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怀念傅伟勋先生——兼论傅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傅先生与武汉大学（200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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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先生是具有特殊性格与特殊的神韵情采的人。他离开人世已整整六年了。直至今日，我时常想念这位充满活力的长者，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我的眼前浮现，耳边回荡。 一、傅先生的学术贡献 傅先生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会通中西日哲学与佛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在与西方、日本学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有力贫?撕Ｏ苛桨堆?跷幕?慕涣骰ザ??谝欢ㄊ逼谄鸬搅肆桨睹窦湮幕?涣髦?帕旱淖饔谩?br>傅先生在西方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东方思想的回归与发掘、海德格尔与老庄和禅学的会通、禅佛教心理分析与实存体验、大乘佛学的深层探讨、儒家思想的深入反省、东亚地区的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辩证开放的学科间的整合等方面，都有极为宏阔而又深刻的洞见。在我看来，他的原创性智慧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他在海峡两岸大力宣讲“文化中国”，使之成为影响深远的概念、思想与实践。这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创造转化，尤其有助于海峡两岸基于文化纽带与文化血脉的统一。“中国文化”的内涵目前仍在发展之中。 第二，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的学说，反省中学，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学，经由严格的自我批评谋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综合。这里所谓“中国本位的”，即是与时俱进、创造转化了的中国思想文化。“中西互为体用”的旨趣，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及实际需要且具有独特风格（亦即他国所缺）的现代式本土文化。他提倡以“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克服“单元简易”的心态，理解西方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真谛。他批评、超克华夏优越感的“中体西用”说和西方中心论的“全盘西化”，及“西体中用”说，纠正“五四”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化约主义偏失，努力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获取现代化的正面资粮。他努力地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尽量吸取欧美日本种种优长（不论体用），借以创造性发展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他认为，不论中西何种传统，只要有价值取向的正面意义，都可融为一炉，于是传统以来长久习用的“体用”二辞及其严格分辨已无时代意义可言。他开创的“中西互为体用”之路，仍可以作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深化，颇有借鉴意义。 第三，他构设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的模型。依照他所了解的生命存在的诸般意义高低层序与自下往上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应该具有下列十大层面：（1）身体活动层面；（2）心理活动层面；（3）政治社会层面；（4）历史文化层面；（5）知性探求层面；（6）美感经验层面；（7）人伦道德层面；（8）实存主体层面；（9）生死解脱层面；（10）终极存在层面。他在真、善、美三大价值之上特别标出“实存主体”层面，乃是由于人伦道德的终极目标不外是在肯认与维护每一生命的人格尊严与实存（现实存在、真实存在）的本然性。人格尊严当然指谓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与生命独特性；至于实存的本然性，不独西方存在主义所标榜，其实在中国人本主义的（儒家）传统中本已蕴含，即指个别生命在价值意义的抉择与信守应必有其自由自主的独立精神与全面性的自我责任感而言，可在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和王阳明“致吾良知”中发现，值得继承与发展。“实存主体”层面之上所以设定“生命解脱”层面，乃是由于一大半人对于生死问题确实具有终极关怀，依其单独实存的抉择寻得（儒家）安身立命，（佛教）涅槃解脱，或（基督教）灵魂救济所不得不凭借的生死智慧或宗教信仰。我们一旦有了关于“终极存在”的自我了解，随着就会推出有关生命的终极意义或终极目标的特定结论，也就会想出体认终极意义或达至终极目标的种种具体办法。 第四，他建构了“创造的诠释学”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为中国经典的现代解读提供了新的范式。傅先生批评了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方法论而不作慎重考察的“食洋不化”的弊病。