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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关注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衣食住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幽微精神，再现西南联大的风流。
曾昭抡逸事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我国化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传闻北大聘请他还有一连串奇闻轶事。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门类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位化学专业优秀的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
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教授还热衷旅行，他在1938年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为何去缅甸公路考察？一来因为滇缅路是当时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3月11日，曾昭抡由昆明动身，搭乘某机关的便车，踏上旅行的道路。虽然只有10多天时间，但也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因此，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的《缅边日记》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他多次野外考察，并养成撰写游记和日记的习惯，《缅边日记》是其日记中的普通一种。
据说，曾昭抡研究问题经常到了忘我的地步。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把电线杆误认为自己的同事，急于把新的发现告诉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他离开实验室，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经别人提醒，才把雨伞撑开，而衣服已被淋湿了。
曾昭抡不修边幅，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鞋子总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极少数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一次，他为了及时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他从田野考察回来，仍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带着呢帽，穿着草鞋，他踏上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他著名学者坐在一起。
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当时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这位肥皂专家也无可奈何。曾昭抡在日记中提到联大教授的生活窘况。1940年7月6日，曾昭抡在日记中记录:“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补贴。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还当卖东西，以资补助云。”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俞大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
曾昭抡虽然是曾国藩的嫡传后人，但他打破了忠君思想，毕生追求民主政治，是中国民主同盟最早的中央委员。
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留学英德主攻考古专业，归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国际考古学界很有名望。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大理设工作站，曾昭燏曾在此从事考古工作。1941年，曾昭抡考察缅甸公路时经过大理，兄妹相逢。曾昭燏在此从事考古工作，她为曾昭抡介绍大理的掌故，一起游览大理城西北角的三塔寺，看南诏旧城遗址大理的古碑。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等职。曾昭燏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不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并且极力反对将出土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还联合其他人士公开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收回。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然而，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曾氏家族和俞氏家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受到打击和残酷迫害。1957年，曾昭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降级下放武汉大学。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他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而在曾昭抡去世前，他先后失去了妹妹和夫人。
1964年3月，曾昭燏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22日，她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跳下身亡。
1966年8月24日，北大西语系俞大絪教授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张奚若：
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做事一丝不苟。
张奚若是一位可圈可点的教授，西南联大正是拥有这样的大学者，才能称之为“大”——大学之“大”，大师之“大”。如果没有这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大”就无从体现。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教授，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引领了时代风骚。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现代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
在易社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张奚若的精神素描和生活肖像。他写道:
张(奚若)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有位同事回忆，他是条“硬汉”。然而，他演讲时，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极富魅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概论”课堂上，他狡黠地故作无意发表风趣的评论，然后继续他的讲演，好像没听到学生们的笑声。
称张奚若为“硬汉”，不是联大时期张的同事，而是张的朋友——诗人徐志摩。徐志摩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他认为:“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个“硬汉”怎样给学生上课呢？张奚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也在北大兼职授课。有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早上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左右，然后在下午三点继续讲，直到五点结束。张奚若能包容各种观点，但明显偏爱民主思想。臣服于黑格尔严苛的批判，但他讲授卢梭时充满激情，极富感染力。据何兆武回忆，英译本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列宁《国家与革命》是张奚若指定的必读书。
在西南联大，他任政治系主任，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和吴晗讲课一样，张奚若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抨击腐败，针砭时弊。
让我们听一听张奚若在课堂上发出的声音，据何兆武回忆:
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
张奚若还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牢骚，是针对他的同事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当然，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何兆武和听课的学生，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1941年，冯友兰的学术新著《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
张奚若的课在联大也是以严格而闻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者并不能得高分，因为他最欣赏独立思考，哪怕与他的观点对立。考试成绩公布时，在80到100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人的成绩却在30到50分之间徘徊。有一个让学生谈之色变而又无限倾慕的掌故。1936年秋，只有八位极为勤奋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九十九分，外加一分得了满分。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人人皆知。
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发现重庆的当权派“独裁专断、腐败无能”，意识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装点门面，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事实上，张奚若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1946年1月1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张奚若为此致信重庆《大公报》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这个声明，也具有“硬人”的风格:“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初，就在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张奚若是英美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乐于告诉学生，“人家说胡适之中了美国的毒，我就仅次于胡适之了。”战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课堂上，张奚若告诫政治学系学生要成为社会改革者，而不是紧盯着官府职位。这是针对报考政治学系的新生说的，他大浇冷水——想当官的不要来，即使四年，也培养不出政治学学者，大学只是教给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他说，大学毕业如果做不了社会改革者，那至少要成为正派的政治学者，即便当平民百姓也比一心想做官强。
张奚若在北大、哥伦比亚和伦敦经济学院受过教育，英语流利，法语尚可，张奚若绝对见多识广。妻子杨景任是陕西省遣送留学的第一位女生。夫妇俩极为好客，经常英汉并用，与博学的客人交谈。联大最优秀的英语讲师之一李赋宁在这种交流中脱颖而出——使他对自己的专业和异域文化更加熟悉。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金先生的这番话，贴切地概括了自己“最老的朋友。”
张奚若最令人可敬者，莫过于他的直言的风骨。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联系到张奚若的言行，我们不得不慨叹，像这样的“棱角先生”、这样的“硬汉”，只有到历史中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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