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书，文章要有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这是陈旭麓先生《浮想录》中的一段话（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浮想录》）。《浮想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的浮想不时触发读者的思绪。读其书，如见其人。读其书，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智者的深邃和灵动，一个仁者的沉思和关怀；你似可听到他的浅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刚怒目；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才是发之内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是陈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说：“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陈氏史学，智神两字足以当之。
一
“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先生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他指出：“义和团的落后性通过正义的斗争表现它的合理存在。”“义和团不是民族觉醒，它促进了民族觉醒。”“义和团运动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时代脚步。”他说：“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从来只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是创建新生产的力量。”同时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但已萌发了一些新苗，新苗又为封建浊流淹没”。再如“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了传统的裂口”。“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民族壁垒可以阻挡侵略，也会封锁自己”。“一村一户都有围子，万里长城是个大围子”。“革命在反对旧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就为自己制造了框框”。
类似的论断在《浮想录》中不乏其例，寥寥数语包含着极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作者辩证思维的功力。陈先生擅长思辨，对历史的评判，常能发人所未发，《浮想录》中类似的点睛之笔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但“布新难，除旧更难”。封建的幽灵始终在活人的身上若隐若现。在陈先生的词汇中，“中世纪”与“封建”同义，他以形象的语言写道：“19世纪的中国，一只脚徐徐伸向近代，另一只脚却仍被堵住在中世纪的门内，尽管用力拔，那只脚还是中世纪的。”他看到传统的“凝定性大于流动性，所以对传统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需要新的或外来的冲击力”，所以“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正因为不是主动走出来的，而是被轰出来的，所以那只脚依然拖泥带水。脚下拖泥带水，难免步履蹒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将中世纪的污泥涤荡一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如危崖转石势不可挡，又提醒人们旧的东西除而不尽死而不僵，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生长缓慢的树木质地尤其坚硬，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顽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细胞却会千方百计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找到它栖身之处。“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默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新旧文化的递嬗既有反复，又有羼杂。历史的进程不无诡谲之处，“文革”大扫“四旧”却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而“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但先生并不悲观，“近代中国破一分封建即前进一步”。尽管封建尘垢顽梗难化，“但一百多年来没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体，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历史的逻辑表明：“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服从民族运动（反帝）是有阶段性的；民族运动服从民主运动是时代的持久要求。”
陈氏史学，以识见长。这种“识”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妙言隽语，而是史学家厚积薄发朝夕思辨的灵光一现，它不仅出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源自对现实的关怀。
先生认为从历史探测现实，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声学界的论文（《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录》中，先生则将其犀利的史笔直指当代社会。
他明言：“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而“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学的，有的甚至离科学很远”。“我们做过‘一天二十年’的梦，得到的却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说别人走了二十年，我们才走了一天。”反思是为向前看，身处时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火车是近代化的使者，它开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会跳起舞来（车经湘西的怀化、麻阳、吉首、古丈、大庸想起）”。当然，与时俱进不等于与世俯仰，智者的价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历史表明改革的艰难并不亚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度”的把握尤为不易：“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体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先生晚年反复探究革命和改良这一历史命题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是这样，可是历史的自身还会有那样”，历史的诡谲之处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行者并非不觉其非，不过是利益所趋罢了，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不惜烧毁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个人身家。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近亲繁殖只会结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可谓一言点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宠幸，无数个小朝廷小皇帝当然也得配备自家的鹰犬，何况家臣这种货色向来是供大于求的。传统的阴魂驱而不散，有家臣横行的舞台就不会有公仆生存的空间，在家臣竞相效忠的国度，忠实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腾史吗?
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二
对于传统，先生并不一概抹杀：“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的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他指出：“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同样，对新陈代谢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要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对于儒学，先生的评判也是一分为二的：“儒学是抗拒腐败的，但儒学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剂。”“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
