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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妹妹动情回忆杨宪益夫妇鲜为人知的感情细节

 


    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
    

    
    ○名人家事
    “翻译界泰斗”杨宪益老先生日前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他与夫人戴乃迭一起,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联袂将百余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他们这对异国恋人1941年在重庆举行婚礼,“文革”中共同遭遇4年牢狱之灾,直到戴老1999年因病去世,共度了59年幸福时光。他们的爱情,也被誉为中外联姻、珠联璧合的典范。
    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杨老的大妹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杨敏如和杨老的外甥女、著名作家和画家赵蘅,她们披露了杨宪益和戴乃迭感情生活中很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细节。说起这些往事,杨敏如动情地哭了两次。
    关键词:牛津之恋
    英国女孩戴乃迭自愿做他的女秘书
    “哥哥和嫂子的感情并不是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么庸俗。"
    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非常支持抗日。哥哥去外国留学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爱国的留学生。他在牛津大学还成立了学生抗日团体。”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英国女孩格莱迪丝自愿做他的女秘书,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
    戴乃迭是英国传教士夫妇的女儿,在北京度过了6年快乐的童年时光。后来随母亲返回英国。她的功课很出色,曾荣获一项国家奖学金。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杨老曾经在采访中说:“她从小就对中国很有兴趣。这个英国同学介绍我认识戴乃迭后,戴乃迭就跟我好了。”而此前,杨宪益去地中海旅游时,一位埃及导游曾经预言:“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你而憔悴,你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
    戴乃迭那个时候中文还不好,他们认识以后,杨宪益开始教她中文,还帮她翻译唐代的一些传记故事。“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谈话的内容比较幼稚。西方人看的东西多,谈话的内容比较合适。谈政治也好,谈文化也好,合拍的地方更多一点……另外,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然接触英国女人比中国女人要多得多。”当时的牛津,一年才招一个亚非地区的学生。杨宪益是那一年唯一一个。
    据戴乃迭说,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她已经注意到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脸色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谨。不过,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哥哥和嫂子的感情并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报道的,他觉得我嫂子美丽、像林黛玉什么的,主要是他们能谈得来,有共同的理想。不是媒体所说的那么庸俗。哦,当然,我们那时所说的庸俗是指不谈理想,只是风花雪月的那种。”杨敏如说。

    关键词:联袂翻译
    他搞翻译,是因为太爱妻子了
    “在关于杨氏夫妇的故事中,很少有人提到‘翻译大跃进’这一段。”
    之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
    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亲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绍她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齐鲁大学校长易人,原聘书作废,不得不去条件更艰苦、薪金更微薄的光华大学。
    儿子是1942年8月出生的,杨宪益为其取名“烨”,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戴乃迭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乃迭不会抱孩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着烟卷,可怜啦,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着睡觉的。
    那两年,他们夫妇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上倒腾了七八次之多。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翻译之路,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他非常想搞历史,最喜欢的就是历史。可是因为嫂子教书不行,口头表达能力不好,只能读书、译书。所以为了让妻子学术上有所成就,他一直从事着翻译事业,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了。”杨敏如感叹。
    在关于杨氏夫妇的故事中,很少提到的一段就是“翻译大跃进”。杨敏如对本报记者说:“你可能不太能体会到那时大跃进人民的疯狂。上级不让睡觉,没日没夜地干,累了嫂子就做些运动,跳跳绳。哥哥不做运动,就抽根烟,歇歇。他们俩只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翻译了鲁迅的整套中国小说史,虽然有些粗糙,但那时就是要争速度啊,所以也没办法。哥哥曾经说,如果没有以后的灾难,他们很想再好好地翻译一遍。”

    关键词:双重阻力
    双方母亲都预言异国恋不会长久
    “我哥哥太坏了!等到订婚后才说给我带了个外国嫂子,说我一定会喜欢。”
    “我哥哥在牛津大学念了6年,念了好几个系,但是没拿博士学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颁发博士证时,要首先对英国君王下跪,他下不了这一跪。所以决定回国,到延安抗日。他对嫂子说,我必须回国抗日,要去延安,很辛苦的,你受不了的,咱们分手吧!我嫂子很了不起,直接宣布订婚,对我哥哥说,再苦再累她都愿意。”1940年某日,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里开了一个早餐会,正式宣布他与戴乃迭订婚的消息。
    杨宪益曾说起这段经历:“她母亲听说她女儿想跟一个中国人订婚很不赞成。说虽然现在好,结婚以后不到4年就会分手。如果不分开,他们要生了孩子,孩子将来也长不大。她母亲反对,可是她父亲对中国很有感情,觉得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好了,英国人也不是不能嫁给一个中国人。”
    对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
    “我哥哥太坏了!他不提前告诉我,等到订婚后才给我来了封信,说给你带了个外国嫂子,你一定和她说得来,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她比很多中国女子都好什么的。还寄过来两张照片,让我去跟嫡母说。”因为当时,杨敏如在燕京大学念书,戴乃迭的父亲也在燕京教书,他们在中国成立了工合社,专门救助中国的贫困民众。他们在杨敏如心目中的位置很高。
    “嫡母知道后,就一直哭。首先,她觉得那么多中国女孩,非得找个外国人,肯定不会长久。再一个,她通过照片觉得嫂子太高了,会压哥哥一头。我逐一解释说,和外国人结婚不一定不长久啊,哥哥只是背驼,不比她矮。最后,嫡母终于答应了,但有一个交换条件,就是以后不和哥哥嫂子一块住,要和我们夫妇住。我答应后才算成了。不过,嫂子一直很喜欢我嫡母,我嫡母后来也很喜欢嫂子。”

