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
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史学通论》里。该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为三篇：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历史哲学。以后在其它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应女婿罗香林之请，决定出版该讲义，附录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
该著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时写出这个讲义，与那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改革有很大关系，是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上文已谈到，此不赘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响很大，民族主义情感炽烈，国学根基雄厚，对弘扬民族文化极有热情。所以讲本国史学概论自然是他乐而为之的事情。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该著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作者在自序中对一些不良学风提出批评，说：“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陋习者，或从中国名著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著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习”（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第三，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论中国史学的起源，包括七个部分：一、史学之本谊，二、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五、再论追记伪讬之史，六、论历史之萌芽（上），七、论历史之萌芽（下）。关于史之本义，朱氏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章太炎诸说，并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史从又持中，又为右手，中为册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记事者也”，所谓“记事者”，就是后世之书记官，而不是历史官，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王国维作《释史》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氏认为这是周制，初造字时，并无盛算之器，所以，他不采王说。
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著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讬，且伪讬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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