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 | | 【原刊地名】京 | | 【原刊期号】20084 | | 【原刊页号】131～139 | | 【分 类 号】K1 | | 【分 类 名】历史学 | | 【复印期号】200902 | | 【英文标题】Mr Zhang Zhilian and the Historiograph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 | 【作 者】王晴佳 | |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 | 【摘 要 题】访谈录 |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 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 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个不同，无法等同复制、生搬硬套。
由此看来，如何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一个人要找一本西方流行的著作加以翻译，或者挑一个新潮的外国学术流派，加以引进介绍，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如何正确解读、解释该书或该学派的产生及其影响，则必须不但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必须对它们所处的时代，有正确的了解。中国的古训“知人论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张先生的高人之处，正是在于他不但外文娴熟，特别是英文和法文，说写都十分流利，在中国史学界首屈一指，而且他还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有丰富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应《历史研究》之邀，张先生几乎经常为中国学界介绍外国新的史学著作和思潮，发表书评和论文。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在中国史学界德高望重，但他从不倚老卖老，对新的思潮和流派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相反，他十分注意了解新事物、新思想（虽不一定赞同），而且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真正做到了学问面前人人平等。③ 张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沟通中外史学学术交流之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诚非偶然。
张先生之所以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他的作风为人、交友之道、充沛精力和上面所提到的精湛的外文水平，都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张先生的生平，虽然他没有留下完整的自传，但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有阐述。④ 其中特别一提的是，虽然我们对张先生的一般印象是，因为他曾负笈欧美，所以学通中西。其实这一印象有点误差，因为细究张先生的治学经历，其实他在国外的时间并不长，并多以考察、游学为主。具体而言，他曾在1946年9月至1947年夏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考察了那里的学校教育。然后他又辗转法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里举办的“国际了解研讨会”，为期七周，结束以后于1947年11月回国。那次欧美之行，一共才一年多一点。接下来一次张先生出国就是在1956年他与北大的同事翦伯赞、周一良、季羡林一起，到法国参加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因为是参加会议，此次访问的时间也相当简短。再下一次张先生有机会到欧美，要在23年以后的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张先生有机会不断出访，在各国、各地讲演或参加会议。由此看来，张先生能成为沟通中外史学的重要桥梁，主要是他个人不断努力、做有心人的结果。因为在他那一代学者中间，在欧美留学数年的也大有人在。
认识张先生的人都知道，张先生能熟练运用英文和法文，这自然为他广泛结交国外学者提供了方便。他的许多外国朋友也对此十分欣赏。如曾留学北大、现为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的舒衡哲（Vera Schwarcz）教授，便在她的唁函中回忆道，她与张先生的交往和友情，得益于双方都能操法语。舒教授形容她与张先生是一种“知音”关系，一语双关，既包含思想的默契，也有语言上的相通。⑤ 张先生出身世家，很小就接触英文，之后又求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于光华大学。他在光华的老师中，有一位哈佛博士张歆海教授（1898—1972），其英文水平是民国学者中的翘楚。张先生有这样的名师传授，其英文之精湛便容易为人所理解。⑥ 但张先生法文之娴熟，却是他做有心人、刻苦钻研的结果。据张先生自己回忆，他最初接触法文，是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虽然学习了两年，但水平并不高。中断学业以后，他到上海，又随一位法国妇人学习法文，每周两次，获益不小。在这之后，张先生有机会在上海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与法国汉学家佘敷华（Geoffroy Dechaume）朝夕相处，经常抓紧机会促膝交谈，由此张先生的法文日益精进。在1956年出访法国参加国际汉学会议的时候，他兼任了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可见经过多年钻研，他已经能熟练运用法文了。⑦
张先生能同时掌握英、法文，为促进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在西方学术界，英文和法文仍然是公认的学术语言。如有史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Comité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其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大会，就以英文和法文为会议的正式语言。张先生自中国史学会1980年重新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之后，每次会议他都参加，并在会上英、法文并用，广交朋友，推进学术交流，其巨大贡献，无人可以匹敌。200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悉尼召开，张先生以87岁高龄最后一次与会（据说他是所有与会者中最年长的一位）。像以前几次一样，此次会议规模巨大、场次众多。张先生参加会议十分认真，每天按时到场，积极提问。他还应邀在会上讲述他与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的交往及中法史学交流。他一会儿讲英文、一会儿讲法文，幽默风趣、隽永睿智，令许多与会者倾倒，由此而领教了中国史家的风范，敬佩中国学者的学识。可惜这一曲“广陵散”，今已成绝响，念之不胜怅然。
