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0日是我国美国史研究著名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黄绍湘先生九十五寿辰，谨以此专题表示祝贺，衷心地祝愿黄绍湘先生健康长寿！

恭贺黄绍湘教授九十五岁华诞

中国美国史研究专家黄绍湘

                  △1937年6月清华大学毕业照   △1945年，在美国留学期间，黄绍湘（右）与友人合影于罗斯福雕像前
    
    △1995年8月8日黄绍湘先生在家中工作 
    
    △黄绍湘1986年12月访问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历史系John A. Ganaty 教授合影
    

    △ 黄绍湘访美时与同行交流
    
    △ 1996年参观印第安人遗址
    
    △ 2006年夏天黄绍湘、毕中杰夫妇在中山公园
    

笔耕不缀 与时俱进

    1953年“美国简明史”的出版，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美国史的国别史。该书曾被多次再版，系国内美国史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外交及军事等方面人员的主要教材或参考书。
    

    学界泰斗陈翰笙登于光明日报1954年1月30日的书评中写道：“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附录的四种材料都切合实用，其中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尤为出色。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1957年出版了40余万字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1979年“美国通史简编”问世，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开创了改革开放时期美国史研究新局面。
    

    美国历史学家刘易士·汉克主编的“1945—1980年美国以外美国史研究概况”认为，黄绍湘的著作是“有学术性、有研究”的著作。
    1987年55万余字的“美国史纲”出版。
    

    200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院学者 文选 ——黄绍湘集”，是对黄绍湘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学研究的肯定与鼓励。
    

追寻真理 矢志不渝

    黄绍湘出生于长沙一个书香世家，在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的熏陶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绍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加了卧轨请愿活动。1935年，她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加入了北平学生救国会。在抗日救亡血与火的斗争中，她在清华校园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产党。为寻找救国真理，黄绍湘博览群书、苦心钻研，开始在历史的研究中找寻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
    

     △  1937年2月，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黄绍湘担任“华北学生献旗团”团长，
    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情愿献旗，要求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左侧坐者左一为黄绍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南方局领导同意并给予部分资助，黄绍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于1944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美国历史。面对新的学科和新的学习环境，黄绍湘勤学苦读，锲而不舍，认真钻研了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从专著卷帙、资料浩繁中，融会贯通，洞察了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史研究生涯。为了扩大视野，她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深入了解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过程。同时，在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领导下，她积极进行爱国进步活动，如帮助史沫特莱翻译中文资料，包括为撰写“朱德传”搜集的根据地原始资料；还曾为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老担任翻译和卫护工作……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誉。
    1946年夏，黄绍湘以“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和全部精力”的优秀毕业论文，顺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身在异国他乡，她深切思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婉言谢绝了导师要她留美深造和工作的美意，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心毅然踏上了归程。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是她神圣的使命。黄绍湘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美国历史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并对美国历史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思想批判地吸收。她以深邃而凝重的思考探求历史的规律，她治学严谨，持之以恒，硕果累累。建国初期，她先后出版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被认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黄绍湘在所难免地受到了严重冲击。她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但她决不趋炎附势，拼死护卫理想的火种，始终坚持美国史研究和写作。
    改革开放后，黄绍湘对美国历史学的新资料和一些重要史学新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拓展了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1979年，《美国通史简编》问世，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在勤奋治学的同时，她还致力于中美历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应邀赴美国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七所大学讲学，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人生何止一百年，治学已逾六十载。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黄绍湘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矢志不渝，铸就了她那史学家严谨的治学风范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即使离休以后，黄绍湘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寻，永远前进在战斗的征程上！
    

绚丽多彩的人生

——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

 

顾 宁

    △ 顾宁采访黄绍湘先生
    

    在五月的一天下午，我来到黄先生刚刚搬入的新居进行采访。黄先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黄先生的新居虽然还没有收拾好，但明媚的阳光透过硕大的玻璃窗，照在黄先生慈祥的脸庞上，使黄先生看上去不像是92岁高龄的老学者。
    透过她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神态，我可以领略到她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思索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感触到她笔耕不缀的精神。通过她侃侃而谈，我可以领略到这位美国史研究老前辈执着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一、黄绍湘先生绚丽多彩的人生道路

