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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植锷


    “董楚平先生曾经在陈植锷追悼会上为我代笔撰写挽联:西窗剪烛添香三生有幸但得几年欢;东瀛携眷分身归国一病不起忽成千古恨。董先生是我与植锷在中学时代的老师,他最了解我俩,挽联道出我的心声。每每想起,真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悔不该当年为什么会同意让他一个人回国,造成新的两地分居,生活无人照顾,酿成终身大恨。”
    ——2002年陈植锷的遗孀周秀蓉在整理了亡夫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一书后,悲悔交加挥泪蘸墨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真是祸不单行。《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出版后不久,周秀蓉了却了心愿,可她自己也在杭州遭遇车祸身亡。英年早逝的一对伉俪,演绎了一出人间悲剧。
    我是几年前从马津龙口中得知这出惨剧的。津龙兄与陈植锷是同窗挚友,心心相印,交往甚密。喜欢唐诗宋词的马津龙,对这位老同学十分敬佩,有时会用诗句来比喻自己与陈植锷的情谊。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现居英国的陈植锷的女儿陈丹。
    陈丹16岁因父亲东渡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4年。她像父母亲一样,读书也很用功,一直优先获得奖学金,大学4年级开始还被授予日本文部省国费奖学金,直至硕士毕业。
    2003年,她与现在的丈夫结婚,并到英国留学,现在他们有一个女儿,生活得很幸福很平静。
    英国虽然遥远,但对父亲的缅怀犹如长长的黄丝带将陈丹与故乡连接了起来。我们仿佛又相会在瓯江之畔,与陈丹共话她的父亲陈植锷。
    陈植锷,1947年8月出生于永强沙村(今属龙湾区海滨街道沙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从当地沙村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于海滨中学,均为免费入学。高中毕业于温州第一中学。曾经在龙湾区海滨中学任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位考取北大的温州人。本科仅读一年半,便提前报考读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浙江省委党校任教。1984年又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家邓广铭治宋代史,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任教。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东去访问研究。1992年4月回国,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1994年2月28日,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46岁。
    陈植锷在浙江省委党校、杭州大学等曾经主讲中国通史、唐宋诗词、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文化史、古典文献等多门课程,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多名。他先后完成的著作有校点《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诗词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撰写定稿论文40篇,主要有《宋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关于中日古典诗歌之意象论》、(《日本思想史季刊》NO.34 1990年)等,字数达200多万字,多次获得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奖,并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论文奖。他的学术成果曾受到同行专家很高的赞誉。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曾称他为“近世不可多得之人才,惜英年早逝,乃文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采访对象:陈丹——文史专家 原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 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 史学博士陈植锷之女(简称陈)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简称金)
    伟大无私的父亲
    金:令尊与马津龙是同窗好友,我与马津龙亦为多年挚友,虽然我未曾与令尊谋面,但仍引他为师友。我们先谈谈生活中你的父亲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留给你难以忘却的故事吗?
    陈:在我眼里,父亲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父亲。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给我的父爱比别人更多,难以斗量车载。
    不论在北京读书还是在东京执教,他都忘不了给母亲写信,给我买儿童文学书等,而且还不顾路途遥远,以他羸弱的身体扛着带回送给我。至今家中还有一张他和一日本学者在北大的合影,手里提着的崭新书包和风筝,那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睹物思人,天人相隔,悲切涌现心头。
    他对我的成长,百般关心,万分牵挂。我从他身上总是有学不完的知识,文学、日语、数学等,甚至游泳、骑自行车,父亲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更教导我如何做人从事,珍惜时间。每当我学习累了,他总是鼓励我再坚持10分钟,之后再次鼓励我再坚持10分钟,使我又继续学习了半小时。他鼓励我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坚持的。从日本回国后到他离开人世,他时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奋发向上,每年的生日贺卡,总是写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珍惜每分每秒。
    勤奋好学的学生
    金:是啊,令尊勤奋好学,争分夺秒,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听说,在温州中学读书时,年轻的数学老师遇到一些难题也要向这位学生请教。你觉得他优异的成绩是如何得来的?
    陈:我祖父是永强沙村的农民,早年生病在家,因此父亲的出身家境贫寒,家庭也没有多少文化传承。父亲是长子,兄弟姐妹还小,18岁中学毕业时他便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海滨中学教书。
    父亲酷爱读书,不论是小学、中学,他的功课门门优秀。平日里,他的学习非常刻苦勤奋,简直废寝忘食。时常手不释卷,即便掩卷也在思考问题,从不浪费时间,常常把等候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同时,他认真好学,兴趣广泛,对西方文学他很感兴趣。记得父亲曾经让我帮他在卡片上抄写他引用需要的唐诗宋词,对此我也特别来劲,从中我发现他是阅览了无数的文献书籍,同时也发现他整理卡片文件井然有序,现在想来他也是在培养我的学习兴趣和习惯。
    我读中学时,有时会遇到数学难题,而到了父亲手里就迎刃而解了,再经他解释,我便恍然大悟。我曾纳闷他的专业为何选择古典文献,而不去攻数理化。不是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想,这与他兴趣广泛,门门功课优秀有关,加上老师的引导,考上了北京大学。
    金:天才就是具备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他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的温州人,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他在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学位时的故事吗?