不过张先生能为中外学术交流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成为有口皆碑的“学术交流大使”，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热忱待人、提携后学的“教书匠”精神。上面已经提过，张先生出身世家，其父张寿镛（1876—1945）有“理财家”之誉，并是光华大学的创办人、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和教育家。张先生兄妹众多，其中从事财经业的不少。如其兄张悦联（1907—1992）曾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并与香港富豪董浩云（其子董建华曾任香港特首）一家是世交。⑧ 但张先生从早年起，便立志投身教育事业。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父问他志向，他答曰：“我想当一名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他父亲含笑说，“那你的月薪只有200元”。但张先生不以为忤，几十年来矢志不渝，以“教书匠”自许。⑨ 他指出，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需要有知识，而且还必须对教学有热情：“一个教师，如果没有热情，没有对科学的热情，对教学的热情，对学生的热情，没有对事情本身的鲜明态度，没有感染力，即使学问再好，也不是一个好教师，教学很难成功。”他更补充说，这一热情，可以表现在课堂上，也可以表现在课后与学生的交往上。⑩ 张先生真是说到做到，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春风化雨，诲人不倦，泽被后学，诚为一代教师之楷模。
的确，张先生的高超学识、优雅风度和交友之道，已经使他扬名国际史坛，为中国史学家争了光。他于1985年荣获法国总统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la Légion d'Honneur），表彰他对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便是一个卓例。但从他的志向来看，这些只是他努力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副产品；他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能身体力行，培养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将中国史学推向国际、推向世界。由于张先生每次出国，时间都不长，因此他都有备而来，充分利用时间，把握机会。譬如他在与布罗代尔晤面时，就提出要派中国学生到法国学习历史，对方爽快地答应了。张先生马上追问：“可以收几名？”，布罗代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五名吧。”未料张先生马上从口袋里掏出名单交给了对方，让对方大吃一惊。张先生在晚年回忆这事时，眼神充满自豪，为他的机智和聪明自豪。但显然他运用这些机智聪明，为的是嘉惠后学，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扬名海外。这是他作为一个全心全意的“教书匠”的真实写照。(11) 自1980年代以来，张先生帮助了不少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深造。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卓著、首屈一指，在史学界无人可以专美于前。
如果说“送出去”能帮助推进中外史学的交流，那么“请进来”也许意义更大，因为安排外国学者在华讲学，可以享有广泛的听众，嘉惠更多学生。(12) 民国初年，胡适（1891—1962）将其美国老师杜威请到中国讲学两年，自己亲自担任大部分场次的翻译，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到中国讲学的国际学者还有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和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这些访问都是一时佳话，至今亦为人所不断传诵和研究。顺便一提的是，泰戈尔的访华，张先生的老师张歆海也是组织者和翻译者之一。张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一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在他出访国外期间，广交朋友，有选择性地邀请他们到北大和中国其它学校讲学。他虽然自谦，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13) 但他邀请来华访问讲学的史学家，真称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都是当今世界史坛上叱咤风云的一流人物。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不一一罗列。张先生在其“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一文中，开列了一个他邀请访华讲学的西方史学家名单，读者可以参考。(14) 该文写于1989年，系为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教授65岁诞辰祝寿所撰。在这以后张先生又继续邀请了包括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史名家彼得·伯克和德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等史学界名流访华。