    顾宁：在您90余年曲折而有意义的人生中，有哪些事情曾经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您曾讲过在您的一生中有三个转折点，这三个转折点都是哪些?
    黄先生：一个人的生命航程充满前进的颠簸与风险，总有几个转折点作为标志。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第二个重大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加入共产党。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是赴美留学， 并在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和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我于1915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曾祖父黄道让著有《雪竹楼诗稿》等，在家乡颇有名气。我的父亲黄右昌，曾留学日本，专精罗马法，并且擅长书法。此外，他还以专门为梅花赋诗而见长。1917年11月，黄右昌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成为北京大学法科教授。他因对“西方现代文明之母法”罗马法研究推广成就卓著，有“黄罗马”之称。
    我的童年是在北平（现名为北京）渡过的，当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 后来还当过系主任。所以我在北平上了小学和中学。1930年的夏天，我父亲辞去了北大的职务，举家迁往南京，就任国民党政府大法官和立法委员。我当时年仅15岁。作为女性，由于在家里饱受歧视，我不愿再这样下去，所以拒绝随父母南迁，坚决留在北平读书。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我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由于该校被接管，在老师的鼓动下，我与其他同学以转学来抗议接管。后来我考入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插班进入高一就读。由于对校方强迫学生作祷告、每日要参加谢主宗教仪式不满，我准备另行择校。此时，母亲来北平照顾得伤寒的大姐。在母亲的压力和强迫下，我不得不放弃自己从小喜欢的理科，考入号称毕业后会有“铁饭碗”的国立盐务专科学校。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很活跃，广泛阅读了左翼文学作品，作家包括（前苏联）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普希金，（英国）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德国）歌德和海涅，（美国）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斯坦贝克，（法国）罗曼-罗兰，知识面很广。同时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在专业学习方面，我所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历代盐法、统计、会计等课程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班代表。此外，1934年春， 我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撤换不称职的教员，校方不从，我反而被记了两次大过。全班同学为我声援，要求撤除记过处分，但遭到校方申斥。为此，我愤然离校。我从小就向往上清华大学，父亲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秦瓒为我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文法、修辞和写作水平，对我严加指导、严格批阅我的英文作业。由于准备充分，我竟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插班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虽然我在清华学习了仅仅三年，但是由于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我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顾宁：根据清华大学校史材料，当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还有，据何礼先生回忆，“1936年10月间，各校公开的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开了“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何礼、王永兴(黄刊) 还有您被清华全体学生通过大会推选为代表，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学联。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召开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二届代表名单(大学部分)如下：……清华大学：王永兴、黄绍湘(女)、何维登(何礼)、孙世实、李忻、赵汝洵(赵石)。 ”您当时具体组织和参加了那些活动？
    黄先生：“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学生中爆发并迅即传播到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这场运动从1935年12月9日持续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学生救亡运动。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收录的“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一文中谈到了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蒋南翔同志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及其它重要历史文献，… …。 具体史实可以看我写的回忆文章。1936年春，我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镇压，我奋不顾身，用木柄与军警搏斗，当时在高碑店的火车站上，全团团员慷慨激昂，高唱救亡歌曲，誓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终生。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也成立了分队。我回到北平后，便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就在同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先生：在我年轻时，很活跃。不仅能在文艺舞台上演话剧，还是出色的演说家，鼓动救亡、宣传抗日。与此同时，我还担任救国会刊物《觉报》的主编，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牛荫冠的器重。 我曾在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记得1937年1月底，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不公开的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蒋南翔、杨学成等同志，在北平学联对我们作过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报告。北平学联公开出面和华北各地学生团体联系，领导和组织这一工作。经过积极筹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在2月4日正式成立了。因我当时是清华救国会派赴北平学联的代表，在北平学联兼职担任交际（即统战工作），一直作公开工作，在南京还有旧的上层社会关系，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我担任献旗请愿团的团长。我代表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我们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我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在我们回北平后（是在记者招待会前，还是在招待会后，确切时间大家都记不准，但对下面提到的事都记得），北平学联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广场上召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我在大会上作了汇报，以我们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继续阻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反共的政治主张，对献旗请愿团行动进行封锁、威胁、软禁等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我讲得声音沙哑，喝了些生鸡蛋润润喉咙，再继续发言。详细情况，我曾写了专门的回忆文章。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是赴美学习美国历史，这段难忘的经历，奠定了我一生走治学之路、成为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基础。我在《黄绍湘集》（以下简称《文集》）中谈到，当时去美国是受党的培养。这段经历在下面还会谈到。
    顾宁：1935年，山东发大水，您当时成为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是不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的？您当时还不是党员，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委员会？
    黄先生：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召开了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在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同时，成立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都可加入，不一定要是党员)。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璀、华道一和我等11人。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有这方面的专题报导。
    顾宁：根据史料，您在1938年回到故乡，在常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黄先生：1938年春，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常德，与进步青年周艾从、王泽民等，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发动抗日宣传。关于常德的抗日情况可以从中共常德地方志中看到。当时常德中学进步同学殷廷禄、马文馨都是骨干。殷廷禄后来成为地下党员。我在常德中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时，是住在马文馨（女）家。 我离开后，马文馨家被抄。我从常德撤退到长沙，在张治中当权时期，长沙较进步文化抗敌后援会还有吕振羽和剪伯赞，我和他们共事受益很多。
    顾宁：在您年轻的时候，女大学生是很少的，上清华大学的更少。为什么选择上大学而没有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黄先生：上大学时，还没有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就得根据斗争需要，服从组织安排，不是自己选择的问题。我于1937年6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士获得学位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天开始，我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共同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
    顾宁：有人称您是“战士，也是学者”。您认同这个说法吗？作为一个老革命，同时又是一位著名学者，您是如何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黄先生：从战士和学者角度讲，其实，在美国学习期间，我是受美共中国局领导，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一些政治活动。1945年4月，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我曾为董必武担任翻译。他在纽约停留期间，曾向华人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情况，那场集会遭到在美国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我、陈善祥和其他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为保护董老的安全，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此外，1945年夏天我在纽约曾应美国进步友人史沫特莱的邀请，为她撰写《朱德传》翻译过关于湘鄂赣边区的战士和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状况的小册子和与朱德有关的苏维埃政权的事情。我还参加过她和林语堂就中国民主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召开的辩论会。她逝世时，我曾写文章悼念她。为了反对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蒋介石搞内战和反对共产党的作法，我还和其他中国进步学生以个人名义给杜鲁门写信，刊登在1945年6月的报纸上，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和推迟为蒋提供贷款。
    我曾经在《文集》“序言”中说，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选，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艰难跋涉的历程，……。我在美国仅仅学习了两年，从那时开始，我便开始了艰难的学术跋涉。作为一个学者，直到今日，仍然坚持看书，写文章，进行研究。我永远记得，我是党培养的学人，我首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因此，不仅在治学中尽自己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要跟错误的思潮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战斗，当然跟革命时期与敌人的战斗不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人，同时也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要展开学术争论，这对提高我国美国史的学术水平是有好处的。
    