    陈:父亲在北京大学仅读一年半便报考研究生了。父亲的优异成绩,我是从他获得的奖章和别人口中得知的,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去年回国整理父亲的藏书及稿件等,发现他一直保存着在校时的许多笔记和稿件,字迹都非常工整漂亮,令我十分吃惊。
    他进北大读一年级,第一次交上的作业,竟是一篇五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同学得知后震惊不已,至今仍有人说起。听母亲说,他在听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课时,讲到诗歌平仄问题,他有异议,不同意老师的说法,后来把《崔颢〈黄鹤楼〉和唐人七律》一文送给王先生批阅,王先生不但不生气,反而喜出望外,称赞他是位好学生,并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天津师院学报》发表。从父亲考取北大,一直到1994年患病去世的十多年中,他写出了200多万字的论著。这十几年,他像古罗马的角斗士那样奋力冲杀,把毅力、精力、智力全部调动起来,真是拼命啊!可惜最后落得个英年早逝。
    爱国报国的学人
    金:他是应日本政府邀请去筑波大学做客座教授的,你和你母亲后来也去了,你们在日本生活在一起,你能说说他在日本的情况吗?
    陈:父亲是公派去日本的,本来可以一家子一起去,因种种原因,母亲是迟些日子去,我则是母亲去后,作为子女团聚而赴日的。这里说起来也是心酸的,就在我办理护照获准赴日之时,也是父亲回国之日。当我在机场见到日本归来的父亲而喜悦时,又为马上离开父亲赴日而流泪了。
    本来他可以与我们团聚在日本,构筑一个温暖的巢,可是他是具有爱国情怀的学人,为了报国,为了他的专业,他决心回国。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他兢兢业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安心学习,在平静的书桌上辛勤笔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相濡以沫的夫妻
    金:我在你母亲整理父亲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后记中看到,你父亲在母亲心中的身份是多面的,既为爱人,在生活中对她体贴入微;又是良师益友,他是活字典,什么都懂;当他们分居两地时,凭借鸿雁传书维系情感,据说他们的书信达几百札之多,可见他们的感情是深厚的。你是否见证了他们的恩爱?
    陈:是的。他们相濡以沫,忠贞恩爱。我两岁那年父亲去北大读本科,是母亲的理解和鼓励的结果,母亲支持他北上。北大毕业后,他到杭州省委党校教书,我在黎明小学读了一年后,先随父亲到杭州,母亲还留在温州。记得那一年父亲带我们去看电影《人世间》,剧终是一家人团圆的定格,观众散了,惟独父亲还凝视着画面,不愿离开,他是多么希望我们也像电影里一样团聚啊。
    父亲回国后,母亲一人带我在日本奋斗,虽然他们经常通电话,但他还是一直不间断给我们寄信。我想,这些信札记录了他们的情感,也记录了那个时代。
    金:《石介事迹著作编年》是你父亲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令人心疼的是书稿未出版他便去世了,是你母亲整理出版的。这里也倾注了你母亲对你父亲的情感。你知道过程吗?
    陈:这部书的整理确实倾注了母亲对父亲的情感。我当时一人留在日本继续留学,只是从电话里听我母亲谈起。她也是和我父亲一样坚强、开朗的人。她为《石介事迹著作编年》的问世感到非常的欣慰,她为我父亲的成果自始至终很自豪。我没有她坚强,父亲离开人世后她常平静地对我说起父亲艰苦奋斗的往事,我便会泪流满面, 她就不说了。我后来把对父亲的情感化作孝敬母亲的动力,从不愿逆着她的心愿,这样有时就忘记自己想做什么了。母亲也是非常刻苦勤奋的人,她在斑马线遭遇车祸那年,我曾提出让她早点退休,她说她还能做很多事。我说回国和她一起生活,她很高兴,但是仍激励我一定要干一番事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太刻苦,如果多考虑一点个人的享福,活得轻松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也许现在都还健在呢。
    金:是啊,如果他们健在是多么美好啊!父亲及母亲的去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温州乃至中国文史学界的损失。我发现你很了解你父亲,也很敬佩他,那么在你的人生中是否深受你父亲的影响?
    陈:父亲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渗透到我的方方面面,他非常重视自己作为父亲角色对孩子的责任,总是在引导我的努力方向,指出我需要克服的弱点等。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或对我表示失望过,或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他总是对我的进步给予肯定,还非常尊重我的选择。我父亲45岁开始学韩国语, 竟然超过年轻人,连韩国语老师也赞叹不绝。我学外语接受力也很强,我想这大概是父亲的遗传,我6岁离开温州,温州话我一直没有忘记。
    金:龙应台说过: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最后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
    你现在为人妻,为人母,回眸父亲的一生,他的英年早逝对于你的最大遗憾是什么?
    陈:要说遗憾,我有很多,最大的遗憾就是懂事太迟。在父亲最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我没有不顾一切,坚持己见挺身而出, 留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同时可以继续学习,何况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老师了。若有办法可以挽留父亲的生命,输血或是切除内脏,我能做的都愿意奉献,可惜我没有任何机会去尽作女儿的责任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