    关键词:儿子的死
    戴乃迭酗酒,身体开始不行了
    “‘文革’对我们家族来说,哥哥最惨了。他儿子被整成精神分裂症,自焚了。”
    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半小时后,戴乃迭也被带到半步桥监狱。狱中,戴乃迭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时间,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对狱卒说:谢谢。戴乃迭认为给她送饭的人很善良:得知她在自己的国家每天吃土豆,便每天都送给她吃。他们两人被关了4年监狱,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
    就在戴乃迭蹲狱期间,大学毕业的长子被分配到湖北一家工厂,因受父母的牵连而精神分裂。数年后,出狱的父母将儿子送回英国治疗,没有效果,儿子发病时浇汽油自焚而亡。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说:“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到一笔钱。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文革’对于我们家族来说,哥哥最惨了。哥哥被抓起来,带着帽子在大马路上游行。他的极聪明的儿子被整成精神分裂症,自焚了。儿子的死,是嫂子始终解不开的结。她的身体自那以后就不行了,这个病那个病的闹腾了十年。”说到这段经历,杨敏如很痛心。
    在杨老外甥女赵蘅的心目中,“我的表哥(杨老的儿子)是非常俊朗的男孩,高鼻梁,脸有些苍白,黑头发,我总觉得他很像《雾都孤儿》里的那个小男孩。他的坟墓在英国,没有墓碑,墓地有一本很精致的去世人名字的册子,上面有他的英文名字。”
    “舅舅、舅母平常就有喝酒的习惯,儿子去世之后,舅母喝酒更厉害了,舅舅有时会去夺瓶子。每次喝完酒,都是舅舅做家务,收拾盘子、碟子什么的,舅舅可是大少爷出身。”赵蘅回忆,“舅母生病之后,舅舅拒绝了许多外出邀请,不再出国,尽量去医院陪舅母,催她早睡觉。当时医院离住的地方挺远。可只要一有机会和时间,我舅舅必去舅母那。他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感情至深且始终如一,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我们后辈也很羡慕。”

    关键词:回国结婚
    杨家兄妹“双婚”,两位新娘拒穿婚纱
    “我和我爱人、哥哥和嫂子是一起结婚的,称双婚。”
    对戴乃迭来说,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始新的生活,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和杨宪益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我和我爱人、哥哥和嫂子是一起结婚的,称双婚。当时国共两党的人士都有参加。结婚时,哥哥衣服都没熨。我们拒绝穿婚纱,而是穿绣花衣服。”1941年2月16日,杨家兄妹的婚礼轰动一时,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也被邀出席。
    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我们俩是席中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婉拒道:“‘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
    “哥哥本来要去延安,可当时中共南方区的负责人告诉他,现在延安形势危急,你先别去。后收到西南联大的邀请函,也准备去那。但因为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盛情邀请,加上嫡母刚从那里回来,知道那个地方条件艰辛,怎么也不让哥哥去。所以哥哥就留在了中央大学任教。后来哥哥一提起此事,都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
    他们夫妇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国,杨宪益夫妇很不适应,杨宪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风格处世,“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杨宪益在自传中如是说。戴乃迭则被学校当局怀疑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要不,一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郎,决不会下嫁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学校当局乘他们夫妇上课的当儿,多次秘密搜查他们的住所。
    对戴乃迭来说,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始新的生活,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和杨宪益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我和我爱人、哥哥和嫂子是一起结婚的,称双婚。当时国共两党的人士都有参加。结婚时,哥哥衣服都没熨。我们拒绝穿婚纱,而是穿绣花衣服。”1941年2月16日,杨家兄妹的婚礼轰动一时,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也被邀出席。
    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我们俩是席中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婉拒道:“‘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
    “哥哥本来要去延安,可当时中共南方区的负责人告诉他,现在延安形势危急,你先别去。后收到西南联大的邀请函,也准备去那。但因为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盛情邀请,加上嫡母刚从那里回来,知道那个地方条件艰辛,怎么也不让哥哥去。所以哥哥就留在了中央大学任教。后来哥哥一提起此事,都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
    他们夫妇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国,杨宪益夫妇很不适应,杨宪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风格处世,“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杨宪益在自传中如是说。戴乃迭则被学校当局怀疑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要不,一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郎,决不会下嫁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学校当局乘他们夫妇上课的当儿,多次秘密搜查他们的住所。

    关键词:妻子病逝
    戴乃迭不在了,杨宪益无法再翻译
    “嫂子去世,哥哥无法再翻译了。翻译必须两个人来,因为他们俩的配合实在是太好了。”
    “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这样说。此时,她已经在中国有过诸般经历: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她与中国丈夫相濡以沫将近60年。1989年,戴乃迭病重,她得了老年痴呆症。八十多岁的杨宪益细心照顾她,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她认不出友人了,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泛红的脸颊。1999年11月18日,她离开了人世。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在杨宪益的家中,有一幅和戴乃迭的唐装婚照。照片上面,郁风端庄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回忆起妻子,杨宪益曾深情地说:“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后来跟她结婚,以后碰到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别的女朋友有的也很熟,但是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他们俩都有英式传统,都很安静,话不多。舅母说话很直爽,舅舅则是很幽默,中文底子那么好,说话也是话中有话。”赵蘅这样描述这对夫妻的性格。
    杨敏如说:“嫂子去世,哥哥太难过了。他无法再翻译了。翻译必须两个人来,因为他们俩的配合实在是太好了。两人看法和脾气都一致,生活中和睦温馨。”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冯存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