二、黄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感悟

    顾宁：您为什么从清华的外文系转到历史系学习？
    黄先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三年。 第一年学习英文，成绩优异。在那时接触到（英）狄更斯的《双城记》、（美）霍桑的《红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外国名著。 在文学的海洋中，让我流连忘返。此外，我还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日语为第三外语。但是，日本的入侵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感到学习文学远没有研究历史对中国民族兴亡的贡献大。1935年夏，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学，转到历史系学习中国近代史，希望从中找到挽救中华民族的办法和契机。在历史系，我选择了吴晗教授教的明史，一是因为明史最接近近代，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与我已经学过的中国历代盐务制度史可以衔接上。二是，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应该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这符合自己探寻中国积贫积弱受列强压迫原因的初衷。由于学习刻苦，我很快就成为了历史系的优秀学生，得到蒋廷黻、雷海宗两届系主任的赏识。与此同时，我还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清华救国会的活动中。当时校方决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一任 就要记大过一次。党组织考虑到我的处境，在我担任两届委员后调我到妇女识字班工作，从而使校方没有借口给我记三次大过并开除我的学籍。由于吴晗教授同情并理解我的经历和抱负，建议我将在国立盐务专科学校学的“明代盐法”论文加以修改充实，作为毕业论文。我是在一边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以边学习明史等课程的情况下，于1937年完成清华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的。
    顾宁：您为什么选择到美国学习？ 在美国为什么没继续学习明史而选择了美国历史？
    黄先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英美盟军也逐渐走向优势。是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决定安排人赴美进行学习、研究。南方局的罗清同志鉴于我在搞地下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教英语，便鼓励我参加出国考试。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考试。当时政治环境险恶，我丈夫毕中杰也是地下党员，还要照料一个4岁和一个2岁两个幼女，我在南方局领导的支持和组织的资助下，毅然赴美学习。
    1944年8月，抗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而我却离开了遍体鳞伤的祖国，从重庆出发，搭机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换火车至孟买，乘美国运输舰。历经40多天的艰苦行程，最终抵达美国的旧金山。然后我又横穿北美大陆，到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美国史。
    顾宁：您是自己选择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吗？您在美国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黄先生：可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学习美国历史，是受到党的培养。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同时在美共中国局领导下为党工作。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当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性区别，然而这一流派采用了经济解释方法来解释美国历史和分析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还注重分析社会矛盾与冲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国内学习是没有遇到的，使我获益匪浅。教师授课的方法也与国内不同，以课堂讨论为主，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各抒己见，课堂十分活跃。为了克服学习困难，我采用在清华复习西洋文学史时使用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由浅入深，逐步弄通美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事件的前因后果，由浅入深。积极参加课堂研讨活动，一方面提高口语水平，另一方面提高思辨能力。在学校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史实加以分析。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注：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论文的指导教授是约翰·克劳特，他是一位进步派学者。对我的论文，他认为是一篇“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评价比较高。毕业以后，我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当时国内内战全面展开，所以我在1947年春天毅然决定回国，放弃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优厚待遇。另外，在哥大学习期间，我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等课程。
    顾宁：您曾说过，“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下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仅仅两年的时间，您却在掌握了美国通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史学史(史学流派)、专题研究（包括人物和事件）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回国后写出中国第一部美国历史专著，并在1953年出版。学界泰斗陈翰笙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附录的四种材料都切合实用，其中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尤为出色。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此后，1957年您又推出了《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两部著作被称作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在张宏毅教授的文中，有中肯评价。您可以讲讲当时写书的状况吗？
    黄先生：我在1947年春回国时住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潜心从事《美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同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我先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仍继续进行写作，基本完成了史稿。1951年7月我调至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高潮，一方面恐美、崇美、亲美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又有由于仇视美帝而简单化的问题。我深感有必要通过美国史让人们认清是非，于是一面审稿，一面根据出版总署建议将原有史稿改写为《美国简明史》。我记得初稿写成后，出版社曾请陈翰老审稿。他看了后认为很好，并提了150条小的修改意见。历经多年辛劳，《美国简明史》终于在1953年问世并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共36万字，涵盖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史。《美国简明史》当时深受读者欢迎，记得我还为军事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作了学术报告，并针对当时的一些“左”的、简单化地评某些美国历史事件的现象撰文指出错误。此后，我又开始着手撰写《美国早期发展史》，该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成为大学历史系教员和学生的必读书，并为我国外交、军事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顾宁：陈翰老除了对《美国简明史》总体评价外，还对您的著作中涉及的具体史实，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作出客观评价。回顾陈翰老的话，您今天有何感想？
