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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往中需要了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历史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理解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事物、看清现象的本质，从而作出更明智的决定。
    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他们能提出宏观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间的互动可以激发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现有问题，或者在交流与思想碰撞中想出新问题。这些互动十分重要。
    2011年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共同举办了首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来自四大洲的学者共聚一堂，从各自的学科、知识和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传统的定义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执行主任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借此机会，本报记者采访了格罗斯曼教授。教授谈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今后发展的目标，以及对国际会议和中国学者国际化的看法。
    1 芝加哥黑人工人大部分来自南部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授，您好！请问最初您为何选择历史专业？
    詹姆斯·格罗斯曼（以下简称“格罗斯曼”）：最初上大学时，我一直打算做一名律师。当时有一位舍友是学历史的，我发现他看的书比我的有意思多了，于是，我开始选修历史课，这激发了我的兴趣，并开始花更多时间学习历史。渐渐地，我又觉得当一名大学老师也不错。这样，我最终决定研究生攻读历史专业，并考虑将教授历史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我对20世纪的历史最感兴趣，尤其是劳工史，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当我还在为今后念法学做准备时，就选修了与劳工有关的课程，包括工业领域的劳工关系、工会、劳工经济、雇主与工会的关系、雇主与工会之间的谈判等。而由于我除了法语不懂其他外语，所以选择说英语的工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我就能看懂各种资料，而其中对非裔美籍工人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外，我的成长环境也使得我一直对非裔美籍工人感兴趣，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读的学校是与非裔美籍孩子混合就读的学校（这种混合型的学校到后来才开始逐渐普及）。研究非裔美籍工人，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机会，芝加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南部农村地区，当他们来到芝加哥后，开始在非常现代化的工厂劳作，包括在钢铁厂和已经实行流水线作业的包装厂。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工人从农村地区或者小城镇迁移至大城市、从农业或者其他非工业领域转移至工业领域时，他们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的。
    2 数字化是挑战也是新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Arnita Jones曾评价说，在学者、高等教育和研究院面临很多挑战的数字革命时代，您是能够担当重任、引导学会继续向前发展的“绝佳人选”。对此，您怎么看？
    格罗斯曼：的确，随着数字化的普及，学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临着许多新挑战，但这些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新机会。无论是学者间的交流模式还是他们的教授方式，或研究成果的发布与交流形式等，都出现了很大变化。例如，在我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学者间的交流和联系总是面对面的方式，他们通过会议这个平台进行沟通、对话。会散了人也走了，或许再一次见面是在3年之后，到时候又是从头开始。总之，要保持学者网络，需要组织会议。而如今，会议在这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弱。人们在开会前早已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例如，我在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维思里安大学合办的首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前，早已和你们进行了联系，我们早已彼此认识。当我开完会离开时，得到了一个通讯录，今后可以继续与这些学者保持联系、进行对话。
    这一切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学术圈有了新的沟通方式。例如，如今我们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网络，进行在线直播会议，从而使无法到场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会议现场。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场内外的互动，场外的可以通过网络向场内与会者提问，进行直接的交流。今天，会议更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在会议前期，我们已经通过现代通信网络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会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得以继续。
    这也为发表会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将会议发言稿放在网上，这就好像是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样，而且比以往传统方式更简单。由于发表纸质的论文集需要找出版社，而出版社总要谋取盈利，可会议论文很难销售。网络发表的好处还在于可以进行随时更新，这也意味着各机构之间，例如美国历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发展学术合作关系并一直保持联系变得更容易了。我还想插句题外话，美国历史学会目前正在选举2013年的执行主任，两名候选人都是研究东亚问题的。所以，从2013年起，美国历史学会将会有一名研究东亚的学者了。
    此外，就美国本国而言，同一领域的交流也变得更容易了，教同一门课的老师可以不受距离限制地交流彼此的教学大纲。又如，当一位高中历史教师为下一节从未教过的新课准备时，他们往往需要去网上查找资料。然而，网上信息鱼龙混杂，他们或许很难从大量信息中甄别好坏。而我们在这方面相对而言更具权威性，会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作判断，倒不是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而是要教给他们一种方法和标准。比方说，他们可能就某一个问题找到12个答案，有些是在一般的历史方法基础上得出的，有一些或许却是糟粕。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使用好的标准与方法，学会筛选好坏。
    不仅如此，数字时代也使得历史学家之间可以进行更多互动。很多较小的历史学会往往只有一个人，而且他们不在学校工作，没有同事可以沟通，或许只与当地的中学历史教师有联系。之所以建立这些小规模的历史学会，主要目的是服务当地社区，包括给予旅游指导、收集地方史、收集各种相关材料、举办小规模展览、作讲座等。他们与高校教师、研究院和大规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之间鲜有联系。因此，将这些对历史都感兴趣、有着共同爱好的人，通过网络这个平台聚集起来，这是我们要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了您对美国历史学会应对数字化挑战所做工作的介绍，我们也很有启发。作为学会的执行主任，您能再给我们详细谈谈学会的目标是什么吗？
    格罗斯曼：针对数字化带来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建立网站，促进不同领域、学科学者间更好地交流，帮助平时缺乏足够交流以及需要进一步自我提高的中学老师，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过去人文学科的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往往会成为一名高校老师。如今，或许只有不到半数甚至更少的人毕业后会去高校任教，而且，高校面向毕业生提供的岗位也越来越少。这就需要我们为博士毕业生寻找新的就业出路，这也是美国历史学会需要去努力做的。我们需要与各领域的雇主沟通，让大家知道历史学博士对于商业领域和政府部门也是极具价值的，从而让他们愿意聘用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而且，我们还需要帮助老师和学生更好地面对现状：老师应该理解并接受学生毕业后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学生则需要拓宽视野，在入学时就要明白他们得为很多类型的工作做好准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帮助这个三角关系——老师、学生和潜在雇主的稳定，拓宽他们对于历史学博士生能做些什么的认识，是美国历史学会今后5年内要实现的重大目标之一。此外，还有第三个目标，就是拓宽小型机构里的历史学家以及普通公众对文化与历史的了解。例如，尽量增加历史学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3 增进跨学科交流提高公众文化修养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基金会的预算被缩减了，请问这对美国历史学领域的学者是否也有影响？美国历史学会在这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格罗斯曼：保障经费维持原有水平或者增加经费及其来源渠道，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但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例如，很多学者受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来中国交流、访问，但如今，富布莱特的财政预算大大缩减，这很令人担忧。美国历史学会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游说、向国会和教育部施压，以保证它们给富布莱特等的基金不因经济衰退而缩减。如今，这些项目都因联邦政府需要缩减预算而面临危险。此外，学会还需要花大量时间寻找新的经费来源。