在英美语言分析训练的基础上，他借鉴且超越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德理达的解构理论，且植根于他对东方文本，特别是道家、中日佛学与儒学的深度理解，提出了这一新的方法论原则。他用层面分析与辩证解读的方式，分辨又辩证统合“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创谓”的文本解读之环节，具有甚深的价值。（关于“创造的诠释学”，我另有专文探讨。） 第五，他对大乘佛学、中日禅学的研究，独树一帜。他把禅学与人类生命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实存问题联系起来，对自由、自我、生命、生死、精神治疗、宗教解脱等作出现代诠释，对佛教四圣谛作出新解，又建构了“大乘二十门模型”，且跳出大乘各宗，提出了新时代的“判教十义”，对佛禅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新见。 第六，他借助于东西方思想文化，创建了临终精神医学，特别是现代生死学的理论。（关于他的生死学，我已发表过长篇书评。） 以上六个方面，都是真正能成为“一家之言”的新论，是傅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傅先生与武汉大学 傅先生两度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与萧萐父教授、刘纲纪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敝校敝系甚为推许，多次在海内外的不同场合褒奖赞誉。萧师于1985年7月到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出席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研讨会时，初次与傅先生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性情相投，见解亦多所契合。与萧师同时赴美的，还有汤一介先生、陈俊民先生等。 傅伟勋教授第一次访问武大是1987年5月20日前后，当时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邀请二访大陆，又应萧萐父先生的邀请，非常高兴地来到武大讲学。已故陈修斋教授和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刘纲纪教授及段启咸、萧汉明、段德智与我等听了他的演讲并参加座谈。他在座谈时讲“文化中国”及“创造的诠释学”。武大哲学系诸师友的研究情况也承傅教授的看重而播扬海外。其详情见傅先生的《“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 在《大陆学者的文化再探讨评析》一文中，傅先生指出：“据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在中国大陆各大学哲学系之中具有开放精神的，为数不多，武汉大学哲学系算是其中一个。譬如该系资深教授萧萐父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与《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里，提出一种‘哲学启蒙说’，有别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与具有‘中体西用’倾向的‘儒学复兴’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批评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萧氏的‘哲学启蒙说’在思想改革与教育改革这一点，似较中西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辩更有启迪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同一文中，多承傅先生谬奖，肯定了我当时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的一篇《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的论文，引述了该文近200字的结论与要点。他又说：“该系年轻讲师郭齐勇（《熊十力及其哲学》作者）……较具多元开放的论点……有‘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想方式’，而对中西文化尝试一种‘新的综合’的创意，即‘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算是大陆年轻一代学者的代表性看法之一。” 记得傅先生首次访问武大结束后，萧先生与我去南湖机场送行。萧先生拿出一把大折扇送给他，折扇上写有诗一首。傅先生特别喜欢这一礼物。由于武大学者送了不少著作给他，行李过磅时竟超重，临时补交了一百几十元。 上面我提到的萧师赠送傅先生折扇上的诗，此诗是对傅先生“文化中国”的应和。萧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合”、“一”、“多”与文化包容意识》一文中说：“‘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87年春，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来信，热情洋溢地谈到他在海外、大陆和台湾宣扬‘文化中国’观念曾得到广泛共鸣，我在回应他时，曾有小诗一首纪怀： 文化中华不可分， 血浓于水古今情。 百年风雨嗟回首， 同赋《无衣》盼好春。 因触感于伟勋教授的热情来信，我的小诗虽从文化说起，而更多地牵情于政局，想到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经受的苦难和风雨，想到了《诗经·秦风·无衣》作者的深情呼唤：‘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尔戈矛，与子同仇’！