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系统的表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明确地以人的本质特征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志，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三形态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重申了同样的思想，他从剖析价值形式的本质入手，按照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关于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转述而已，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直接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人还未曾分化，个体直接地被包容在共同体之中，个体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共同体的依赖；物化的社会关系是说个体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了，但独立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却是以物的形式发生的，物成了人的人格，一切社会关系必须经由物的中介才能发生和发展，这正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是共同控制和支配社会财富的自由个性的集体，这里的表述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关于第三种社会形态的表述几乎是一样的。
笔者不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将“三形态学说”视作又一种经济形态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社会，实质上是时间经济社会。其实，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这样三种经济形态倒也无妨。问题在于它不符合马克思的“三形态说”的本意。“三形态说”的理论存在不是要在“四形态说”之外寻找一个弹性更大，从而更合理的经济形态理论，以补充或修正“四形态说”。“三形态说”本身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本质特征，而经济形态的标准是人和人关系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差别说明“三形态说”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又一个方面，即经济形态重在考察物的生产，而“三形态说”则重在考察人的生产，这两者的结合才构成完整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才是对历史辩证法的正确理解。无疑，将“三形态说”理解成经济形态，其失误正在于未看到历史的这种双向建构（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辩证过程。当然，“三形态说”之建立，其中丰富的历史辩证法的意涵更是这种失误的观点所不能体悟的了。
正是基于独特的历史尺度，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展开了他的哲学人类学的历史分期学说的具体内容，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共同体或他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关系中生长起来的人的本质特征。
在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原始氏族公社，还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生活，人对社会的依赖首先在于他对经济共同体的依赖。马克思在描述原始公社中的人的依赖关系时写道：“土地是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16）这里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中的社会结合方式，采取了人与人直接相联系的方式，个体对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个人直接从属于、依赖于他人或某种社会组织，个人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对共同体的依附来获取其实现的条件。
个性的成长和共同体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首先应该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17）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依赖性就是在个体对共同体的依附中形成的。在原始公社、亚细亚社会，个体直接地从属于共同体；在农奴制、奴隶制中，人身依附关系也极为突出。马克思晚年在其笔记中转引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来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情况。“在氏族社会中，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是纯粹人身性质的。”（18）只是到了野蛮时代，个性才逐渐产生出来，但是，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前，人身依附、人的直接的关系都是社会关系的本质特点，个性较之原始公社有了发展，但个性还未独立。
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个新时代，马克思这样写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19）在这个时代中，一方面是发达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独立的单个的人。这种社会关系之复杂，即在于它不是通过直接的人的相互依赖而存在，而是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表现为对劳动产品的共同代表货币的依赖，货币成了至高至上的主宰，出现了以货币权力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而货币正是劳动的物化形式，以物为纽带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不仅是间接的，而且不断地随竞争中的市场的变化而闪耀出它瞬息万变的神秘光彩。
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也必然地打上这种关系的烙印。这种社会生活使人摆脱了各种自然发生的和历史形成的社会联系，获得了独立性，但人却被置于物的统治之下，被物的力量主宰和支配。“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20）“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21）。当然，“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2）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竟以人的普遍异化为前提，普遍的异化和普遍的发展成了人的物的依赖关系的两个相关的主要特征。
在建立起“自由个性”的社会中，社会财富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这种共同占有权和支配、控制自然力的联合体否定了社会和个人的抽象的对立，达到了个体和社会的新的高度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个体自我意识和群体的对立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在“自由个性”的社会中却是历史的陈迹，个体自我意识在自我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与群体的同一，群体也不是象古代的共同体那样以消融个体来达到这种同一，而是以个体的充分自由发展为自己存在的目的，从而达到个体和群体的和谐统一。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真正地摆脱了人与社会的抽象对立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同时也扬弃了人与社会你我不分、个性得不到发展的封闭的统一性。个体成了集体运动的目的，而个性本身的发展又是集体本身的发展，由此，个人达到了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过程，个人真正地获得了解放，人终于成了人。同时，由于生产过程的科学化，劳动者旧式分工的消失，劳动由谋生手段成了人的生活目的，劳动就是人本身的生活，而这种劳动是在高度自动化之中的生产，供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急剧增加，在自由时间中，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并在这种自由充分的发挥中达到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时，个性才是真正成熟的，人才真正地和自己的少年时代告别，以自由、丰富、全面的个性步入人的黄金时代。
注释：
①《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
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页。
④⑤⑥《马恩选集》第18页、第17页。
⑦⑧《马恩选集》第1卷，第17页、第34页。
⑨《马恩选集》第1卷，第32页。
⑩《马恩选集》第1卷，第36页。
（11）《马恩选集》第1卷，第72页。
（12）（13）《马恩选集》第1卷，第74页，第72-73页。
（14）（15）《马恩选集》第1卷，第83页、第82页。
（16）《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472页。
（17）《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2页。
（18）《马恩全集》第45卷，第405页。
（19）《马恩选集》第2卷，第87页。
（20）《马恩全集》第46卷下，第161页。
（21）（22）《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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