更可贵的是，张先生常能慧眼识英才，在一些史学家尚未成大家以前，就安排他们来华访问。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法国史研究名家林恩·亨特教授。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了亨特教授，后者不久访华，在北大讲学。亨特教授那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虽是名校，但她还是一位普通的教授，出版了两本著作。以后亨特教授转任宾州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现又任加州洛杉矶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她于1991年被选为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2002年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成为“北美最受尊敬的史学家之一”。(15) 张先生去世以后，亨特教授为缅怀她与张先生之间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寄来了真诚恳切、言简意赅的悼词，其中写道：“张芝联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旺盛的求知欲、精湛的外文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交友之道，使他成为一位罕见其匹的学者和老师。……我会永远怀念我们在伯克利、北京、巴黎和都柏林相遇时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的交谈。”(16)
二、语惊四座，余音绕梁
正是由于张先生能自如地与这些当代史学名家来往，并建立长久的友谊，因此在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史学史研究抑或对当代历史研究态势发展的研究，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之后，张先生经常有（找）机会出访外国，与引领史坛风骚、活跃在历史研究前沿的史家亲身接触、交谈，因此能很快了解史学发展的趋势。但如果以为张先生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只是建立在茶余饭后的闲聊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张先生的父亲张寿镛是有名的藏书家，而张先生又是张寿镛众多子女中有心继承父亲教育和学问事业的一位，(17) 因此张先生亦是一位“书虫”，以遨游书海为乐趣。他出访国外的时候，有一个兴趣就是购买新出的学术书籍，带回国内研究。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的收入并不宽裕，而外文书籍一般都很昂贵，但张先生见到有用的书，常常不假思索地买下。张先生又非常慷慨，回国以后如果有人需要，他就会将这些新书借给他们。而最近几年，张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也经常托我在美国买书，找机会带给他。亨特教授说张先生有“旺盛的求知欲”，此言不差。张先生研究欧洲历史，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为热衷，曾任中国18世纪研究会会长。他去世以前，就一再要我注意西方思想史名家波科克（J. G. A. Pocock）正在撰写中的《野蛮主义和宗教》（Barbarism and Religion）的多卷本巨作，嘱我“出一本买一本”，因为该书为名人名作，展现了西方学界有关18世纪启蒙运动的最新成果。可惜波科克的书还没写完，张先生人却已作古，思之不禁潸然。
上面已经提过，要想将外国史学动态有效的介绍、引进到国内学界，必须对其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张先生自大学求学时代起，便选择西洋历史为其主攻之一，因此学有经年。而他注意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也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上世纪50年代，许多苏联史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那时张先生刚到北京大学任教，年富力强，又学习了几年俄语。在翻译苏联学者康恩（Igor Semenovich Kon）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的时候，(18) 对译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可见张先生在那时，就已经十分注意西方历史思想和史学史的变迁，并掌握了充分的知识，而且他的俄语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他虽然年纪相对较轻，但他在欧洲历史研究上的造诣，已为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所赏识，(19) 也为国内其他研究世界史的同行所认可。1958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哈佛毕业的史学家出面主编《世界通史》的时候，张先生应邀成为近代史分卷的主编之一，便是一例。(20) 张先生去世以后，当时一同参与编写工作的朱寰先生在唁电中感伤地写道，“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深深敬佩先生的学识和人品”，(21) 可见张先生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现代中国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不仅治史有专攻，而且还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有其独到精辟的见解。譬如在1950和1960年代，针对史学界当时的左倾思潮和运用阶级观点否定一切的倾向，他再度强调了史家治史必须有“历史主义”的观点。(22) 但可惜的是，翦伯赞由此却受到批判。张先生1963年的一次讨论会上，以其欧洲思想史的知识背景，明确指出翦伯赞所谈的“历史主义”，与近代德国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有本质的不同，尽力为翦伯赞辩护。文革结束以后，张先生将其发言整理发表，题为《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再次釐清翦伯赞所讲的“历史主义”与西方历史主义之间的不同，清算了左倾思潮对史学理论研究的不良影响。(23) 该文是当时国内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扛鼎之作，在当时影响甚大。