更想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对祖国统一和中华腾飞的共同向往。诗可以情绪化地表达‘不可分’的愿望，而从客观史实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则只能说中华文化曾经‘有分有合’、‘合中有分’、‘分久必合’。由此，促使我一再思索中华学术历史发展中的‘分、合’问题……”。 关于初访武大，傅教授在《两岸处境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写道：“一般大陆学者喜欢赠送己著，我六月从北京带回美国的赠书几达百册，皆系新近著作，范围之广，令人咋舌，譬如陈修斋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唐明邦等位合编的《周易纵横录》……等书，美不胜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与萧萐父等二十多位教授座谈时（由我先讲自己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座的刘纲纪当场赠我去年同时出版的自著《艺术哲学》与《美学与哲学》。他与李泽厚合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我曾在《文星》杂志论介过，为人短小精悍，说理亦极精锐。” 1987年7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大学举行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研讨会时，李德永教授、冯天瑜教授等赴会发表论文，亦受到傅先生、华珊嘉等的热情接待，并相互交流学术。 傅伟勋教授的“创造的诠释学”及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与武汉大学有关。他在1989年2至3月撰写的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文章之首即指出： “一九八七年五月我渡过长江三峡之后，初访武汉大学，与该校哲学系资深教授萧萐父等二十多位座谈，除‘文化中国’问题之外也稍谈及我多年来一直构想着的一种哲学方法论，即‘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一九八八年五月，该系趁我三访大陆讲学旅游之便，特别邀请我再访武汉大学三天。我就在该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正式演讲了一次。十一月获萧教授来函，盼我能为该校学报撰写有关此一方法的论文。由于身边琐事繁多，迟至上月（一九八九年二月）才忙里偷闲，开始动笔。” 萧师促使他写成了此文。这篇文章后又编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教材《哲学史方法论新论》之中。这一教材是在萧师的关怀、指导、设计并亲自出面征集佳作的基础上，由邓晓芒教授编辑的。 上引傅先生文，谈及他二访武大的事。傅教授第二次来武大访问时，适逢萧先生出差外地，由刘纲纪先生与我负责接待。刘纲纪先生与傅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刘先生与我一道去南湖机场接他，然后刘先生刘师母设家宴款待傅先生。他此行在武汉演讲座谈数场，听众最多的一场是在武大南一楼第三层最大的教室举行的，来聆听他的“创造的诠释学”演讲的师生约四百人，挤得满满的，讲演中扩音机坏了，我急得不得了，傅先生说我的嗓门大，没有关系，就这么讲下来了。此行我陪他访问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与湖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学会的学者座谈，游览了武汉风景名胜，他对武大校园、黄鹤楼与东湖磨山赞不绝口。我仍珍藏着傅先生当时赠我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哲学与宗教”一集》、《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哲学与宗教”二集》，两书扉页上都题了字：“齐勇同志存正傅伟勋 1988年5月12日于武汉大学外招。” 傅先生与刘纲纪先生特别心契。在相互不认识前，傅先生就于1986年9月在费城撰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长文，发表于《文星》杂志同年十月复刊第2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审美意识的再生——评介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此文后收入《“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傅先生认为，美学是中国大陆学术中最有创造潜力的一个部门。他对由刘先生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对儒道两家美学的探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深度的评论。1986年7月他到台湾参加一政界讨论会上，建议有限度地开放大陆纯学术性的书刊，首先举出了几种著作，其中就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这一《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应傅先生的邀请，刘纲纪先生写《刘勰》专著，加盟由傅先生和韦政通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傅先生第二次访问武大时，与刘先生商谈了这本书的写作出版事宜。