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
    年少才俊，负笈京华苦追寻
    曾广开：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就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说起来话长，从我1951年离开家乡宁波来北京求学，转眼已经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因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旧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当地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为养家糊口，后来到南京一家营造公司做小职员。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妹妹，勉强可以度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中学才得以从浙江东阳迁回宁波。由于刚经过战争，校舍破烂不堪，经费严重不足。学校于1946年春季开始恢复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宁波中学。当时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立中学，具有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加上公立学校费用较低，吸引了宁波与周边几县的考生，竞争相当激烈。我有幸考进宁波中学，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很有才华，会写新诗，课也教得好；还有校长钱念文先生，讲授近代历史课，他思想开明，视野广阔，学生深受启发。特别是吕漠野先生常常根据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杂志的征文活动来安排作文训练，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几次参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发表在《开明少年》上。那时刊物稀少，作为一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自然非常兴奋，愈来愈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
    曾广开：您少年时期才思敏捷，天分极高。我读过您在中学阶段写的文章，觉得比现在很多高考文科状元要好得多。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可您后来却专注于学术研究。您早年在宁波中学的学习经历，对这一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傅璇琮：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我当时攒了些购书券，去书店购书。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买下这本400多页的书，一口气读了一遍。尽管我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书中优美的叙述、精彩的对话，特别是张居正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又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兴趣，一发现朱东润先生所做的人物传记，就千方百计找来阅读。这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上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曾广开：我现在重读您二十多岁时所做的文章，仍深为您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折服。您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传统国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这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您的经历和体会，对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众所周知，民国以来，清华研究院相继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执教，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当时的清华，是每一个学子向往的地方。我在清华中文系读了一年，由诗人陈梦家先生教语言文字概论，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王瑶先生教国文，几位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这样一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又转到北大学习。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汇集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如从清华来的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京大学来的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从中山大学来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骅等先生，加上原来北大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先生，一时间名家荟萃，几乎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顶尖的学者执教。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先生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先生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与现在的本科教学相比，那时的课程比较少，但“中国文学史”分量很重，每周六节课，整整上四年。那时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一些学术课题的研究，尤其是参加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师们学术的沾溉，开始进行科研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曾广开：傅先生，您后来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协助浦江清先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辅导工作，虽说您跟随浦先生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您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以及您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您后来对文学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傅璇琮：清华、北大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家。而且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取众家之所长。但由于每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某一位大师情有独钟，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响。比较而言，我在治学上偏重文史互证的路子，一直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远祧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响。但由于浦先生性格洒脱，颇有魏晋之际的名士风范，我却比较内向，沉默寡语，与浦先生的不拘小节、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难亦步亦趋地规模浦先生行事的风格。记得我刚留校时，去请教浦先生：“当年您在清华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教时是如何向他学习的？”不料浦先生说：“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问，其实也就是谈谈最近读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了就互相议论，没有看过就回头赶快找来补上。”这番话我当时印象深刻，觉得应该完全照着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研究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话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向老师请教真正的学术问题，老师怎么会吝于赐教呢？当然，我那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点，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学习外，尽量吸收几位授业师长的长处。
    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他二十几岁时做的《楚辞概论》，就被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列入参考书目中。无论是他的楚辞研究，还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白居易和清代戏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实证的严谨之风。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所体现的对研究资料的广搜博采，以及通过探幽发微的考证彰显出透辟的见解，这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是名著一时的诗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颇见功力的文史考辩，又有充满诗人气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代诗风。林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是“盛唐气象”。他的楚辞研究也颇有心得。我一直主张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文学，强调从整体出发进行“群体”研究，特别是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平静的描述，而是要体现作者内在的情感与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我自觉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响。浦江清先生是吴宓先生的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同时精通国学与哲学，曾在清华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多有创见。其后又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是成绩卓著。从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陶渊明集》和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视野的广阔，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互动联系，这也是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导的新的研究思想的体现。
    从1951年秋季进入清华学习，到1958年春季离开北大，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教导，很难想象我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
