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的历史的新表述
如果说，三形态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萌芽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则初具规模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按人的本质的存在状态来划分历史阶段，从逻辑上设定了一个人的类本质，由此出发，借用黑格尔的三段式去演绎历史，这就使整个理论缺乏一种现实感，扭转这一理论取向，根本的方法在于建立和现实历史相符的理论出发点。
随着马克思将实践概念引入历史观和认识论，马克思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那么，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人的本质当然也就变化了。这样考察历史的方法也就有了变化，所以，马克思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⑥研究历史再也不是从抽象人性出发了，而是依据现实的人类的社会。这样，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冲出了黑格尔思辨的迷宫，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科学理论基地了。
科学的出发点出现了，但如何由此出发去梳理人的本质的发展和历史发展线索之间的关系呢？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显示出了和其它有关人的和历史的学说之间的巨大差异，马克思没有将人和历史截然分开，没有将任何一方绝对化，而是从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人的发展和历史发展的泉源，这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⑦实践是人的根本，也是历史的基础，人和历史都在实践之中发展，人和历史在实践中融为一体，历史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反之亦然。
但是，现实中的人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为什么又要选择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呢？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人的涵义以及以此来划分人的历史阶段是极为重要的。
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的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⑧这种生产人的自然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人和自身的自然的关系，即生育中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和外部自然的关系，即劳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前者保证了生命之不绝，后者则维持了每一代现有的生命的存在，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生命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后者，其作用尤为巨大。生产人的社会关系也是二重的，一方面是生育中产生的亲属关系、家庭等；另一方面则是全社会层面上的人的各种交往关系，朋友、上下级等。前者是人的自然生命延续的社会条件，后者不仅是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人由自然人向社会文明人发展的主要条件。人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生长发展，而这两种关系又相互交织，不可截然分开，离开其中的任何一方奢谈人类的发展，那都将是一堆臆想的呓语。
既然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同样重要，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偏偏用人的社会关系来规定人的本质呢？原来，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满足人的衣、食、住的活动（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⑨，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首要的就是这种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也发生变化，一方面是人的生理、心理能力的专门化或强化；另一方面则是自然需要的高级化（社会化）。但是，其变化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只有和动物相比时，才是一种质变，即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⑩，这种被意识到了的本能在每个时代都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本能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这就如决不可因为我们今天喝可口可乐，而认为今天的人的食的自然属性和两千年前的人的自然属性不同一样，其实，倘若两千年前的人可以复活的话，照样会对可口可乐感兴趣的。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从生物学角度看，在每个历史时代本质上无大的变化，只是满足它的形式变化较大而已。至于人的生理、心理在生产劳动中的专门化或强化，也只是量的变化而已，况且因人而异，根本没有普遍性，我们决不能因为从事某一种劳动的人的耳朵特别灵敏，而判断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人的自然关系来寻找人的本质，我们就会将人视作经济动物，并且会由于人的自然属性的稳定性，而不可能从人性的发展去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社会关系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的规定性，首先即在于动物也有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社会关系才将人和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而动物与自然处于绝对同一之中；社会关系不是自然关系，它标志着人作为一个族类，从自然中提升出来，由此超出了自然界，打破了动物和自然的绝对同一性，和自然处于对置之中，人还试图去驾驭自然，因此，人在自然中不是象动物那样听任自然的摆布，而是结成社会，敢于和自然平起平坐的类。由此可见，人的社会关系是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自身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才感受到人自身。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感觉、性格都随之发生变化。社会性不是天赐之物，是人自身的创造，社会是怎么样的，人性也就是怎么样的，人在给时代打上自己的印记的同时，时代也给人性烙下了自己的印记，所以，人性和社会历史是同步的，寻找人性发展的阶段性和发现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具有同样的意义。再次，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个体和群体之关系，无论是不同时代的人，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都不可能越出个体和群体关系的城堡，这种关系是个体每时每刻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关系，它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性，把握住它，也就把握了人，把握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也就把握了特定历史阶段的人。
基于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历史上的人所具有的三种特征。
马克思在论及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别时指出：“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11）显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人总是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中，并依赖共同体而满足个人的需要，就连统治者的统治也必须依赖共同体的力量。这里没有个性，个性就是共性，小我和大我，个体和共同体没有严格的界限，个体被共同体吞没了，个性以依赖性的形式表现了自我存在的影子。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未明确地指出这是以人的依赖性为标志的第一种社会形态，但其关于人的依赖性以及与这个历史阶段相一致的思想已经具备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虽然从共同体的襁褓中挣扎了出来，但又陷入了商品拜物教的泥淖。尽管“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但“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12），金钱成了支配万物的主，成了人的身份、地位、甚至美德的等价物，人被物吞没了，物成了人本身。因此，马克思不无沉痛地指出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非人道性质。他说：“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13）在似乎增加了个人自主性的地方，人性被物性代替了，人不是依赖人，而是依赖物，独立的个人只有在依赖物时，他才是独立的，个人的独立和人性的物化同生共存。人和人的关系被扭曲成人和物的关系，在这种与物的关系中生长起来的人当然地被物化了。
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之后，与社会形态相一致的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彻底改变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个人的关系既不象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全然地为共同体吞没，也不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并以人性的物化换取虚假的自主。共产主义的集体是“作为个性的个人”的集体，在这种“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4）只有在这种“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5）。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建立。2，在有个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中，个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两个结论与成熟的三形态学说中的论述是极为一致的。
尽管这里已经没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辨方法，但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的本质及其能力的发展的规律性的哲学人类学的追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追求说明，人的命运是马克思一生关注的主题。但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此时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非人性的社会现象的批判已经不是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义愤，而是结合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考察人的必然性的命运，当然，这种必然性决不是机械决定论所描述的预成的必然，而是包含了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人和自然及人与人之关系的展开，人的能动性实现着这种关系的历史趋向。人不是历史理念的工具，也不是历史的玩物，人就是历史本身。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对“三形态”并未作明确的阐述，只是以思想观点渗透在他对历史所作的分析之中，但这条思路，这根贯穿历史的线索却是清晰无误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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