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董仲舒学说与汉代公羊学的盛衰
西汉《春秋》学大盛，实则是春秋公羊学大盛。董仲舒大力推阐《公羊传》“微言大义”，提出一整套大一统、皇权神授、德刑并举、维护等级名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这套公羊学说与时代的需要相适应，受到专制皇帝的激赏，从此开始了中古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董仲舒因精通公羊学而拔任江都王相。公孙弘更因精于《公羊传》，起徒步而数年至丞相，封平津侯。当时，瑕丘江公善治《春秋谷梁传》，与董仲舒同为治《春秋》学者。“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
由于《春秋》和《公羊传》在西汉时具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作用，因而不但皇帝诏书、策问和朝臣奏议常常引用来作为持论的根据，而且当朝政大事遇到疑难不决时，也每以《公羊传》作为解决问题的准则。皇帝嗣立是国事之最重大者，西汉时有三次因嗣君问题产生疑问，即景帝时，不立窦太后所溺爱的梁孝王而立太子刘彻为嗣君，昭帝初年，处理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昭帝卒后，废昌邑王、立汉宣帝，都以《春秋公羊传》作为决定的标准。〔6〕
《公羊传》还可用来作为决狱的法律标准。前已说到，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还屡派张汤亲到居处问如何判案，故著有《春秋决狱》。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计划败露伏诛。 于是武帝追思仲舒以前所奏，叹服其正确，深信《春秋》是裁决大狱、确定大政的依据，遂“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据《汉书·五行志上》）有了《春秋》和《公羊传》作为决狱的法典依据，竟可享有皇帝特准的对特大案件先斩后奏的权力。
《春秋》之义还被当时有见识的大臣引用来处理民族问题，这可视为对《公羊传》对于少数民族问题有较理智态度的发展，也是春秋公羊学盛行所获得的积极意义最为明显的成果。宣帝五凤年间，值匈奴大乱，大儒萧望之引据《公羊传》襄公十九年的记载，用以比附当前情况，认为：在匈奴单于愿意归附的情况下，伐之不义，应该派遣使者前往吊问，使之受感动，更加决意归附汉朝。宣帝遂采纳望之建议，导致以后呼韩邪决然内附，北部边境上长达六十年的安定局面。（据《汉书》《萧望之传》、《匈奴传》）从决定皇权的继承，大臣的任用，刑狱的判决，到处理边境民族问题，大量史实证明，西汉时代的春秋公羊学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确实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这是公羊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尊盛一时，但它本身又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他的公羊学理论对于巩固西汉统一局面和确立支配封建社会的儒学独尊地位，有其历史功绩。但他的公羊学理论又是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这是其致命弱点。董氏有求雨开北门闭南门、止雨闭北门开南门一类法术，几乎同巫师方士没有两样。他认为，天注视并支配人世间一切活动。“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天地之行》）；“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离合根》）。董仲舒又认为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秘法则：“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冬，藏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五行对》）由于董仲舒这样大力宣扬阴阳灾异和迷信思想，加上武帝、成帝这些帝王极度相信鬼神，便直接引起和助长西汉晚期阴阳灾异之说大肆泛滥。这是历史为公羊学盛行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物极必反，这种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必然要衰落下去。再者，由于西汉把诵习《春秋》等经书作为选拔士人的依据，今文经学成为禄利之徒，经师们便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秦延君为讲《尧典》题目二字，用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之说）这种“章句小儒，破坏大道”的烦琐主义做法也表明学术走到了末路。
西汉哀、平以前，立在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全是今文。《春秋谷梁传》在宣帝甘露间始立为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内。〔7 〕哀帝时，刘歆得到王莽政治上的支持，移书太常博士，第一次要求将古文经传建立于学官，成为汉代学术思想的转折点，也是此后长期今古文争论的开始。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于是写了那封《移太常博士书》，激烈地批评今文博士，“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专己守残，党同门，妬道真”。（原书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今文学大儒们感到怨恨愤怒，可是不敢正面与之论辩。刘歆因忤执政大臣，为诸儒所讪，求外放任郡守。然而在学术上，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实则显示出古文学派取胜，西汉今文公羊学盛行局面至此结束。此时，王莽要代汉自立、托古改制，需要寻找新的学术观点为之开路，因此扶植古文经学。《左传》是古文经学的中坚，名为“春秋三传”的一种，但它本身所重在记载史实，以后研治《左传》的学者又重视名物训诂，这与原先盛行的公羊学派重视发挥“微言大义”、阐述政治观点和变易历史哲学的风气，完全相异其趣。
注释：
〔1 〕据《中兴馆阁书目》引《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按，“繁露”既是“冕之所垂”，就有引申、发挥的意思。又，程大昌《书春秋繁露后》：“牛享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也是引申之意。
〔2〕冯友兰说。见《中国哲学史简编》第三册第二十七章， 第66页。
〔3〕《春秋繁露》其他篇中还有一些论述可与此相发明。如， 《玉杯》篇：“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奉本》篇：“《春秋》缘鲁以言王义。”
〔4〕东汉光武帝，还有以汉继周， 故立殷周二王之后为公的礼制。见《文选》卷四《典引》“至今迁正黜色宾监之事，涣扬禹内”句，蔡邕注：“武帝太初，以汉土德，色尚黄。至光武中，乃黜黄而尚赤，立殷后为绍嘉公，周后为承休公，以宾而监二代矣。”
〔5〕《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三册。
〔6 〕参见拙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一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7〕《谷梁传》是今文，古代没有异说， 但近人有认为是古文学，见崔适《春秋复始》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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