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杰出代表。所谓民族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恰切地阐述中国历史，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特点。范文澜明确申明要以唯物史观发现的共同规律结合本国历史的具体特点来指导历史研究，找出二者的联结，他说：“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骗》序言，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这段话也可以视为是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史学工作的指导思想。
范文澜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做法，主张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08页。）“神似”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变化无穷的实际问题获得正确解决，使之成为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貌似”是教条主义式的，它不顾具体实际，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做灵丹妙药，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1页。）因此，学习经典理论重在学习其怎样结合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照搬照抄。
他坚决反对依西欧历史的“样”画中国历史“葫芦”的做法，因为“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5页。）。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并没有停留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一般探讨上，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叙述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简编》虽然否定了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但在具体的时代划分、结构安排上，却能够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依照朝代的更替来叙述中国历史的演进。书中的章节如：对外发展时期--汉，封建经济发展时期--唐，封建经济复兴时期--北宋等，都是以朝代为核心来组织安排通史体系的，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知道那个朝代空间多大、时间多长、有什么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轨迹。
在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上，范文澜反对过去本本主义的说法，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大胆探索，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五十年代前期，人们往往把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作为权威论断。斯大林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消灭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歧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史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289页。）但范文澜却没有被这一观点所束缚。1950年10月，他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通过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初步考察，提出中国自秦统一就开始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一观点，在范文澜以后的论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范文澜指出：中国“自秦汉起，汉民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礼记·中庸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说的“今”即是指秦统一以后的时代，其中“车同轨”可以理解为“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而长城之内的疆域则可理解为秦统一时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因此，中国的汉民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特独的民族”，“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67页。）这样，范文澜虽然也是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出发来论证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反映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治学态度，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勇气。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含有极为丰富的特点，要发掘这些特点，需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这方面范文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范文澜的著述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与他早年曾致力于经学研究，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功底紧密相关。他曾师从刘师培、陈汉章、黄侃，治学思想和学术风格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抗战以前先后出版的《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抄》等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在传统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来到延安后，范文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中，但早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治学方法仍然发挥着作用。
范文澜是中国最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解经学的历史学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经学讲演录》即是其中的代表作。1941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时，毛泽东曾亲临现场，并致信范文澜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注：《毛泽东书信集》，1983年版，第163页。）。鼓励他要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范文澜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由于范文澜熟谙传统文化，善于搜集并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科学成分，使他能够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造就了他著述的独特个性。在《简编》中，范文澜对每个时代的文化，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都有专门章节进行具体论述，而且内容丰富，材料系统，分析精辟。另外，在文字表达方面，范文澜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做到洗炼、优美、生动。我国古代史家“文史兼通”的优点，在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范文澜继承清代考据学善于钩稽材料，进行考证、注释的学术风格，主张治史应当广搜精证。他指出：“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工夫，切勿随便改造原来的文字和词句。”（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213-214页。）他在论证西周封建说时，运用了《诗》、《书》、考古材料和铭文等多种材料，且都经过了严谨的考证。
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担负的共同任务。范文澜以其对理论融会贯通，不断探求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规律认识，一贯开拓进取的学术风格，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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