    黄先生：当时陈翰老凭借着他敏锐深邃的历史、经济史观，赞成我对美国历史的分析，对我的专著给予了客观、高度的评价。50多年过去了，重温陈翰老的评价，看到国内个别美国史学者虽然深受人民的培养，却对美国当权者一贯的霸权主义视而不见，一味过分夸大“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不知他们的公正和良知到哪里去了？！陈翰老的评价，在他1954年写的书评中可以看到。
    顾宁：听说在“文化革命”期间，您的书稿和不少书被造反派抄走了，也没有发表任何论文。在那个年代学校都关门了，“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是您还是没有放弃对美国历史的思考和研究。在粉碎“四人帮”后，先于1979年推出《美国通史简编》（对《美国简明史》一书的修订），有人评论说，《简编》是一本“功夫很深的巨著”。邓蜀生先生评论说：“《简编》有它自己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串始终”；有人称该书“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还有人称“《美国通史简编》是美国史走向繁荣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还曾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开创了改革开放时期美国史研究新局面。在1987年您又出版了《美国史纲(1492—1823)》（对《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使您有毅力在那样的年代对已经出版的两部著作进行全面的修订？
    黄先生：由于我感到已出版的两本书，还有许多不足，早就打算修改再版或另出新书，因此随时注意收集资料。文革之前，我已收集了很多，可惜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用三个麻袋抄走了，全都丢失了。当时感到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在强迫劳动之余，又偷偷收集资料，记在许许多多的小纸片上。文革一结束，乘自己记忆犹新，就根据这些小纸片，只争朝夕地进行整理，可以说是久蓄待发，最终又出了两本书。
    顾宁：您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历史研究，杨生茂教授称，“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国内现在有一种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过时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由于自己青年时期即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我在学习、学成回国、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美国历史各阶段的实际，进行钻研、探索和表述。对主要美国史学流派，从史料到观点进行鉴别、筛选，不囿于一家之言。我1984年发表在《兰州学刊》增刊上的《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讲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历史的问题。我认为，“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入手，以加强和提高在美国史研究中的鉴别能力、分析。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内涵，是适用于研究美国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我在《文集》中说，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必要时也开展争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华章取宠之心。我觉察到，有一段时间，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的思潮，在美国史研究上也不例外。根据我的信仰，我义不容辞地与之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学术争论，我的《文集》中就有好几篇。可惜，当时谁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被攻击为“政治僵尸”，“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与人为善的学术争论的作法，我感到很痛心。
    顾宁：您不但在美国早期史方面堪称中国研究美国早期史和美国通史的鼻祖，而且还重视现代史的研究和美中关系史研究，您还可以谈谈为什么要涉猎这么多方面？
    黄先生：研究美国历史应该把握美国历史全貌的宏观研究，同时也进行重要的专题。我在改写《早期美国发展史》的同时，就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史的研究，搜集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史史料。我很早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感兴趣。我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史学者绝不满足于对一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应该对美国史作宏观、整体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应该研究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本质特性和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研究美中关系也一样，把握宏观和微观研究。
    顾宁：您曾经想写《现代美国简史》，目前进展状况如何？
    黄先生：我早在文革前就已注意收集现代史的资料，文革时也一起丢失了。这些年来，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也写了一些文章，收集在我的《文集》中。美国的现代史，尤其这些年来美国不断发动局部战争，想称霸于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原有写现代史的愿望，可惜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实在力不从心了，只能寄希望于像你们这样的后起之秀了。
    顾宁:您因为在中国美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79年成立时就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作为美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和老专家，您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研究应怎样搞?
    黄先生：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我由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单位安排，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知名学者，于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访问了美国。除了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及耶鲁、哈佛、纽约州立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访问、开展学术交流外，还在国会图书馆等地查阅书籍和资料。这些访问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在美国史方面的开拓性交流。通过交流，美国学者对于我国学者在资料贫乏的情况下美国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颇感意外。我感到，那次交流也为今后中美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铺路的作用。从社科院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应该是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共存。基础研究不能丢。基础研究搞扎实，才能搞好政策研究和提出可行的建议。
    