    保证现有经费不被缩减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这能为高中教师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在美国，很多教历史的高中教师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他们中很多人往往没有历史学学位。我们必须让政府和国会意识到经费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此外，我们还需继续努力以确保资料档案尽可能公开，确保学者能够自由获得公开的资料。奥巴马总统在公开档案方面，是历届总统中做得最好的。成百上千万份外交与军事档案被解密，得以公之于世。这当然与美国历史学会长期以来的工作分不开，我们从未停止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降低保密级别、解密档案。其实，很多档案也不应该被归为保密级别。
    我们也关心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学者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取公开的档案资料，并且能够自由提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学会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在提高公众文化方面，美国历史学会发挥了怎样的具体作用？
    格罗斯曼：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主要针对决策者和商人。我们努力让他们意识到，了解历史背景的重要意义。例如某些规章制度，它们在刚开始被制定时，往往是为了制止某种不好的行为或是解决某个问题，那么，这些规章制度如今是否依然需要贯彻？要找到答案，就必须对其产生时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并将历史与现状进行比较，以作出更好的判断。商人也同样，在交往中需要了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历史对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
    其次，对大众而言，我们希望他们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历史遗迹给予更多关注、更多了解。因此，我们鼓励历史学家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把历史题材的电影介绍给他们所在的社区，让大家通过电影了解历史。理解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事物、看清现象的本质，从而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例如，如果了解历史，他们或许不会再赞成推倒一些历史建筑；在建造新楼时，也会更加注重与周边整体环境的协调。而且，他们也会注意提高自身的历史修养，现在已经有很多美国家庭学习家族史、看历史频道、看历史书，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积极参与到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活动中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美国历史学会与其他不同学科的学会之间有没有交流呢？
    格罗斯曼：美国历史学会一直很注重与不同学会、不同学科进行积极交流。比如，我们参加历史学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我本人也希望于2015年在中国举办的历史学国际大会上，能有机会与中国学者举办分论坛。2012年我还会在加拿大历史学会上发言。我们对各个国家的历史学会都十分感兴趣，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全球历史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大背景下，这种交流与沟通就更加重要了。
    我们与其他学科的学会执行主任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学会经常与其他机构合办会议或者研讨会。不久我就要参加一个由60个学会的执行主任共同参加的会议，届时我们将齐聚一堂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商讨如何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与其他专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我们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在如何拓宽博士毕业生就业渠道方面，不仅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面临这样的问题，哲学、文学等专业的学生都有着类似的问题。
    　4 交流碰撞中想出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语言和历史的原因，之前中国与国际学者的交流相对较少。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更多中国学者参与到与国际学者的对话和交流中，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对此，您有何评价？
    格罗斯曼：的确如此，而且这是十分好的现象。这次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议上的发言、讨论、互动，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受益匪浅。通过交流，我了解了传统的角色、功能，更好地感受到不同地方的传统，其表现形式与作用方式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从历史学角度体会到的。不仅如此，从人类学角度，我也收获颇丰。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对我而言，了解不同的学术文化总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并体会到了不同文化氛围下来自不同国家学者各自的独特视角，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因为，由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学者的学术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也是有差异的，我们从彼此间的交流中能够学到很多。
    这次论坛覆盖了四个不同学科，与会学者来自四大洲，这为大家充分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动机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在以往的工作里与哲学家交流比较少，这次能有机会与优秀的哲学家进行面对面、深入的对话，对我而言实属幸事，可谓是精神上的一次盛宴。对我个人而言，更多的是学习，而且这次我也的确学到了很多。我感到自己并不适合对中国学者作评价。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他们能提出宏观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
    我一直认为，对学者而言，尤其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国际学者，比如中国学者到美国参加会议，他们不应该只是出席会议；同样，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来参加会议也不仅仅只是让他们到场出席。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与学术视角，这对所有与会学者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间的互动可以激发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现有问题，或者在交流与思想碰撞中想出新问题。这些互动十分重要。当然，也有一定难度，比如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国际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一起交流、讨论，是十分有益的。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在最初计划筹办会议时，主办方就应该聚焦某个话题，并明确本次会议希望取得什么结果，论文最终是否要出版等事宜，明确的规划有助于保障具体实施过程的顺利进行。
    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现任美国历史学会执行主任，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后，曾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城市史、非裔美国人历史、美国的种族问题以及高等教育，著有《希望的土地：芝加哥、南方黑人和大移民》（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一次变好的机会：非裔美国人，1900—1929年》（A Chance to Make Good: African Americans, 1900—1929），主持了《芝加哥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Chicago）的编纂工作并因此获得美国出版人协会的嘉奖。2005年，他被《芝加哥杂志》（Chicago Magazine）评选为当年七大年度人物之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