正是由于张先生对于欧洲历史的演化发展，学养深厚，因此他在研究史学史的时候，能发现和提出尖锐的问题。这里仅举一件国内鲜为人知的事例，以飨读者。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德国的兰克学派影响卓著。兰克提倡用档案史料治史，一生著述宏富，到了晚年又着手写作一部世界史。1986年在兰克冥辰一百周年之际，兰克私人藏书和手稿的收藏地、美国锡拉丘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由伊格尔斯教授等主持，参加者包括上面提到的英国的伯克教授等研究欧洲历史和史学史的国际知名专家。张先生也应邀与会，他虽然没有发表正式的论文，但他在会上的提问，却语惊四座。他指出兰克虽然有志写一部世界史，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但其中却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为在兰克眼里，中国等地只有“纪年”（chronology），而没有“真正的历史”（real history）。张先生说道：“我们自然并不指望兰克对于中国历史有多少了解，更何况懂得我们的语言。”“但是”，他尖锐地指出，“在兰克之前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则已经对中国的历史有许多兴趣”。他举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为例来做说明。他说伏尔泰的《论风俗》一书与兰克的世界史，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前者有全球的眼光，而后者则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表现。更重要的是，张先生说道，兰克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通”，却又将中国的历史时代排除在外。这正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史》中嘲笑欧洲耶稣会士那样，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上帝的子民，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些中国人必须皈依、服从天主教。伏尔泰的讽刺在于，既然中国人在上帝眼里是平等的，那么耶稣会士何必要如此辛苦呢？换言之，其实这个“上帝”还是西方人的“上帝”。兰克的所谓与各个时代相通的“上帝”，也同样如此。最后，张先生以他一贯的机智、幽默总结说：“我们对于兰克也用不着苛求，因为像他这样狭隘偏见的欧洲人并不是他一个。据说拿破仑说过：‘如果中国苏醒过来，世界将会颤抖’，暗指中国永远沉睡不醒。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历史研究者的世界——是否正在颤抖了呢？”(24)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描述，张先生发言之后，引起全场100多人的一片掌声和笑声。该记者接着写道：“看来即使在这个地方，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兰克也不显得那么神圣了”。(25) 用一句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兰克由此“走下神坛了”。
张先生的发言，虽然简短，但却一语中的，切中了兰克史学作为近代史学典范的薄弱要害——兰克史学虽然在方法论上与其它史学传统有相通之处，但就其历史观和史学思想而言，则集中表现了19世纪欧洲中心论观念和欧洲人妄自尊大心理。就此意义上说，张先生的简短提问，比一些长篇大论更有价值。更可贵的是，张先生的发言，旁征博引，论证鲜明，真是窥一斑而见全豹，足见他在欧洲历史和史学研究上的高深造诣。他的杰出表现，让与会者对中国学者刮目相看。
由于张先生于欧洲历史的渊博知识，因此他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常能独具慧眼，也即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发现最具发展潜力、能领导史学潮流的人物和流派。有关张先生对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的确，国内的历史学界知晓“年鉴学派”首先应归功于张先生，因为他在1970年代后期就已经撰文讨论该学派的内容和影响。(26) 在这之后，“年鉴学派”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在史学界家喻户晓。但比较起来，张先生的研究最早，也最为真切、踏实，因为他不但法文好，是法国史的专家，而且还与“年鉴学派”的许多领导人物有私人之间的交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的专家，与那些史家，有一种同行的关系，更受到对方的尊重，而他的描述，也讲的是“行内人的话”，既有赞赏，又有批评。(27) 譬如张先生对于“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史学成就，就有专文研究，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布罗代尔对于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三个时段”的观点，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更注重所谓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里面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人口增减等。这一视角，在历史研究的发展史上，的确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古往今来，历史研究的重点，无论中外，基本都放在考察、描述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上面。但布罗代尔继承“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注重地理环境的传统，将之深化发展，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细致描述地中海的生态及其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布罗代尔选择菲利普二世这个时代来研究地中海的生态环境对于当时历史的制约作用，颇具史识，因为在菲利普二世执政的时代，正是西班牙作为大国崛起的高峰期。以往的研究，都比较注意菲利普本人的雄才大略，但布罗代尔一改旧习，以地中海的自然环境作为考察这段历史的视角，使得他强调“长时段”的观点，更具有震撼力和说服力，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在他以后完成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卷本巨著中，布罗代尔又深化、发展了他的“三个时段”的历史观，希图全面、整体地描述和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版以后在西方学界普受赞誉。
张先生以他对于欧洲历史和史学的雄厚知识基础，对于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布罗代尔新的时间（时段）观念和构造“全面历史”的努力，是一种“独特的创造”，而在战后提出和提倡这些新的治史理念是“合理的、有远见的”。至于布罗代尔本人的这两部代表作，也“是出色的，颇有说服力的”。但张先生在赞赏之余，也指出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弱点。以布罗代尔的论著而言，他认为通过“三个时段”来考察历史的演化，有其新颖和必要之处，但还必须指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三者之间似乎是毫无关联的。另外，张先生也指出，布罗代尔有点矫枉过正，无视在15和18世纪之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等。易言之，在布罗代尔的历史叙述中，人的作为和能动性似乎完全丧失了作用，这显然是有所偏颇的。(28)
