,与前辈学者展开学术争鸣,是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者,其论文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魏晋封建说”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说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此外,他还参与了“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其观点曾备受学界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70年代后,王思治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向清代历史,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关于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清史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认识。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王先生主张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清代历史,并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说明明清之际的历史。他认为清王朝在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加强国家统一等问题上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强调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基点之一。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多数清史学者的共识。此外,在清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皇位继承制度、宗族制度、明清战争、承德避暑山庄、国家统一问题、明清文字狱、乾隆后期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清代中俄关系、两淮盐商的盛衰、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重要问题上,王思治先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讨论,建树颇丰。
    半个世纪以来,王思治先生孜孜治学,以高屋建瓴的理性思维、严谨平实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的道路上笔耕不辍,即便是80多岁高龄,他依然爬梳于浩瀚的文献之中,将其对学术的挚爱融于字里行间,并始终将学术研究作为其生命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王思治先生不仅是学问精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在执教的40余年中,王先生重视教书育人,培养出不少史学英才。他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对青年教师积极扶持,勤于指点,深得年轻学者的尊敬。他在这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王思治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严谨治学、不囿旧说、敢于创新、热诚待人、提携后学、勇于担当的精神,将成为学界楷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