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发展——我的社会学研究历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05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自从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都•孔德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大都重视社会变迁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可以说主要是研究社会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社会变迁的原理，其着重点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展成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学工作者，我主要是研究社会变迁的，或者说从研究社会变迁到研究社会发展。 一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我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和路易斯•沃思的《知识社会学》等课程甚感兴趣，并受其影响，重点研究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君主专政时代而不能转变为工业化（实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我花一年多时间，从中国二十五史等书中摘录资料，写了一篇约18万字的学位论文，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其主要内容如下：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逐渐出现一个称为儒家（或儒生或士）的特殊人群。他们学习、教授和发展六经（《诗》《书》《礼》《乐》《春秋》《易》）和《论语》《孝经》《孟子》《荀子》等书，统称为儒家学说。他们一再试图说服春秋时代的诸侯、战国时代的诸王和汉朝皇帝，要求实行他们的学说。西汉初期，在陆贾、叔孙通等儒生的诱导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儒生于是逐渐得势，并从儒学中日益得到很多利益。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和兵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西汉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皇室和儒生阶层更在儒学中具有深厚的既得利益。东汉光武帝为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在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两代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统治减弱影响皇权稳固，乃建立以儒学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统治阶级从儒学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更加强化。宋时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代，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属最高层，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儒生在解释、讲说经书时，总是极力为皇权辩护，扩大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此外，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利益，也是从汉代起，皇室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除晋至南北朝时期有些挫折外，一般说他们都是成功的。这种将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起来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由于以上原因，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一直是不变的，而且是日益强化的。儒家阶层中，旧的家族和个人被排挤了，新的家族和个人进入了，但作为一个阶层，它不独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强大（晋至南北朝时期有所削弱）。只要这种社会分层模式继续存在，凡是不同于或异化于儒学的事物，是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由于儒家阶层禁止言“利”，商业和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制。西汉年间就开始了这种压制，解放以前的大约三百年间，这种压制更加典型。由于儒家侈谈“奇技淫巧”、“玩物丧志”，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受到冷漠甚至压制，难于兴旺发达。这就是儒学能在中国统治两千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原因。 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我对儒学的这种总看法，即使在接触过梁漱溟以来海内外主要新儒家为儒学辩护的各种论点以后，至今未改变。 解放后两三年，中国停止了社会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1964年，我转而研究美国黑人运动，不久“文革”开始，蹉跎十年，除译书外，研究成果有限。“文革”期间，“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之说盛行，与世界实际形势相去甚远。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集中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规律。十年来，除数十篇论文外，还出版三本专著。其主要论点如下：美国是19、20世纪之交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按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规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后，由于垄断代替了竞争，这种基本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严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烈，已经到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从20世纪前三十余年情况看，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符合美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在这30余年中，美国经济危机已由19世纪的十年一次，加快到六年一次，从总的趋势看，程度也日益深刻；人民群众斗争日益发展，到1918-1923年形成革命高潮。随后几年，虽然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由于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特别是由于提高劳动强度与覆盖率的生产合理化运动，美国出现过一段短暂繁荣时期，但也酝酿着更加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果然到1929-1933年，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崩溃的边缘。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呢？对这个问题列宁曾作过解释。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虽然说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他在1920年7月6日为该书写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因此，世界形势如果发生变化，他在该书中的理论便得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发展，列宁发展了他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他说，“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这里，根据社会实践检验，列宁不再说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不过，后人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抱着列宁“昨日的理论”不放，而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发展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因为，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时，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说：“无论美国或德国，‘经济调节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如果一战后美国仍然实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不能说没有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一战后美国又逐渐回到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当这种社会制度发展到顶点，出现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即美国人所谓大萧条时，1933年上台执政的罗斯福政府为克服危机，再次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与列宁在一战期间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如罗斯福所说，他实行“新政”，是为了摆脱造成大萧条的自由放任主义，又要保存资本主义民主，避免走德、意法西斯主义即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道路。社会实践证明，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体现了列宁不曾见到的一条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规律。这条新规律可表述如下：当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有别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消除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突出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处境，适度减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界人士和学者们称道的“福利国家”道路。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是用大量的国家赤字开支来扩大就业，实行救济特别是以工代赈，提高国内购买力，克服生产过剩危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实行这种政策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基本矛盾还有所加强。二战以后，美国因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这两种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战后美国逐渐出现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两症并发的危机。