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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还没有走上一条新道路     马国川:一九二三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的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解放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马:五十岁的时候,您才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您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博雅教育?     周: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谈。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大学一出来,就是一个专家,这个办法或许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文化的发展是不好的。     马: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有意识形态色彩吗?解放前,全国有许多教会大学,您怎么评价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作用?     周:我大学毕业时,还不懂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它是从苏联来的。     对于教会学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教会学校的确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传播新时代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教会学校当然也有两个方面。帝国主义是侵略的,造成了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慢慢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个例外,印度也是这样。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受了侵略,同时也得到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今天还在发展当中。     教会学校也有精华,不是只有糟粕。我们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应当考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马:解放后,您曾经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进行的“院系调整”。当时为什么要进行“院系调整”?现在对当时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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