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当指出，范文澜的历史研究也曾经产生过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他在延安时写的两部通史著作存在着过份强调阶级史观的“反封建片面性”和“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例如：《简编》对属于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起的进步作用被忽视；为了影射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吴蜀联合拒魏类比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以至于“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20页。）。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著作的客观性。
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应当考虑到成书时的时代特征。与当时其它史著一样，范文澜的著作也是时代的产物。
范文澜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形势下着手编写中国通史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已坚决地摒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并清醒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曾说过：“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只要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692、605页。）农民在现实创造中地位的确立，使“农民战争动力说”完全代替旧的英雄史观，确立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且在当时，救亡和革命是时代的主题，异常尖锐剧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使政治问题格外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文澜所写的通史突出阶级斗争，把农民战争看成为推动历史的重要动力而忽视其他阶层的历史进步作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言论完全没有自由，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达到著述影响人教育人的目的，不得不用隐晦的笔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采取“借古说今”的方法，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如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吴晗《僧钵到皇权》等。
如果说，范文澜三四十年代的著述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突出了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和革命性；那么，建国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他对史学的探索则在坚持革命性的同时，更注重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1954年，范文澜为《简编》修订本撰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剖析了延安版通史所存在的非历史主义问题，并就历史研究中如何克服这种倾向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反封建片面性”和“借古说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用，“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19页。）至于阶级史观，“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第23页。）为此，范文澜要求把一切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进行考察，实事求是、科学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不有先驱，无以创始；不有后学，无以昌流。范文澜的治史，走过了一条从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发展道路。从最初的治经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草创，再到建国后通史的修订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探索，无不带上时代的烙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史学思想也不断升华。他那种对理论信念的执着追求，“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及谦虚谨慎，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判的学风，为后继者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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