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先生(2006120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2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1950年4月，沈志华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出生。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沈志华被公安局拘捕，罪名是“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后来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由于他的事情当时被张春桥列入重点政治案件，卷宗收藏在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中，无人知晓，也未平反，所以出狱后一直在煤厂下放劳动。甚至到1977年大学招生时，还有人以此不允许沈志华报考。直到刘传新畏罪自杀后，他的卷宗才被发现。 1977年11月，得到平反的沈志华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他说，在狱中除了通读唯一可以看到的书——《资本论》外，还认真思考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得出的结论是，就性格和个人爱好而言，我是不适合在国家机关工作的。 于是，工作一年后，沈志华参加了新华社北京分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社会人才的考试，并双双获得通过。经过选择，1978年12月他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979年5月，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学专业世界现代史，导师是所学术委员、首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齐世荣。3年中沈志华刻苦学习，他的毕业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被作为世界历史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论文答辩的示范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上掀起了下海经商热。沈志华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学术研究，也就随了这股大潮。他笑着说，在北京大街上推车卖过梨，也在河北霸县开办过机械加工厂，还在天津大邱庄经营过生态农业农场。1985年沈志华到了南方，先后在海南经济贸易发展公司深圳经营公司、深圳蛇口利宝贸易投资公司海南江海贸易总公司工作。 虽然自己的研究所是用经商赚得的钱开的，但个中辛苦，却只有他自己知晓：“最难的一次是从云南贩辣椒干去日本，收割的时候吃饭喝水都用山里的水，吃苦我倒不怕，可辣椒干从香港地区中转运到日本后，我竟然一分钱都没赚到，全叫人给坑了。那时候真是难过啊。” 回北京后，沈志华通过投资和组织编写文白对照全译系列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使他的资金有了较大增长。于是，沈志华在1993年完全放弃经商，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特别是苏联史研究。与此同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他成立了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挂靠在中国史学会(后因1998—1999年国家整顿社团，该中心重新登记为独立社团组织，改名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沈志华感叹道：“转了整整10年以后，我终于又坐在了日思夜想的书桌前。” 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 在个人学术简历中，沈志华没有一项官方专职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沈志华说，我的经历和秉性决定了我不会进入体制内的学术机构。 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现行科研体制外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即采取“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的方式从事史学研究。我以为，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尚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经济的发展则使社会和企业有可能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和资助学术研究。因此，至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满足社会科学发展需要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资金促进史学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和可行的科研组织方式。我本人有志于这方面的探索，于是决定将自己多年经营所得用于资助史学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于1993年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史学会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998年国家对社团进行整顿，中心改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成为独立的社团组织。 研究所不断更名的同时，沈志华对于“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这条科研道路的探索也渐渐有了眉目。 史学著作出版难是多年来困扰学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沈志华本人也深有体会。他觉得如能有人资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许多甘于清贫、苦于伏案的研究人员来说，确有雪中送炭之功效。为此，沈志华主编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一批，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史学前辈及专家进行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或在印)的共有10批64部专著，其中有许多著作获得了国家或院校的奖项。通过这种方式既帮助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进步，亦为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同时，在目前科研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沈志华想办法与国家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合作，共同选定专题，利用“基金”和社会资助，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有条件的还出版了论文集。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存在着一种为追求商业利益而胡编滥造的不良倾向。许多学人为此焦虑不安。在《历史研究》等杂志的朋友建议下，沈志华决定对史学评论工作给以资助。经商议，他组织首都七家史学核心刊物开展史学联合书评活动，以端正学风，鼓励先进，批驳谬误。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史学学术论文技术规范的讨论和编撰。 1990年苏联档案陆续开放，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沈志华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限于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原因，多年来步苏联和西方学者的后尘，难有建树。他认为，在新开放的档案面前，我们完全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此，通过与世界史所、欧亚所及近代史所一些专家学者反复商议，并向社科院领导建议，于1995年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负责收集、翻译、整理、出版俄国解密档案文献。此项目立为社科院的九五重点科研课题，由院有关机构协调指导，并被中宣部批准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计划重点图书。经过7年的努力，《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终于出版了。此外，沈志华本人还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组织编写9卷本《苏联通史》，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冷战国际史系列研究。 三国档案馆比较 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沈志华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我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各城市之间，据粗略估算，他在路费以及资料费上的开支达150万元以上，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各家档案馆跑得最多。 “苏共中央的档案馆要价最高了，复印一页档案要2.8美元。”沈志华说，“到俄罗斯查档案的时候最麻烦，最便宜的还要一页1美元，而且档案馆里大都官僚做派很足，让人受不了。他们可能是缺钱吧。好像也没有统一的管理，感觉有一种无序状态。” “美国的档案管理显得很现代化，它专门有一个解密委员会，档案解密后交给档案馆保管，而档案馆就是专门给别人看档案的，没有保密的任务。你去看它还很欢迎。”沈志华笑着说，“他们档案馆只要你出研究成果以后，说明所查资料是从他们那边得来的，就很高兴。因为各家档案馆申请资金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它的利用率。我去美国一次，就弄回八箱档案。去了两个月，复印回八纸箱子，也不限量，你印得越多他越高兴。” “如果你做这个项目是他非常关心，非常感兴趣的。你可以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你来往的机票、吃住和所有的费用他都给你包干，我那次去查档就是这样，八箱没花钱，他们甚至帮你打包，帮你运走。” 谈到国内的档案馆，沈志华觉得还有待改进，认为现在档案馆的权利和责任安排还有点不合理，国内的档案馆身兼解密和保管两大责任。中国虽然有档案法，却没有实施细则，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一般档案馆对可公开可不公开的都采取不公开的态度。 沈志华说：“比如我为了写中苏关系这本书，沿着中苏边界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一些大企业，比如包钢、大连造船厂档案馆我全去了，有的档案馆连门都不让你进，在一家钢铁公司的一个档案馆，你只能看，不许抄，不许复印。我说你们公司的档案馆有什么秘密，成天不就是那些报告和年终总结吗，我想了解一下苏联专家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这不行，这都是机密。” “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基础。”沈志华说，“中国档案解密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