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1950年生，江西吉安人。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及制度史、明清社会经济史，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
学术是终身的职务是暂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不仅是明史专家和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还兼有多个职务，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江西省委副主委、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和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继续保持研究的必要时间与平和心境？
方志远：媒体介绍我诸多头衔时，一般是从大到小的顺序，最后才是江西师大的教授。在我看来，应该颠倒过来，首先是学者和老师，其次才是其他各种头衔，因为学术是终身的，各种职务和头衔都是暂时的。
你提到如何在多种身份下继续保持研究的时间和心境，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即开始担任一定职务时已经进入到的学术程度和自身对各种职务的角色定位。我在48岁之前没有担当任何职务，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老师，能够安心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写出了一些现在看来还不至于脸红的论文和著作，如《明代的巡抚制度》、《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等，又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合著）、《明清江右商帮》以及苏东坡、王阳明、明成化帝等几部传记。
从48岁开始我陆续担任各种职务，但都是兼职的，主业仍是教学和科研。这主要是有幸得到所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谅解，没有让我陷于繁琐的行政性事务。同时，自己有明确的学者定位，也能比较好地协调各种关系。如1998—2001年我担任江西师大图书馆馆长，校领导同意了我不做行政干部的要求，因此能够隐身于书库中，既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又能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从2001年开始我担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仍坚持学术必须是第一位的，这里需要感谢前后两位和我搭档的学院党委书记，他们承担了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2004年我开始担任江西电大的副校长，虽然所管的基建、总务头绪繁多，但由于得到领导的支持，主要精力还在学术上。所有的职务都是要退出的，唯独学术是终身的。何况在担任江西电大副校长的同时，我仍然是江西师大的院长和教授。
学术和职务两相促进
记者：您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民进江西省委副主委，承担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责。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并处理政治和学术关系的？
方志远：从1998年开始，我先后任江西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从2002年开始，任民进江西省委副主委，理所当然要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要在参政议政上有所主张、有所作为。多年历史研究的积淀和洞察力，对我的参政议政有重要的帮助。另一方面，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需要对当今社会进行考察和调研，能够接触一些纯学者触及不到的深层问题，这无疑促进了我对历史的理解和领悟，因为历史即是走向当代的一路足迹。其实，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并不是仅仅和历史文献、历史遗迹、历史理论和方法打交道就够了，还需要乃至必须有社会阅历和对当今社会的认识，否则，无法理解古人，无法进入历史场景。
举一个例子。清代乾隆中期，两江总督奏请在江西资溪县增设关卡，以保护淮盐，阻止闽盐输入，被乾隆皇帝反复训斥为舍近求远、罔顾民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但态度强硬的乾隆皇帝最终竟然被两江总督说服。其中的缘由激起我巨大的兴趣，最终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原来淮盐的利润保证了巨额的陋规，它成为上自皇室及中央有关部门、下至地方各级相关官员的“小金库”。基于这种历史的眼光，时下屡屡发生的严重背离群众利益的事件，其奥秘也就不言而喻了。反过来，对现实问题的深入考量又让我充分移情到历史的场域，拨开现象的迷雾发现问题的本质。
我担任人大代表、院长等职务后，也许少写了一些论文，但认识社会的深度和对历史的感悟却不断有质的飞跃。正是这种飞跃，才有了一些自己认为更满意的作品，因为它们多得自现实和历史互动的感悟，如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成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华夏英才基金的结题成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以及《明清湘鄂赣地区的食盐输入与运销》、《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历史方法论二题》、《“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论户部”考》等论文。
话虽如此，但学术和职务也并不总是两相促进，也会发生诸多的矛盾，弄得不好可能是两相受损，误人误己。社会已经多元化，认识社会的途径也可以多元化，一些没有担当任何职务的学者同样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而担任了职务也未必就能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一切因人而异。当今社会，可以走的路有多条，感悟历史也有多条途径，不必只认准一条。
历史研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
记者：今天的历史教育和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但也带来“碎片化”的严重问题。大家都固守自己的有限研究领域不断“深挖洞”，知识面却越来越窄，不仅使得“专家”辈出而“大家”少有，而且史学界内部的深层对话和碰撞越来越难。这对学界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应该如何看待并解决呢？
方志远：学术研究的细分化是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比如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有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工，又产生出种种专门领域的经济学。这既是学科本身的推进过程，也是社会需求的推动。历史学也一样，随着各种“专门史”的出现，历史研究有被“碎化”的感觉。这就需要学者有更广阔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胸怀，需要有宏观和微观的复合视野，以具体事件为切入点进行整体性的研究。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三条道路：一、“让城别走”，开辟新的领域；二、博采众长，创建新的学科；三、强行突破，攀登新的制高点。每个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也可能随着对学术领悟的加深而修正自己的路径。
但不管走哪一条路，学者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我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中国历史学的本质精神和内在灵魂。它是一种追求或理想，这个目标从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实现的，但从相对意义上说，却是可能达到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在他哪怕是“小学”的考据上，甚至都可以看出这种追求或理想。
从我自己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最近和日后试图进行的工作，一些原本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如何突破？这就需要用宏观的眼光，捕捉某一时代被忽略却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展示社会特质的人和事，也许是偶然发生的事、并不起眼的人，来揭示大的历史变故和时代走向。
从某种角度看，所谓的“细化”或“碎片化”，其实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用整体史的眼光讨论历史问题的必然途径。我们只有不断地对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细化”和“碎化”的研究，才有可能为整体史的研究提供依据。这一过程其实正是辩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和矛盾与统一不断相互转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学者之间学术眼光的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客观上正在进行着没有明确分工却有默契合作的工作，两者相互依存。
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学术的“细化”和“碎化”问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该分的时候自然会分，该合的时候自然就合了。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确实存在着种种无视同行学者研究成果、自打一套太极拳的现象，乃至发生变相剽窃或公然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这也不足为怪。无论哪个行当，都有闲云野鹤式的人，也都有扒手和窃贼，古今中外皆然。
就业的关键是专业
记者：又到了每年学生就业的关键阶段，相对于其他热门专业来说，历史系学生就业的普遍现实是：论文难写、工作难找、待遇又差，一句话概括就是投入产出比较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就业面更窄、工作更难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成因？又该如何解决呢？
方志远：大学生就业难是目前严峻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关于历史系本科生的就业情况，就江西师大而言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师范院校历史系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教学能力强，做中学老师普遍受到欢迎。因此，只要不十分挑剔，多数学生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整体情况好于研究生。
研究生就业难的成因比较复杂。诚然有形势严峻、需求紧缩等客观因素，但也有一些学生自身的原因。有些学生不是历史本科出身，学科基础不扎实，用人单位对他们不太放心，而学生的心理预期又往往偏高，于是高不成低不就，就出现了就业难。真正专业学得好的学生，就业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赞成搞什么通才教育，没有专业就没有就业，就业的关键是专业。教育部应该在大学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是“通才”，没有专业的所谓“通才”，其实就是“废才”。
从社会的大背景看，现在历史专业研究生的供给大大超过了有限的需求，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又不断扩招，不啻是饮鸩止渴。文史哲旨在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应该是全民性的学科，人人都应该学习。从研究工作来看，更需要精英，国家必须保护、投入，为这些少数的精英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而更多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向专业技术和职业化方面转型。我在今年人大会议上针对就业难的现实问题，建议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高校由身份性教育向职业技术性教育转变。在青少年中普遍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和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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