三、 黄先生一生所坚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原则

    顾宁：您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什么？
    黄先生：做人要有理想。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追求的那个理想，而且要锲而不舍。做事、做学问的话，也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年来，我治学力求严谨，行文朴实，从而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我现在虽然年高体弱，但仍坚持学习，坚持思考，笔耕不缀。史学家要在重大历史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地，要视野开阔。
    顾宁：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您对年轻一代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黄先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年轻人接触到了各种美国现象，从而不少人“崇美、亲美”思想又复萌了。作为美国史的年轻学者，除了要吸取美国先进、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但也一定要从现象认清本质，批判其不好、甚至反动的一面。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广大的美国史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写出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著述，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研究美国历史，还应该了解美国的史学流派。
    顾宁：您曾讲过“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热门课程，思想活跃，论证迭起。”但是就我所知，目前美国历史研究中，很多人不用档案和第一手史料写论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美国史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指导，研究的结果也只能是罗列现象，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不分主次地把美国历史写成“流水账”。我曾经提出关于建立“健全的学风与学术研究规范”的意见。目前学术界丑陋现象泛滥成灾：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互相吹捧、形成宗派，不少书评已经变味，平庸的东西和学术泡沫太多。我认为在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应该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学风建设，净化学术环境。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出好的、优秀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果，更上一层楼。
    顾宁：谢谢黄先生接受参访，也祝愿您健康长寿！
    （转载自《学问有道『下』——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方志出版社2007年8月版）
    