这种“滞胀”危机在五十年代初现端倪，到1969-1970年间基本形成，1974-1975年则举世公认。这种新型经济危机具有更大破坏性，而且更难对付。因为不扩大赤字开支就不能解救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危机，而扩大赤字开支又增加通货膨胀，真是扶得东来西又倒。以上这种发展趋势，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条发展规律，可简述如下：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但这种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于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美国滞胀经济危机到吉米•卡特政府时期（1977-1980）发展到极其严重程度。198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较1979年下降0.2%，失业率达7.0%，消费物价上涨率更达13.5%。面对这种社会发展停滞的形势，大多数美国选民抛弃了民主党人卡特，使得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上台执政。为摆脱这种阻碍美国社会发展的“滞胀”困境，里根制订了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复兴计划》，大力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以促进储蓄和投资；削减非国防开支以减少预算赤字；放慢货币增长速度以遏制通货膨胀；切实放松政府对企业的微观控制，以增加企业的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实施结果，里根政府最后取得了近八年的低通货膨胀率下的低速经济增长，基本克服了“滞胀”现象。但与此同时，为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里根政府又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这种“紧通货、松财政”政策固然有助于刺激生产，但却造成里根政府空前的高预算赤字、高贸易逆差和高国债，还扩大了贫富差距，引起广大群众不满。 1993年出任总统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除继续致力于防止“滞胀”外，还力图减少、以致消灭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他综合调整财政以大规模压缩预算赤字；实行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也不起抑制制作的“中性”货币政策，继续制止通货膨胀；大力鼓励和促进高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应用，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的重组，管理水平的提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希望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大力促进出口贸易。他执政六年来，美国不仅保持了长期低通货膨胀率下的低速经济增长，还消灭了预算赤字；虽然贸易逆差仍然存在，但出口贸易增长很快。据此情况，有少数观察家认为，克林顿经济学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尽管他们的论点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目前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确处于良好的状态。 为什么直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呢？我的初步想法是，虽然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为利润而生产、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但除法西斯专政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外，英、美、法等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民主制度，使学术思想比较自由，较易避免教条主义统治；社会机制比较灵活，较易进行自我调整，不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局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比如，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防止各垄断集团的疯狂竞争影响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论述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要性的学说不断出现，向当时美国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冲击，最后形成符合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理论。如前所述，罗斯福政府据此理论局部改变了当时美国社会生产关系，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后来被定为官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还由阿尔文•汉森、詹姆斯•托宾等经济学家作了修订，当六七十年代美国逐渐出现“滞胀”危机时，又出现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学派和供应学派，并成为里根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这种政策则基本上克服了“滞胀”危机。为解决里根和布什政府留下的高预算赤字和高贸易逆差问题，又出现了将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综合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克林顿政府成功的社会经济政策，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总之，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克服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具有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比较灵活的自我调整的社会机制。我们不喜欢而且坚决反对美国日益横行的霸权主义，但我们应该研究并了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 以上是我研究社会变迁的简史。 二 九十年代初以来，我由研究社会变迁转为研究社会发展，邓小平说，中国“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二十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极被忽视，急须加强。为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应当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如此停滞不前呢？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仅十余年，我国在经济上就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有哪些困难要克服、哪些问题要解决呢？面对这些问题，从1992年起，我就从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转型入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这种研究，是和研究社会变迁有所区别的，研究社会变迁没有价值取向；它完全根据客观社会实践，既研究社会发展，也研究社会停滞甚至衰退。而如邓小平所说，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就是要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最近七年来，我主编了一本《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和短评。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必须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之一。据此原理，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但是，这种简单明了的原理，在以往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未得到很好的遵守。比如在苏联，1921年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遵守这一原理的。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逐渐背离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为应付粮食收购危机，他更是彻底抛弃新经济政策，采取“非常措施”，并使之成为正常的制度，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所谓“斯大林模式”。它虽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成绩，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在1940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科学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是，它造成经济建设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农业生产在两个五年计划中连续下降；产品单调质劣，大量积压，而人民需要的产品奇缺，地下经济横行；经济效益低下，国家资源大量浪费。从长远看，它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这已为苏联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借鉴斯大林模式的，而且也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成绩。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究竟是以生产力为主导，还是以生产关系为主导？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的发展就难免发生偏向，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所以，1956年中共八大虽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因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毛泽东就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将主要矛盾改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后来的一段时间（中间除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稍有醒悟外）一直坚持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要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不是用唯意志论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吗？其结果不是导致中国社会从1958年至1978年停滞不前，没有什么发展甚至落于所谓“亚洲四小龙”吗？就是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不是还有少数人想不通吗？可见，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论点，倒是应该年年讲、月月讲，使其深入人心的。 