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朱希祖的中国史学研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民国初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史学专业。它为史学的发展，史学成为近代化意义的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6年8月14日。）。顾颉刚也盛赞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成绩，说：“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6卷16期，1947年。）。朱希祖任系主任时，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学系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视为史学的基本学科，并规定为史学系的必修课。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课也被定为必修课。这类课程有：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史等。由于对原始史料的重视，他支持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建立考古学研究室，积极参与保护和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于他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纪初在建立科学的新史学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在北大史学系，他能够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各种学术观点，不分派系，兼容并收，有蔡孑民先生之风度。傅振伦回忆说，当时“通儒如陈伯弢汉章、叶浩吾瀚、陈援庵、马书平、邓文如之诚诸师，硕学如李大钊、陈翰笙、李璜、王桐龄、孔繁燏、李季谷诸先生，咸来讲学，一时称盛”（注：《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为了推进新史学的建设，朱希祖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他聘用李大钊、何炳松同时开史学理论课程，李大钊讲史学思想史和唯物史观研究，何炳松依据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历史教学法等。何氏1923年翻译《新史学》，朱希祖为之作《序》：“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我国史学界”。朱氏这种提倡各种理论并行，大胆引进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做法，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三十年代，史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著者很多出自北京大学，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他还建议学校当局，就文理科高材生各考选一人，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从吾，即是应选而赴德国留学的。姚氏曾留德十一年（1923-1934），是著名的蒙古史、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40年代，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中国史学史。当代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就曾亲受他的指导（注：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朱希祖本人那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从内容看，他讲授的实际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虽然他未采用“中国史学史”的名称。他的讲义1943年在重庆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国史学通论》。受朱氏影响最深的是傅振伦。傅振伦早就撰有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多篇，著有《史通之研究》、《刘知几年谱》等。从1929年至1937年，他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教授中国史学通论。抗战以后入蜀，1942年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为学生讲授史学通论。1944年，他把讲义整理成书，由史学书局印行，本想取名《史学通论》，为了与老师朱希祖的书相区别，改名《中国史学概要》。此书分为十篇，分别为：史之解谊、史官建置、史学起源、史书名目、史学流别、史体得失、史学名著举要（上、下）、史学上两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并有附录“编辑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一文。虽寥寥八万言，但对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简要的论列，是较早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著。1947年，顾颉刚在回答蒋星煜的采访时，谈到当代史学史专家的成就，就提到了傅振伦并刻意说明“朱希祖之弟子傅振伦”（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傅氏本人也承认他在史学史方面取得成就，与朱氏的教导和鼓励有关，他曾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中国史学概要》，则谓能广师说，而备述各方面”（注：傅振论：《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三十年代初，朱希祖南下广州去中山大学工作，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前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史学系教授。他为学生讲授元、明史，并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注：王兴瑞：《朱先生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那时的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是朱谦之。朱谦之开设西洋史学理论，也很受学生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朱杰勤是那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朱杰勤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成为专家，恐怕与朱希祖早年的影响不无关系。
1937年8月，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入蜀。虽感怀国难，但教学不歇。时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的史学家，朱希祖提出将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史学系必修课之一。这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至此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金氏著作，数次引用朱氏《中国史学通论》的观点。两书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书39年即已写成。金氏在写作时，大概参考了朱氏的讲义稿，因那时他们都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金氏毕业于北大，受黄侃影响至深，而黄侃与朱氏又曾同受业于章太炎，故金氏与朱氏也有一种师承关系，阅其讲义或听其讲课都是可能的。）
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氏既能够继承章氏治史精华，又能对西洋史学理论宽容地吸收；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并认识到史学以指挥人事为归宿。这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中国史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及史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许多史学史的内容，但史学史在本世纪以前却未形成专门学科。把它作为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进行建设是梁启超在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本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积极引进西洋史学理论来改造传统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至二十年代，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由原来的“葬鲁疏阔”的否定转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具有中国史学史的雏形。可见，中国史学史的产生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国新史学建设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阵北京大学史学系任系主任，为史界革命的开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视中国史学研究，应该说是这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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