三、东隅已逝，桑榆未晚
从1978年张先生发表第一篇有关法国史学的论文以后，他在外国史学史的介绍、研究方面，勤奋耕耘、成果累累。其实，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1978—1988），也是张先生整个事业的一个巅峰期。可惜的是，由于文革十年的动乱，生于1918年的张先生，那时已是一位花甲老人了。但东隅已逝，桑榆未晚，所有认识张先生的人，都钦佩于他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和机智的谈吐，根本无法想象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顺便一提的是，在这十年之末，张先生确实在1988年以古稀之年从北大退休了，但他追求学问、弘扬学术的干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仍然东奔西跑，继续充当“学术交流大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他于2008年5月27日遽然告别人世为止。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到国外开会，从来不借此游山玩水，其认真态度，让我们这些晚辈自愧不如。比如他在2005年到悉尼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我不记得他去过什么旅游景点，每天都按时到会场开会。他的夫人王双对我说，“也许张先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国际会议了，所以格外认真”。(29) 其实这是王双谦虚的说法，因为据笔者了解，这是张先生一贯的作风。
我们说张先生退休以前的十年，是他事业的巅峰期，是因为在那段时期，他在法国史和外国史学史研究上，齐头并进，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担任学术领导的职务，推动学术的发展。上面已经提过，张先生能注意到“年鉴学派”的新颖之处，得益于他在法国史和欧洲史方面的知识背景。但是他也看到，在“年鉴学派”蒸蒸日上的同时，其它学派（如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全面走向式微，而是与“年鉴学派”有着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197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因此并不是“年鉴学派”的独霸天下。在张先生与法国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也没有局限于那些“年鉴学派”的史家。他在1978年就观察到，所谓“年鉴学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相反，它是开放、多元的，以《年鉴》这部杂志的编辑为中心活动，但其中的成员均有自己独特的史观和治史方法。譬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念，就不为他的继承者、《年鉴》的新编辑们所认同，而布罗代尔亦不以为忤，乐意把领导权交给与他自己观点“直接对立”的学者。(30) 张先生对战后西方史学多元发展的观察，与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和伯克教授的研究结论，不约而同，十分一致。(31)
其实，张先生在1970和1980年代注意到“年鉴学派”的重要和潜在的深远影响，并致力于开展对外国史学的发展和从事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足以显示他过人的史识。因为战后以冷战为标志的世界局势，到了1960年代末，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由此而导致了历史观的显著变化。伊格尔斯教授在1975年用“新方向”来形容，而到了1990年伯克教授回顾法国史学变化的是，则用了“革命”一词，可见“年鉴学派”等新的史学流派的出现在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这一转折的基本特征，就是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是史家主张写作“自下而上”的历史，摒弃原来注重精英作用的19世纪史学传统。正如张先生所概括的那样，在“年鉴学派”引领史坛风骚之前，史学界总共有两种史学倾向，一是研究历史中个人的作为，二是希图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总结、概括历史演变的总体规律。(32) 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无可分割的联系。譬如兰克史学注重精英人物为主的政治、外交史，是因为在兰克眼里，民族国家的兴起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的潮流，成了一个历史演变发展的新规律。而20世纪初年号召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流派，如美国鲁宾逊等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派，虽然追求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以探求历史演变的总体规律，但他们的眼光还是没有、也不可能落实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布罗代尔的治史方式，主要承继的是这一“史学走向社会科学”的传统。可是如同上述，张先生已经注意到，“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人物，已经在追求和实践与布罗代尔明显不同的治史理念。而在法国，这一“年鉴学派”的新发展，以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为代表，又号称“新史学”。(33) 以拉杜里的研究而言，这一转变十分明显。他在1966年出版《郎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从人口变化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变，其风格十分接近布罗代尔。该书出版以后，奠定了拉杜里的学术基础，但又被人称为“没有人的历史”，因为拉杜里一心想勾勒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所以他的书充满数据、枯燥无味，无法卒读。但拉杜里在9年之后，又出版了《蒙塔尤》一书，其内容与《郎格多克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蒙塔尤》充满了对人的活动细致入微的描写。而这些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34)