第二、社会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所谋求的社会发展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求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全面发展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比如，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所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从那时起到现在又13年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远未能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还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有的同志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体会不深，只注意了物质文明建设，却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如逄先知等同志所说，致使“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受到消极因素的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的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 由此可见，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谋求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并未得到认真遵守。1997年《读书》第12期上何清涟在《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一文结束语中提出警告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面临挑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关贫穷、分配和增长的政策及其哲学、政治和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和评价，对‘美洲狮’和‘东亚虎’那种摒弃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我认为，这种警告对我国的“经济奇迹”同样是适用的。 第三、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便面临一个开发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协调问题。不开发自然便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不保护自然资源，便可能引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难以保证迅速膨胀的世界人口的生存特别是生活质量的提高。这种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逐渐加深的，人类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以及解决这种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逐渐增强的。到八十年代，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新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以及人口增长相协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要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变以人为本位的发展。总之，决不能把社会的发展仅仅看成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已逐渐注意到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并在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计划时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江泽民在十五大也提到“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以为，在落实这一战略思想的过程中，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社会学工作者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第四、必须有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第五部分提出，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前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经济既快速又健康地发展，当然是大好事，但是，如果方式不对，两者就不能兼顾。从近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看，人类在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上，是犯过严重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初，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用暴力和说教手段强制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其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但这种对内极端专制对外疯狂扩张的人类发展史上的恶性怪胎，既不能持久，更不足以为法，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毫不相干，我们不去说它。不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也有个如何加快速度的问题。苏联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面临帝国主义包围，不得不力求迅速发展经济、军事力量。为此，他们采取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所谓斯大林模式，布哈林称之为“将‘非常措施’变成一种制度”。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认为，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在短时期取得巨大成果，“但问题是它能否继续有效地使之发挥作用。我担心的是，事实已证明，一个过分中央集权的社会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后来的历史已证明了他的预言的正确。1997年9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日记》，批评斯大林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模式是“苛政猛于虎”，是“反面教员”，是“保护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建设”。苏联的这种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模式是不健康的。我国从1957年后期起实行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式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模式，现在大家公认是失败的，因为它违反经济规律，是一种运用政治强制手段甚至个人意志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或者如十五大报告所说，是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超越时代的方法。要求社会发展的高速度是应该的，而且是诱人的。但是要时刻记住以往的教训，避免走歧路。 第五、必须与全球化进程接轨。为什么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与全球化进程接轨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已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政治与军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加深，造成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不仅亚洲金融危机这种重大事件使世界震动，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也产生世界影响。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要不要与全球化进程接轨的问题，而是要更加自觉地使我国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接轨，使其对我国社会发展有利，同时也能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其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事物）的积累和增长。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指出：“当今现存的所有文化中，大概没有一种，其全部组成部分有10%以上是该文化所属社会自己的成员发明的。”换言之，各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的90%，都是从其他文化中吸收来的。如果一个文化与世隔绝，其文化的积累与增长亦即社会的发展将十分缓慢，塔斯马尼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加强各社会之间的交往，是符合人类文化积累与增长并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吸收人类文明全部有用成果的原因。 当然，使中国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接轨，不仅是吸收其他社会文明成果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应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否则也会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最后，如前所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人类共同体”、“地球村”再不只是未来学家的预言，而是多少可以感触到的具体存在。虽然当前国家利益仍远高于人类整体利益，国际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不断，但人类也开始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对各国而言是休戚与共的，像人口过剩、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环境污染、毒品贩卖、性病传染、恐怖活动、军火贸易、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战争与核讹诈等这样一些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的问题，仅靠一个国家自己是不能解决的，必须由全世界来共同解决。1992年由联合国第47届大会倡议，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就是证明。人类还逐渐认识到，国际间矛盾与冲突，再也不能仅靠实力、武器来解决，还有赖于国际间的理解、谅解和让步。否则，将“一损俱损”，核战争打起来，也可能同归于尽。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高瞻远瞩，通过我国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接轨，为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时代的回响——新中国武汉地区社会科学评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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