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

陈翰笙

    就奴隶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说，希腊不如罗马；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说，英国又不如美国。我们读了黄绍湘同志所著的这部“美国简明史”，就可以了解美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并怎样腐朽没落的。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把美国的资产阶级送上宝座，成为新的统治者。和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一样，美国革命是片面性的。革命后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胜利的果实，仍然是被剥削的阶级。斯大林曾经指出：“在各国人民史上有过不少的革命。它们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些片面性的革命。对劳动者剥削形式是新陈代谢了，但剥削制本身仍然存在。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陈代谢了，但剥削者和压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了削灭任何剥削制，削灭所有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目的。”（《列宁主义问题》，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第547页）这个历史的真理在黄绍湘同志的“美国简明史”中获得了充分的证明。
    美国开国初期，“联邦党人”盘踞要津，掌握国家的财富和权势，在他们的领袖韩密尔顿指挥下，把一七八九年成立的联邦政府变为强化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黄绍湘同志对韩密尔顿的叙述是很透彻的。作者指出：“韩密尔顿认为：社会存在阶级的分野是必然的道理，每一个社会都存有两大集团，一个是少数富有者的统治集团，另一个是被统治的贫贱者的集团，政府应当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样，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忠贞的统治阶级，用全力来维护和巩固联邦政府。在韩密尔顿看来，英国的典型阶级社会是理想的制度，他相信英国的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他不独主张建立阶级严明的社会秩序，……并且……憎恨人民、鄙视人民达到极点。他曾说：“人民！人民是野兽”。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使富者更趋富裕”（80页）。
    两种生产关系亦即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引起了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上的北部工业资本势力战胜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制度上的南部种植园经济。经过战争烈火而牺牲惨重的南部各州必须要重新建设。在这“重建”关头，南部新生的“黑白混合”的民主政府完全被北部工业资本势力所消灭。表面上奴隶制虽被推翻，但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变相的农奴制依然存在。南部各州成为北部工业资本的原料采购地和成品推销地。南部人民所遭遇的不亚于一般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原来代表北部工业资本利益的林肯总统并不要求政治民主化，也不要求真正解放黑人。
    美国东部饥寒交迫的出外求生的人群，早已成为西向开拓边疆以至太平洋海岸的洪流。南北战争后美国领土更不断地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获得了广阔的活动范围而终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垄断的阶段。垄断资本的势力也就是 帝国主义的势力。本书着重探究了起自上世纪末期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帝国主义者对内加紧剥削和对外无限制扩张的政策。对罗斯福的“新政”作了本质的分析。罗斯福执政十三年内曾以工代赈，用迂徊的手段缓和经济危机，暂时放下“金圆外交”而披上“善邻政策”的外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些自由主义者竟从罗斯福的新政推断到战后美国将实施所谓“开明帝国主义”。他们断言“开明帝国主义”和英国传统的帝国主义会有些区别：后者残酷地榨取殖民地的资源和人力，而前者则将逐步地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黄绍湘同志充分地揭露了这种自由主义者的妄谈。“‘新政’并非如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所歌颂的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新政’的进步性是极有限的，它的进步性只在于：使美国避免了直接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而以某种改良主义方式相当地缓和了经济危机”（344页）“罗斯福‘新政’在本质上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利益”（360页）。如果罗斯福不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话，他决不会一再连任总统的。
    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曾讲到什么是社会发展史中有决定性的问题。地理环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它是较为恒久不变的现象。人口的增长也是没有决定性的，因为人口稠密不就等于高度文化。在更进一步讨论以后，斯大林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版，157页）
    黄绍湘同志所著的这部书没有违反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个原则。作者运用美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所写的著作说明了美国政党的性质，剖析了杰斐逊、杰克孙、司蒂文斯三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叙述了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初期时出现的平民党的历史。对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农民反对割让租的门争和培肯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雷色耳起义和十八世纪的薛司起义、威士忌酒事件等多次农民起义，作者也并未忽略。对于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五O至一八六二年的两次工人运动，对于一八五九年约翰.布朗所领导的黑人起义，对于南北战争中北部工人参军的运动，对于一八七0至一八七六年的农民协进会，对于一八八六至一八九0年的劳动骑士国等，都有足够的叙述；而对于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和一九四九年开展的美国和平运动叙述尤详。在这部简明史中，作者也未曾遗漏了魏德迈尔、梅耶尔、席威思、佐尔格、巴尔逊、司蒂华德、德布斯、鲁腾堡和福斯特等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对他们的活动都有恰当的说明。
    这部简明史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了解上，有很大的帮助。当哥仑布到新大陆时，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不下一百万。欧洲移民来到北美以后，用种种欺诈和诱骗的方法攫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兽皮。英法两国更以枪支供给这些移民，使他们充当英法掠夺殖民地战争中的炮灰。美国独立以后，资产阶级迅速地开拓疆土，大量地无情地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逐出东部。印第安人称自己向西退却的道路为“眼泪的道路”。“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一八八O年美国最后边疆线的消失，事实上就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最后掠夺。”（233页）现时剩下的印第安人只有三十多万了。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黑人成为南部殖民地最主要的劳动者。他们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在南北战争前掀起至少有二百五十次的反抗斗争。南北战争后黑人占美国全国人口几乎五分之一。但因数十年来经常遭受压迫、虐待和歧视的缘故，现在他们仅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美国资产阶级开发西部的时代，也曾大批地贩买中国苦力。一八六九年太平洋沿岸一万名铁路工人中，有十分之九是中国工人。到了一八八二年横贯美国的铁路建筑完成后，中国劳工就大受排斥，而且大部分不准重新人境。一九三O年美国政府颁布“限制华人新移民条例”，更严厉地限制华人入境。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便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剥削的基础上面。斯大林说过，“在资本统治之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及阶级存在之下，民族的平等是不能够有保证的，只要资本的权力存在一天，只要为了占有生产资料的斗争进行一天，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平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53页）。
    本书虽居通史性质，但侧重政治、经济方面，而未涉及教育、艺术和文学等方面。这是一个缺憾。有些问题也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例如对于英国的重商政策、航海条例和对于殖民地的打击等方面的叙述，应从英国十七世纪中叶政权变化说起。又如说到“无所知者政党”为现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前驱时，应该补述十九世纪欧洲天主教各国大批向美国移民的事实，否则读者便不会明了为什么天主教成为美国反动政治的帮凶。黄绍湘同志说美国未曾参加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之役（139页），这种说法恐不尽符史实。一八五六年十月（咸丰六年九月）中英因“亚罗号”事件发生交涉。十一月英军一千攻广州附近炮台，烧城郊民房五千栋。退出虎门后，英国劝法美共同出兵压迫满清政府修改条约。法国葛罗所率领的海军还未到达香港半年之前，美国早已有三个战船参加战事了。参加十一月十六日攻我炮台、烧我民房、残杀我人民的美国海军人员当时曾有日记。这日记在“美国历史评论一九四八年七月号”以“我们在中国的第一次战争”为题全部发表。
    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附录的四种材料都切合实用，其中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尤为出色。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1月30日）
    

