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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永念——沈刚伯师周年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3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沈刚伯（1896～1977）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1948）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年12月4日生于湖北省宜名府东湖县。自幼受留日回国的父亲沈莘庵之教诲，读毕《左传》、《国语》、《国策》、《国礼》、《礼记》后，于11岁入湖北方言学堂，14岁1910年毕业后，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1924年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 1927年回国，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的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且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沈刚伯和地理系胡焕庸是当时中大最叫座的教授。沈刚伯有一只装有重要手稿的从不示人的小箱子，学生称之为“八宝箱”，而他从不去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对此，他解释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辨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向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1942年秋，他继金毓黻出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之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讲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历史系。 1944年，他到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大历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刚伯应教育部长朱家骅坚请同赴台北协办台湾大学，遂去台大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间，他为推进院务和提高学术水准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大文学院有了六个系。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沈刚伯于1954年3月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了台湾的中国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钱穆、李济、姚纵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刘崇宏、张贵永、董作宾、毛学水、朱家骅、李宗侗、凌纯声等学者。 1957～1972年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主持了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许多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鼓励和推进作用。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沈刚伯于1965年70岁时患有肺癌，却长年与病魔抗争，并继续主持文学院，1969年辞去院长后仍坚持教学与研究工作， 1977年7月31日终因心脏衰竭而病逝，享年82岁。果应其许，在沈刚伯身后5年的1982年10月由台湾《中央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沈刚伯先生文集》上下两卷，每卷50余万字，堪称巨著，书中分历史、哲学、文学、教育、世局、记事等多项，成为了真正代表沈刚伯其人的见解与思想。（刘敬坤）

    沈先生仙逝已经快一周年了。去岁岁末返台，次日立刻去沈先生灵前致敬，房舍依旧，但是寝室已改为奉祀骨灰的灵堂。自从1949年入台大，沈先生的府上我去过无数次，但门口的小径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滑，台阶也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高。坐在客室中，凝视壁上的画像，总觉得门后随时会有一声沉重的咳嗽声，带出一个颀长的蓬发长者。可是我声声听的是师母在告诉我关于墓亭的计划。沈先生是去了。
    1949年，我考入台大。当时报考的是外文系，因此除了注册时见到文学院院长外，平时只听高班同学说起沈先生上课的谈锋及风采。直到一年级下学期，我打算转系入历史系，照规定须得院长的批准，我才进入院长室，拜见沈先生。当时沈先生仅说了一句：“你的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成绩都很好，你早就该转历史系了。”我也只有唯唯而退。第一次听沈先生谈话是在大一快结束时。我和几位同学，当时也不懂得事先须请求约见的基本礼貌，就贸然地叩门请见。沈先生自己出来开门，也就延客入门。这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是他老人家“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学生只是聆听。当时印象，觉得沈先生对我们请见的几个同学的背景及功课成绩都相当清楚。那时候台大人数很少，文学院除了外文系是大系外，总人数也不多，师生之间可有相当的认识，不像现在的大学，人数以万计，师生的接触当然就困难了。