至于那些以反孔或尊孔为进身之阶的文化骗子，先生就毫不客气了。新儒学的某些拥趸奉孔子如天神，将儒学奉为通行天下的万应灵药，对这等似新实旧的冒牌货，先生下笔如刀，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痛快！确实，在一个假货泛滥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对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旧货色的文化贩子，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劝别人信，有时是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在先生的晚年，时代虽已步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但“文革”的阴影仍让人心有余悸，“左”的羁绊使人们动笔撰文常有“下笔如有绳”的感喟，《浮想录》只是先生对自己思想的记录，并不准备立即发表，所以其中一些议论更为放言无忌。如：“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欢愚昧。”“‘开民智’是医治愚昧，尚服从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义宣扬愚昧主义则是民族的灾难。”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其深刻之处：“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怪诞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因素，一是封建遗毒的再现，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形成的独裁制的膨胀。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来的，所以‘文革’是中外也是古今的恶性结合。”“政治家着眼于今天，哲学家看到的还有明天。毛主席是个伟大政治家，也是哲学家，在他的晚年把哲学的明天搬到了政治家的今天，所以我们又要退回来。”讲真话固然要有勇气，但更要有水准，淡而无味的真话是浪费唾沫。反思，反反思，《浮想录》以其发人深省的真话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胆识。
当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先生更擅长从历史的视角来投射对现实的关怀，“舢舨与轮船不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而是历史进程的差别，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进程上的差别”。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还是历史进程上的差别？在讲究“特色”强调“国情”的时候，若能设此一问，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也可以不攻自破了。当然还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不了解国情可怕，被国情俘虏更可怕”。
陈先生主张：“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进而指出：“让历史说话，还是要通过史学家来说话：《史记》是司马迁在说话，《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说话，《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在说话。”陈先生的著述，就是陈旭麓在说话，尤为可贵的是他常能说出许多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句平常的话，一个普通的看法，经先生略加点化，就会变得不同凡响。事物的发展螺旋式上升，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先生并没有拿这个原理来简单地图解历史，而能独具只眼，看到“历史是螺旋地前进，我们的历史螺旋得太多了”。学力不济，难通古今之变；不具史识，谈何一家之言。文字功底决非文字技巧所能造就，笔锋的强健，凸显出思想的力度。
三
做学问要超越他人不易，要超越自己更难。读先生的文章，会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溘然去世的前几年，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诗）文章的老成源于思想的精醇，读先生的文章，每每会为其中的神来之笔而叫绝，这种“神”是特定的时代和境遇，特定的气质和学养溶铸而成的。特定的东西无法复制，这种“神”难以口授心传，也是浅学后生很难企及的，望尘之余惟有心向往之而已。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时代的激流，坎坷的人生，都可以在陈旭麓的著述找到它们的印记。先生明言：“要求做真人则可，要求做完人很难，因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先生不是一个完人，却不失为真人，他对自己的苦恼并没刻意掩饰，《浮想录》时而也会透露出一个老人的苍凉之感：“‘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只是青壮年的先生，对老年却是追不回的逝波。”他也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潜网而痛心疾首：“是是非非总折磨，为人为己两蹉跎。”其实做个真人也不易，真人容易较真，有时现实却让他们有理没处说：“说有理论工作者不讲理。其实不是不讲理，而是在编造理，或者他的理是以‘势’为转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理实质上就是以势为理。理须学问，势则依权，以理可以服人，以势可以压人。然而，理之充分总不如势之强悍，心虽服理，行则服势，在病态的环境下尤其如此。“时代已经走出了中世纪，可比中世纪还狠毒的权力又回到了当代一些权力者的手里。”所以先生也不得不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会低头处世，不会低头处世就得挨鞭子。”甚至不无凄楚地写道：“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不让你说清楚，那就沉默，永久的沉默。”
当然，思想不会沉默，思想者也不会甘于永久的沉默，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更没有“自己折磨自己”。文章苦而后工，亦未尚不是幸事。“已谙世味应忘我，却念国殇总惜才。”在学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延续的曙光，以自己的行止和史笔书就了自己的墓志铭。学者以学问说话，史家以史著立身，先生晚年学术上的爆发正是对世道不公最有力的反击。
人生在世，有穷有达，达不可有傲气，穷不可无傲骨，穷达之际，品位立判。《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时时发散出一个湖南汉子的硬气：“宁可因反对而招人嫌，不要因乞求而招人嫌。”“当你被诬指为‘错误’的时候，你就坚持‘错误’走下去，以回敬那些貌似正确的人。”
“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句话现在已经给讲得有点滥了，甚至连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也常以此来自我标榜。说易行难，学者的“傲”，说白了就体现在他立身处世的现实取舍。
“智慧与权力两者不可得兼，宁舍权力而取智慧，因为权力是临时的，智慧是永恒的。”取舍之间，操守自见。当然追求永恒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最难容忍的就是对权力的蔑视，而“智慧”即使无意，也难免让“权力”感到如芒刺在背。思想的锋芒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向权力的同时更易伤及思想者自身，“先行一步，便是异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说符》）批判的武器往往会遭到武器的批判，这似乎是思想者的宿命，也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
“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傲”。从司马迁到陈寅恪，这种“傲”如长虹贯天。从秦始皇到“四人帮”，他们要“杀”的也正是这股“傲”气。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穷”未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路，这种“傲”气的“代谢”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自吹自擂，得志猖狂，不是傲，只是霸，霸的背后是虚。据说陈先生曾不无幽默地调侃：“军阀，军阀，有‘军’才能称‘阀’。如今的学阀，没‘学’，照样也能称‘阀’。”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幽默的语气下隐含着对这种怪状的愤懑。瞧瞧满校园的大师博导，看看学术圈的一地鸡毛，泉下有知，先生又当作何浮想？其实先生对虚假繁荣背后的学术贫困早有预见：“把不配当副教授的人拉成了教授，教授的队伍壮大了，但在壮大中包含着贫困，这种贫困更可耻。”虽道可耻，这种“贫困”毕竟有其凝聚力，不愁没人趋之若鹜。不知这种现象算不算返祖遗传，百年前的一位狂人就曾说过：“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龚自珍《明良论》）
鸿篇未尽，撒手人寰，先生不是没有他的遗憾。但较之坊间那些光鲜的“鸿篇巨制”，学术的天平必然倾向薄薄的《浮想录》。历史研究本来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看着一套套“巨著”竞相问世，简直怀疑从何时起做学问已经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一年年的项目招标，一件件的工程发包，搞研究蜕变为“掼砖头”“砌长城”，谈什么智与神，只看到笨而蠢。汤因比曾将《剑桥史》讥讽为工业化的产物。确实，从古到今，一流的杰作几乎无不出自作者的匠心独运，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锺书）。
“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身为历史学家，在探究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同时，陈先生的另一只眼睛始终紧盯着现实世界的风雨变幻，关注着新旧博弈的未来走向。《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浮现着一个仁者的家国之忧和天下之责。先生的理想是“以史经世”，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史论就是政论，这种以史学为底蕴的政治见解，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邀名干禄的治安策，而是催人猛醒的解蒙药，影响所及何止一代学子，“作者把思想变成语言，读者把语言变为思想”。从而在新陈代谢的潮去潮来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浮想录》，寥寥数语，薄薄一册，但它何止是十年心事的随想随录，分明是一生治史的心得总汇。它称不上鸿篇巨制，也没有唬人的框架体系，但字字句句都让人感受到思想的穿透力。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几回读罢，掩卷难眠。
“人物隔代，思想长流。”先生所以不朽。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