献给最亲爱的母亲——黄绍湘

祝贺九十大寿

    

毕克茜

    △ 1943年春，黄绍湘夫妇与两个幼女在一起
    我有一位智慧的母亲
    从小我就濡慕她的声音
    嘹亮的京片子多么悦耳
    给我们讲一个个故事、一件件趣闻
    从中到外
    从古至今
    桃园三结义
    岳穆风波亭
    小红帽、海的女儿
    多么善良、机智、忠诚
    是母亲
    开启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向着正义
    向着光明。
    我有一位博学的母亲
    从未见她虚掷一寸光阴
    白天她总是埋头工作
    夜晚 还要为我们织衣补裙
    她能自学俄语、法语
    为了阅读经典原文
    她会制作矿石收音机
    “蝴蝶”是那美丽的命名
    她诚实的探求未知
    身为学者
    却不耻下问
    她那好奇而坦率的目光
    映照着她那颗学者的心
    晶莹、透明。
    我有一位忠贞的母亲
    年青时选定了理想
    她就矢志不渝
    为之奋斗终身
    她 从不趋炎附势
    她从不寄身豪门
    
    △ 40年代黄绍湘和女儿在一起
    六十年前
    她学成即归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六十年中
    她经历了多少劫难
    未名湖也可作证
    她不曾
    有过半点后悔
    她拼死护卫
    理想的火种
    一张张纸片写满资料
    一本本残书劫后余生
    汇聚成了百万余字的专著
    那都是最亲爱的母亲的心血
    那就是最亲爱的母亲的生命！
    最亲爱的母亲啊
    又何曾想到
    西风会东渐
    图腾要拜金
    可这些又怎能
    乱了母亲的方寸！
    在那震耳欲聋的鼓噪中
    母亲的声音
    依然沉稳
    依然坚定：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
    是我神圣的使命。
    好一位智慧、
    博学、
    坚贞的母亲！
    她从未放下
    手中的笔
    她从未停止
    对真理的追寻！
    九十岁
    正是她
    又一个
    新的起点
    所有的亲人、朋友、学生
    祝愿她
    健康、
    长寿、
    永远前进在
    战斗的征程。
    女儿 ：克茜    

百拜于旧金山    

2005年4月9日    2006年，遵照父亲的意思，将“永不背叛”修改为“矢志不渝”。
    (原载《清华校友通讯》，《黄绍湘网站》)
    

黄绍湘先生年表(1915.5.10—  )