    曾广开：傅先生，您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8年初，您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随即转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转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据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重要据点。因为我有本译著《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想在那里出，曾与上海新夏艺出版社联系过，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北大党委立刻派人找我进行严肃的谈话，并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大概最后发现我仅仅是个普通学生，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没有任何往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谓“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的几个青年教师筹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乐黛云，她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儿媳，著名学者汤一介的夫人，所以颇有号召力。加上参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施于力和谭令仰等，大家平时在一起谈论学问，关系融洽，我自然乐于参加。哪里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许多平时喜欢提意见的人就在劫难逃。我平时不爱讲话，是典型的书呆子，从没有得罪过人，按当时的政策，顶多也就是“白专”典型，有点“右倾”。可能是学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就四处搜寻可以定为“右派”的目标。所以，尽管我们的刊物还没有出版，由于筹办“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个现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个人同时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广开：这次运动，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因此伤了元气。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关押或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象您这样仅仅是被逐出北大，还安排工作，大概就是为了体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属于那种外表温和、骨子里倔强的人，由于平时言语不多，不喜欢随便议论时政，批评他人，因而才得以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8年2月，我离开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吴泽炎先生当时是编辑室主任，让我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我当时年仅26岁，被带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绪失落、忧郁是难免的。吴泽炎先生让我整理《越缦堂日记》，本意是让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开始也是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记得当时住在集体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满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李慈铭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览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关键处夹入字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曾广开：政治上的不幸，让您较早成熟起来，把献身学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您此时遭受的磨难，以及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遭受重重打击，都没有把您压垮，反而更坚定了您献身学术的志向。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随即调入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一边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
    曾广开：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后，您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您早期的学术实践来看，偏重于文献整理和文史考据，这是您为避开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意为之，还是因编辑工作影响所致？
    傅璇琮：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时，学习过一些新的文艺理论，我还翻译过前苏联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也关注一些学者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古代文学的现状。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文艺界历来是运动的重点，“民无所措手足”，只能离得远一些。我一直仰慕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这些对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自然不会跟着潮流走，简单地去给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贴上现实主义的或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而是比较自觉地选择走实证的路子来做学问。另外，我在中华书局主要是编辑古代文史类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传统的考据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浙东学派实学的方法必须有所突破，但浙派实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应该继承发扬。
    曾广开：1964年，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时还完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您能谈谈当时的构想和选题的原委吗？
    傅璇琮：1959年，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相继接到两部书稿，一是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一是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让我负责这两部书的编辑。我因此受到启发，觉得应该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丛书，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设想，将陈友琴先生的著作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著作为《陆游卷》。编辑部又编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时约请人编《陶渊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对宋诗感兴趣，就编了《杨万里范成大卷》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
    曾广开：这是您对《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典籍体例的继承与创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个课题，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汇集所有的文献资料，的确达到了一编在手，纵览无余的效果。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以后别集的整理，开始尽可能附录有关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等内容。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也随即得到了提高。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从中受益匪浅。如同门学长莫励锋教授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提供的线索，不仅节约了时间，从中也得到许多启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国以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以论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实际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必须从收集材料开始，而对材料的种种考辩，就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这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经方便了许多，但由于受现实社会中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许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类似这样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还是不多。
    曾广开：您的看法，对消除经济大潮冲击造成的浮躁学风的确是一剂良药。
    “精审密察”，踵武前贤成果硕
    曾广开：“十年动乱”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被逐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您当时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是什么信念支撑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我虽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冲击。后来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折磨、生活的困顿，而是剥夺了你读书的权利，让你对人生甚至对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离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当时负责《宋史》点校本的编辑。七年多的时间，就在动乱中被耗掉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局势，普通百姓一时难以看明白。但人们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共产党。所以，我也坚信，共产党不会割断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总要有人来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尽管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我还是找机会读读书，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时局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