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是如何与北师大结缘的？
郭预衡：1941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年读书时，曾受业于几位文史大师。其中，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沈兼士先生讲《说文解字》，赵万里先生讲校勘学，刘盼遂先生讲经学历史，顾随先生讲诗，孙人和先生讲词，孙楷第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储皖峰先生讲中国文学史。1945年我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跟从余嘉锡先生学目录学，同时考取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学史源考据之学。我本来不想“考研”，那时还没有今人所追求的学位观念。一位留过洋的老师让我考，我就考了。考时也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其后上课，陈先生问我：“为什么只答两题？”我说：“只会答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你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我做史学研究生，就是这样被破格录取的。1947年我研究生毕业，1950年开始任辅仁大学讲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就来北师大讲课了。师大中文系历史上名师荟萃，学生也有刻苦学习、认真做学问的学风传统，这一直没有变。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
问：您师从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做研究，具体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的？
郭预衡：余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目录学大师。当年，他正在修改、补充《四库提要辨证》的子部和集部。按照余老的治学路数，我一一涉猎子部、集部诸书，并替他查类书，校《世说新语》。当时先生的工作室，位于辅仁旧址图书馆书库的旁边，借书还书都很方便。在一个时期里，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的个人图书馆。遨游书海，博览群籍，为我打下了一些学问功底。
陈垣先生教我们研究生，让我们一字一句地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然后校勘、写笔记，并从中找出错误，写成短文。这种学术训练，让我终生难忘。
问：您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为什么这么说呢？
郭预衡：上个世纪50年代，我被派往匈牙利“讲学”两年多。这使我避开了国内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得以集中时间读书、学习、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从我国驻匈大使馆借来一整套《鲁迅全集》，认真研读，获益极大。当时本来是把鲁迅当做“五四”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来读他的著作的。这次通读鲁迅著作，我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学人。同自己见过的学人相比，鲁迅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问：您是什么时侯入党的？能和我们谈谈入党时候的情形吗？
郭预衡：北京解放前夕，我已经和地下党员有所接触，组织上吸收我参加了革命理论学习。1949年北京解放，我一直和党组织保持联系，被组织列为考察对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并于1955年正式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来师大本来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在教学改革中，我开始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后又因工作需要，准备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按当时的初步计划，就从“五四”时期的几个大作家的著作开始讲起。
问：您的著作《中国散文史》蜚声学界，被钟敬文先生誉为“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能给我们简单谈谈创作的始末么？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是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完成于90年代后期。但早在60年代初，我就开始构思和动笔了。当时我和刘盼遂先生共同主编了一套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散文选》，同时便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散文的传统问题，并发表了几篇探讨汉语文章传统特点的论文，诸如《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等，都写于1961年。这时有出版社的同志看到这些文章，很感兴趣，曾约定撰写一本《中国散文简史》。但“文革”风暴骤起，没能继续写下去。重新动笔，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从探讨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到论述历代文章的发展演变，我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后来辑为《历代散文丛谈》。其中主要的一篇《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写于1979年，已含有构思《中国散文史》的基本观点。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力图排除诸多干扰，潜心撰写《中国散文史》。先后于1986、1993、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上、中、下三册，2000年又出版了整套精装本。现在我对《中国散文史》还打算做些补充。有些失误，也要改正。与此同时，也在别的领域开始探索，刚刚起步，还无话可说。
问：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治学有什么建议？
郭预衡：现在的青年人读书，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史的年轻人，我主张首先“读史”、“治史”。鲁迅说过：“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这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