    1915年5月10日 出生于长沙，祖籍湖南临澧。襁褓时随父母迁居北京(旧称北平)。
    1920—1923年 接受家庭教师启蒙教育。
    1923—1927年 与姐弟一起考入北平第七小学初小三年级，后转人北平师范大学附小毕业。
    1927—1930年 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初中一年级。
    1930年夏 北平女附中由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接管。原女附中领导人发起护校运动，抵制接管无效，鼓励成绩优异学生转校。父亲黄右昌辞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职务，出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举家迁往南京。适大姐黄湘留在北平，完成北平法学院本科学业。坚持留在北平。
    同年秋 考入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插班生。
    1931年夏 因不满意笃志女中校方强迫学生作祷告、谢主等宗教仪式，准备另行择校。适母亲来北平照料黄湘伤寒病，奉母命考入国立盐务专科学校。
    同年秋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北平学生卧轨请愿行动，开始阅读左翼文学作品。
    1934年春 因被同学推选为班代表，要求校方撤换一不称职教员，被记大过，愤而离校，准备功课投考国立清华大学。
    同年秋 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插班生。
    1935年秋 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
    同年冬 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救亡爱国运动；随后参加校内外救亡宣传等活动。
    1936年2月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二团在高碑店被军警围攻，押解回北平。在高碑店车站上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最早的民先队员。
    同年6月 在清华校园内参加中国共产党。
    同年 在校内任救国会委员，主编救亡刊物《觉报》；并兼任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统战工作(当时称交际)。
    1937年2月 被选派为华北学生献旗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献旗，要求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遭软禁、威胁、利诱。暗中与救国会曹孟君等人与南京大、中学生取得联系。
    同年3—6月 参加清华民校妇女识字班工作，同时赶写毕业论文。
    同年6月 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同年7月 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因急性盲肠炎发作，切除后在校医院休养，由刘震等同志帮忙最后离校。
    同年8月 与同学一起赴天津、烟台、济南抵达武汉。因身体虚弱，参加力所能及的救亡工作。
    同年9月 由平津同学会(原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杨学诚、杨述等人领导)派往长沙开展救亡工作。住在曹国枢(原清华救国会委员)、曹国智(原为北平学联委员，北平师范大学代表)家中，共同开展湖南省劳动服务团工作在日军空袭后抢救难民、伤员以及其他救亡工作)。9月底劳动服务团解散，回到汉口，住在自南京撤退到汉口的家中。
    同年10月 按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之一杨学诚的要求，随父母到长沙，开展救亡工作，在湖南省抗敌后援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
    同年11月 由湖南省抗敌后援会吕振羽、陈克难等同志派往常德，与常德中学殷廷禄、马文馨等进步同学联系，召开时事座谈会，筹组文抗会常德分会。同学爱国情绪高昂，工作顺利。
    同年12月 当返回长沙汇报工作时，曾住过的马文馨同学的家被抄查，进步同学受监视。湖南省抗敌后援会由国民党人把持。吕振羽等人都被排挤出去。
    1938年1月 由父亲介绍到陈渠珍主管的难民救济处工作，参与筹建保育院、教养院。
    同年2—6月 赴湘西凤凰县建立妇孺教养院。因对学员学习、纪律要求过严，引起学员不满。同时湘西有瘴气，引起肺部感染，难以久留。辞职回长沙。
    同年7月 通过父亲的社会关系，在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组训委员会(由省主席张治中之女张素娥负责)担任编纂教材和对外联络工作。
    同年10月至1939年4月 长沙大火前行政干校迁湘西泸溪县。配合当地小图书室，开展救亡活动，湖南省政府改组，行政干校撤销，被遣散。其间与毕中杰结婚，此后共同从事地下工作和学术研究，育有二女一子。
    1939年5月 由湘西经贵州到重庆。
    同年6—12月 经曹孟君介绍，在私立两江体专附中部任英文教员。因该校校长与王枫(我的直接介绍人)失和，不得已离职。
    1940年2—6月 在私立求精中学任英文教员。因思想活跃、联系教员与同学较广泛，未被续聘。
    同年6月至1941年6月 由清华大学校友旷璧城介绍在私立清华中学任英文教员，以进步思想影响同学。至今当时高中部同学汪国桢、佘春华等人仍有书信联系，皖南事变后，校方延至暑假不发聘书。
    同年10月至1944年夏 参加由毕庆芳、潘菽、毕中杰等人领导的以集纳编议社命名的秘密读书会，以各种形式每月座谈国内外形势。
    1941年7月至1944年 由清华同学蒋全涛同志介绍到私立树人中学任英文教员。她本人到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
    1943年3月 经南方局领导同意并给予部分资助，通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自费留学考试，得以用官价购买赴美留学的外汇。
    1944年8月 由重庆搭机到加尔各答，经孟买乘海轮经印度洋，绕澳洲南部和新西兰再沿中美洲西岸到旧金山登陆，历时一个半月旅程。
    同年9月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美国历史，并到美共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学习美国工人运动史和美国黑人史。一面学习，一面在美共中国局书记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在留学生中开展进步活动。
    1945年4月 董老必武同志到纽约访问，对华人学者作公开讲演，在他遭到部分右派分子诘难时，与陈善祥(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等进步同学一起维持会场秩序，保护董老的人身安全。
    同年 为史沫特莱撰写(朱德传)口译有关革命根据地报刊中重要资料，结识美国进步同学白琴妮Jeanne earlson等人，介绍国内形势。
    同年6月 团结中国进步学者和同学联名和以个人名义致函杜鲁门，呼吁他改变援蒋反共政策。并化名为(华侨日报)撰稿。
    1946年6月 完成以“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为题的毕业论文，受到导师约翰·克劳特(一位进步学者)的好评。
    同年 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菲力普·丰纳指导下，购买研究和撰写美国史的必要书籍。
    1947年2—9月 乘海轮回国，在青岛潜心从事美国史的研究与写作，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地下工作。在青岛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担任英文教师。
    同年10月至1948年2月 经二弟黄宏嘉(现任中科院院士、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介绍，到台湾省台南工学院任英文教授。
    1948年2月&nb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