《刘勰》一书于1989年9月由东大图书公司（即三民书局）在台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为东大图书公司撰写，而在台湾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傅先生为刘先生写的《代序》的标题即是“大陆哲学界的‘苦行僧’刘纲纪教授”，从这一代序中可以看出傅、刘二教授的性情、品德、风范与友谊，兹全文录下： “中国大陆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刘纲纪，专为我们的《哲学家丛书》撰写《刘勰》一书，跳过《文心雕龙》的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范围，而就刘勰的整个哲学思想进行统盘性的分析与批评……自有他的独特见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由於此书是第一位大陆学者专家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版权亦属该公司）撰写，而在海峡此岸正式出版的头一部学术论著，对於海峡两岸之间超政治的进一步文化学术交流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我不得不为他代写简单的序言。 前年（一九八七）春天，我应邀再访中国大陆各大学术机构讲学一个月，五月下旬渡过长江三峡抵达武汉，逗留一天，往访武汉大学哲学系。我在拙文《两岸处境与中国前途》（收在拙著《“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九八八年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提及此事，说道：‘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与萧萐父教授等二十多位教授座谈时（由我先讲自己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座的刘纲纪当场赠我去年同时出版的自著《艺术哲学》与《美学与哲学》。他与李泽厚合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我曾在《文星》杂志论介过，为人短小精悍，说理亦极精锐”（该书第330页）。但因交谈不多，那时除此之外无甚印象。 去年（一九八八）四月底我又应邀三访大陆讲学，五月特由武汉大学哲学系主动邀请，访问该校三天，并做两次正式的学术演讲。我自北京抵达武汉机场时，该系讲师郭齐勇（专攻熊十力哲学，并有专著）之外还有刘纲纪教授亲自赶到机场迎接，令我深深感动。当天中午就在他家当座上客，畅饮畅谈，彼此的印象加深不少。郭讲师说，他在武汉大学有‘苦行僧’的绰号，因他苦学勤修之故；譬如他那时赠我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共有六十五万字，完全是他在一两年内独自撰成的，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人叹赏。我当时就邀请了他，撰写《刘勰》一书，他欣然同意，只费半年即成书稿，由我带回台北，交与三民书局的王韵芬小姐，请她设法早日印行。 刘纲纪是今日大陆美学界的佼佼者，设有美学研究室，担任博士研究指导教授，又兼大陆美学研究会副主席，以及各种学术期刊编辑顾问。他又擅长书法，他在我面前当场挥毫，书下柳宗元的一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并赠我留念，至今挂在我的客厅门上。他的书法有独特的个性，有‘天马行空’之势，颇富奇才之气。据我的观察，他处事简单，不谈政治，全部精神贯注在美学及其他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具有哲学家的风骨，且为人诚挚可亲，在今日大陆实不多见。我衷心盼望，他在不久的将来能有适当的机缘访问宝岛台湾，与海峡此岸的学术界人士对谈交流，当有助於两岸学者在文艺批评、美学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探讨与发展。 一九八九年元月三十一日 於美国费城北郊” 傅先生给刘先生的近三十封信，刘先生都保留下来，此次并整理出来了。 1989年4月中旬，傅先生作为佛光山弘法探亲团领导人星云法师的学术顾问，与星云法师一行，受到李先念主席的高规格接待，离京后又到西北、西南，然后由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来武汉归元寺过往。当天下午才到，晚上就离汉继续前往南京。记得萧先生、刘先生、李德永先生与我专程到归元寺看望他。傅先生特别高兴我们去看他，并把我们介绍给星云法师。那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晚上回家听新闻联播，惊闻胡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 1994年12月在香港，我最后一次见到傅先生，那时我们一同出席“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他已接受了癌病治疗，瘦了许多，但精神瞿烁，宴会间仍在闹酒，与唐亦男等教授开着玩笑。他永远是乐天派，记得他开玩笑说，某人给他算过，他下世将在南非当一个下级军官。下下世将变成什么动物，我忘了。 1999年我两度到台湾，都有机缘去南华大学。在我则有凭吊傅先生之意。我深情地凝视着图书馆内傅先生生前留下的，由家属捐赠的大量私人图书（有若干专架，标明为傅先生捐书专柜），耳际仿佛回荡着他那朗朗的笑声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南华前校长、友人龚鹏程教授给我绘声绘色地描绘傅先生1996年10月15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离开人世的那一刹那间，漆黑的夜晚，南华大学傅先生办公室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傅先生念兹在兹的仍是他的祖国及祖国的历史文化、精神资源。 傅先生豪爽的性格，他对人的关爱，他的平易、真诚，他渊博的学识和创造性见解，永远激励着我。他是收到书信必复的人，给我回过很多信。他多次给我寄赠他的专著。他给我的十数封信，目前只找到了这样一些，兹整理出来，以见证其人的美德。我深深地怀念这位哲学家，真情地感谢他对后辈如我等的提携。 2002年8月25日于武昌珞珈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