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鲜“燕行使”、“通信使”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1:11:2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恐怕都是在阅读本书时才首次接触到的名词。燕行使是昔日朝鲜国王向北京派遣的、旨在履行朝贡义务的外交使节，而通信使则是朝鲜国王为了维持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向日本派遣的使节。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朝鲜通信使是非常熟悉的，仅在书名中使用了“通信使”三字的书籍在日本便已出版了上百册之多。 我原来是以中国史、特别是中国明清社会史为研究方向的。我在此有必要告诉中国读者我为什么会对燕行使注意，而且为什么我的关心会延伸到前来日本访问的通信使，同时向中国读者说明，收录在本书中的各篇论文是在何种过程中撰写的。我觉得首先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这些情况会有助于本书的阅读理解。 我对燕行使问题发生兴趣要上溯到1979年至1987年在富山大学工作期间。当时，我的同事、朝鲜目录学专家藤本幸夫先生告诉我，在《燕行录选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1962）中对中国的情况有十分详细的记载。但是我当时埋头于中国善会善堂史和明清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时间仔细地阅读燕行录。 正式开始阅读燕行录是在1987年转到京都大学工作之后。当时，为纪念已故山根幸夫先生的退休出版纪念论文集的计划提上日程，因为山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史，故该论文集被定名为《明代史论丛》。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决定以燕行录为中心史料撰写明史论文。但是，浩如烟海的燕行录从哪里开始阅读呢？而且，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是否可以写出明史的研究论文？那时，不仅在我周围找不到可以商量这个问题的对象，即便是在日本的明史学界中也并没有对燕行录表示关心的学者。 幸好当时我购入的《국역연행록선집国訳燕行録選集》第1册收录了已故黄元九教授撰写的《燕行录选集解题》。在这十分简单的解题中附有参考文献，其中包括了日人中村荣孝的《事大纪行目录》（原载《青丘学丛》第1号，1930年）。这样，我首先阅读了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3卷、赵宪《朝天日记》3卷和赵宪《东还封事》。《荷谷先生朝天记》和《东还封事》收录在《국역연행록선집国訳燕行録選集》中，收录了《朝天日记》的赵宪《重峰集》是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为数不多的朝鲜刊本书之一，由于长年的虫蛀，看上去实在令人心酸难忍。目前，在《燕行录选集》之外还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和《燕行录选集补遗》，与我开始研究当时的史料状况相比已经变得十分方便。 我在本序文开始部分，说过希望能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燕行录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燕行录都十分有意思。甚至不如说，如同本书第9章所指出的那样，几乎多半的燕行录都是辗转抄袭，叠床架屋，缺乏创见。对于有兴趣了解燕行录的读者来说，我建议首先从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乾净衕笔谈》和朴趾源《热河日记》、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开始阅读。1574年（宣祖七年、万历二年）踏上燕行旅途的许篈24岁，赵宪虽然比他年长，也不过31岁。我通过他们写下的旅行记并非仅仅品尝到了两位青年文人在海外旅行时体验到的欢喜，而且还感到了他们在旅行记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华世界的强烈憧憬，以及他们对现实中的“中华”即明朝的愤慨，还看到了他们作为文人的忧虑和责任感。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那十分敏锐的观察意识的背后存在的“开朗”和“希望”。此后，我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燕行使的研究，完全是多亏了这一点。 第1章《万历二年朝鲜使节对“中华”国的批判》和第2章《赵宪〈东还封事〉中所见的中国情况报告》于1988年10月在京都召开的两个小规模研究会上相继发表。第3章《闵鼎重〈燕行日记〉中收录的〈王秀才问答〉》是1989年至1990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留学期间，吃惊地获悉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朝鲜版书籍之后，利用该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朝鲜本写成的。那时的我对中朝关系史仅有少得可怜的通史程度的知识，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相关议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惊讶接着一个惊讶。这些也加深了我对燕行使问题的关心。以上的3篇文章现在来看不免有些稚拙，由于类似的研究尚未出现，或者尽管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研究，但我认为我在文章中对问题的观察角度比较新鲜独到，故不揣冒昧将该文收录在本书中。 从1994年开始，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为期4年的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在6名优秀研究者的合作之下，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时间过得既有意义，又非常充实。本书第10章《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是按照以下思路完成的书目解题，即对明清时期中国王朝作为皇帝的代表派往朝鲜和琉球的使节们写下的旅行记进行比较，进而在将两者作为比较对象的同时，着重调查收集了前往朝鲜的中国使节的旅行记并对其做了说明。 随后我发表了收入本书第9章的论文《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2000年，我为了收集燕行录第一次访问了韩国。接着在2001年，应时任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的林基中先生的邀请，与他一起编辑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史料的调查与收集完全由我一个人承担。令人遗憾的是，该史料集没有向读者说明确定著者姓名和燕行年代的根据。有鉴于此，我认为说明相关根据是编辑者的责任与义务。而且，我还考虑到将该燕行录的内容也作一简要介绍的话，将会为今后利用该史料集的研究者提供较大的方便。 从1997年开始，我进行了“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申在植的《笔谭》是担当本书中文版翻译的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先生在合作研究中偶然发现的。当时，他于1988年前往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地方档案调查，他看到《笔谭》时觉得对我的研究也许是十分必要的，故收集了这一史料。当我阅读了这一史料之后，被其中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当时两国在学术上所处位置的不同和该不同所包含的意义所吸引，写下了构成本书第4章的论文《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 我最初谈到燕行使与通信使之间的联系是在2001年12月7日于韩国东国大学校召开的题为“燕行录与东亚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后来，我非常想知道前来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一行对当时日本流行的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的“古学”的了解，即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古学”的。“驱赶”我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一位名叫金善臣的朝鲜文人。他于1811年以通信使的一员访问日本之后，1822年又以燕行使一员的身份前往中国。我越来越想知道，在他与清朝文人就汉学的是非问题进行学术争论之前，他对日本流行着反朱子学的学说、即古学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了解，或者说他是否曾经处于可以了解日本学术动向的环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通信使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燕行使研究的延长，而其开端则是申在植的《笔谭》。 我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在2003年和2004年集中阅读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写下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由此得到的知识与我在那之前从日本和韩国的通信使研究中所得到的“主流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使我认识到，燕行使和通信使并非仅仅是在相对化之后进行研究的两个被动的客体，而是可以更加积极地去衡量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在东亚世界整体的学术和文化方面所占地位的十分贵重的素材。具体说就是三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具有各自独特之处。本书第5章《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以下4篇与均完成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 本书中文版除了在韩文版出版后撰写的第8章之外，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越南如清使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所见清代中国的汪喜孙》一文。2003年12月，我与其他6位学者一起前往越南首都河内探访史料。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收藏于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的“越南燕行录”。其间，我们前往河内国家大学访问，在该大学尚未整理的书库中翻阅《郿川使程诗集》时，偶然发现了汪喜孙的字—“汪孟慈”三个文字。在前面介绍过的申在植《笔谭》中，汪喜孙是主要的登场人物之一。我随后撰写了本文。考虑到本文采用的视点和方法将会对今后“越南燕行录”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故将其收录在本书之中。 最后，我衷心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将朝鲜燕行录的价值所在和东亚三国文人之间展开的学术交流的价值所在传达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定价58.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