    我记得那次晋谒沈先生，是为了文学院低班同学想组队参加学校的辩论比赛。沈先生谆谆训谕，一部分是有关辩论的基本技术，一部分是告诫我们参加而不必在乎胜败的运动精神。后来好像是我队败了，可是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当作参加了一场游戏，这与沈先生的训诫大约颇有关系。
    在台大历史系本科三年，我选修过沈先生的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及英国史三门。沈先生讲演不用草稿，而出口成章，凡此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他讲课实在是做“史论”，引用史实上下古今中外，无不涉及，往往一堂课五十分钟，有三十五分钟至四十分钟用于说明一个论点，史实的叙述则在十分钟左右的剩余时间内匆匆带过。大约大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对这种“史论”式的讲演不十分欣赏，更兼沈先生不交代书目，学生们下课后连自修补充也不易做到。但是在三四年级时，学生自己知道得多了，也开始了解沈先生的见解和议论，于是一堂课听下来，觉得处处有发人深省之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举世都以为民主代议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时，沈先生竟可用好几堂课的时间，说明英美式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弊病，其中包括庸俗政客为了哗众取宠而轻举妄动，也包括平凡大众只能欣赏巧言令色之士，不能欣赏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沈先生所指斥的这些毛病，不幸而言中。后来我在美读书，亲见肯尼迪弟兄操纵民意以及塑造偶像，也亲见尼克松及其左右如何滥用民主政治。每见这二十年来美国政客之举止乖张，我总是会回想到沈先生的议论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
    现在回想沈先生的“史论”讲演，我想沈先生基本上不赞成历史有一定演变方向的说法。沈先生似乎认为历史演变的趋势是一大堆事件互相牵制之后的轨迹。历史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历史的意义是后人赋与的。因此沈先生的讲演中对史事对人物都有褒贬。大致言之，沈先生对于失败的好汉多惋惜之词，对于成功的英雄却多求全责备的评论。对前者的惋惜也许意味一条正在发展的线索中断了，使历史少了一个可能性。对后者的批评，则是基于对人类有无限的期望。沈先生评论制度，备极细密，往往指出造法之初固可法良意美，演变之极，仍可导致其他弊病。我记得他在希腊罗马史的讲演中，常常提到这种现象。
    沈先生的史学观点，多少有点道家的味道，所以他认为凡事祸福相倚相伏，成败二字也未易肯定。但是沈先生终究也是儒家人物，所以对历史上重原则、守节义的人物，他总是给予极高的评语。大约由沈先生看来，历史原是“偶然”的总和，其中的成败未必有什么意义，倒是人类由人性中肯定的若干价值，值得那些历史人物为之奋斗，为之坚持，甚至为之抛头沥血。沈先生平日为人随和，似乎无可无不可，但在大原则上不肯迁就，我想与他的史学观念有相当的关系。
    沈先生性格的这一面，我在台大服务时期，深深能够体会到。沈先生在台大史学系系主任余又荪先生惨遇车祸后，征召我返系服务。前乎此时，他又约我参加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工作。是以我在台工作期间与沈先生接触甚为频繁。我在受命任史学系主任职务时，以年轻资浅为虑，他则以有事弟子服劳为谕。中途我出国一行，返国后即请求一卸仔肩，他又严词训谕，叫我不要以毁誉为念，继续为台大服务。其时我屡遭横逆，颇为心灰意冷，沈先生有一次特别召我长谈，提到明朝张江陵（居正）许下的心愿，愿以自己为草荐，任人践踏。说毕张氏的例子，他老人家对我正色告诫：“许倬云若如此以毁誉为念，岂不是我看错了人？”我当时内心酸苦感动，不能言状。自此之后，每逢自己出处进退的关头，我总记得沈先生当时的激动。沈先生平日言语，罕有激动的表情，这是我难得看到的一次，而竟是对学生给予终生必需奉行的责任。痛哉！
    1969年，曼丽与我结婚。沈先生和李济之师是双方的证婚人。沈先生特亲自挥毫，书长歌《丹凤吟》为贺，其词如下：
    丹凤翔千仞，奋飞历八荒。
    羽族千万种，谁能与颉颃。
    超群虽意快，孤寂转神伤。
    嗒鸟如有失，浩然念故乡。
    昆丘舞金母，蓬岛遇鸾凰。
    缘早三生定，卜云五世昌。
    两美终相合，百人烦恼忘。
    再不夸鹏搏，怒飞凌风霜。
    再不斥鸡鹜，啁啾啄稻粱。
    但愿长相守，交颈效鸳鸯。
    年年方便好，三春日正长。
    寄语谢鹈，无使草不芳。
    文词典雅，寄思深远。其中谬比我为丹凤，固不敢当，然而勉励祝福之意出自师长，则只有敬谨拜受。其时沈先生自己已决定由文学院院长退休，不任行政工作，唯仍继续执教，我在知道沈先生退休打算后，曾对沈先生再请辞去系主任职务。沈先生考虑之后，于次日即告诉我：“你摆脱行政责任后，多点时间自己做学问，也好。”《丹凤吟》中后半段一方面诫我以谦抑，另一方面也表示赞成我自己耕耘，不管他人短长的意思。至于寄语谢鹈，则既寓对恶鸟之不满，又颂祝能逃过恶鸟之纠缠。长者胸襟，爱护勉励，诚可谓无所不至，师恩之深，又岂仅在授业而已。
    四年前，我们全家由美返台，又得机会，向沈先生请教。
    沈先生欢愉之状，至今在目。当时沈先生告以癌症已愈，并已戒绝烟酒，而看上去精神不错。我私自欣喜，以为再度返国，仍可拜谒师门，未意去年传来凶信。今年返台，竟只能拜谒灵前了。二十八年来先生的弟子中，有年长于我者，有成就高于我者，然而沈先生于课业以外，耳提面命，教诲无微不至者，我当为受恩最深的一人。先生骑鲸而去，我当心丧终生，岂仅期而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