换言之，在张先生投身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正是史学观念日新月异、新的方法层出不穷的大好时机。他不但亲眼目睹了这些史学潮流的递嬗、更替，并与那些主角人物大都有私人的接触和交谊。就张先生的国际交往而言，他在1980年开始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时候，不但与法国史的同行相知相交，而且还与法国的卡蓬内尔（Charles- Olivier Carbonell）、罗马尼亚的博伊亚（Lucian Boia）和美国的伊格尔斯教授等一起，参与了国际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的早期工作，并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代表中国的会员。(35) 1983年，也即在张先生被选为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的理事的那一年，他也参加了国际史学史委员会在法国蒙贝利埃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再次与伊格尔斯教授晤面。此后他与伊格尔斯教授继续交往，相互之间成了好朋友。(36) 而同期在国内，张先生也大力开展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于1984年开始在北大招收西方史学史的博士研究生，并在1985年秋受教育部委托，假武汉大学召开《西方史学史》的教材编写会议，参加者有四川大学的谭英华、卢剑波，东北师大的朱寰、丁则民，北京大学的张蓉芳，复旦大学的张广智等专家。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也到会祝贺，并宴请与会者。其他受邀参与编纂的还有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北京师大的李雅书、北京大学的张广达、杭州大学的丁建弘等专家。因此此书的编写者，集合了当时国内世界史、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可见张先生在史学界的威望和号召力。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没有能最后编成。(37)
张先生在那时，还希望能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的讨论会。(38) 虽然此计划没有能实现，但他对国际史学史委员会的活动的兴趣，却始终如一，积极参与。可喜的是，到他晚年，张先生应邀参加了两次由该委员会参与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是在2006年11月他到日本甲府，受国际史学史委员会的现任主席佐藤正幸的邀请，参加了“21世纪的历史学：学问、方法、教育”的国际讨论会。张先生以他与西方及日本学者交往的经历为出发点，在会上谈了对中外史学、特别是中日史学、文化交流的看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9) 二是在一年以后，他在上海华东师大参加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国际讨论会。(40) 张先生一如既往，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全场认真参与，并在会上就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传统的冲击，提出了自己坦率的看法。
张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看法，在任何人面前，都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这一作风，使他与国际一流的史学大家交流的时候，以其坦诚、直率的态度，赢得了对方的尊重。而在国内，他又以敢于直言而闻名，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讲所谓“不合时宜”的话。(41) 譬如，张先生对于国外新的史学理论，虽然并不全部认可，但他向来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寻求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而应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注意并研究国外史学理论的动向。(42) 1992年他在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短文中，借用了邓小平的话来勉励同行：“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放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43) 在2000年，他又在《史学理论研究》撰文，直接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题，再次强调要在国外开始研究全球史、注意非西方地区历史的时刻，促进中外史学的交流，更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44) 张先生一生以“教书匠”自许、自勉，也许没有留下一部大部头的专著，他甚至多次自谦自己并非一个学者。(45) 但他在中外史学上的造诣，却使他具有敏锐的史识和卓越的史才，提出高屋建瓴的观察和见解。(46) 他在1989年就已经指出之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将会以“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文化交流史”等为重点，(47)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笔者相信，张先生在21世纪之初提出中国史学将乘全球史的新潮，逐步走向世界的预见，也会为今后史学的发展所证明为真知灼见。中国史学的传统向以“鉴往知来”为鹄的，张先生作为一名史家能有如此洞见卓识，已足见他一生治史之高度成就，亦足以让吾辈钦羡不已了。
张芝联先生千古！
注释：
① Zhang Zhilian, Renewed Encounters: 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79—199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p.20.
②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6—280页，引文见第278页。
③ 笔者近年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冲击，比较注意。记得我1999年回国，张先生邀我在北大讲学一周，其中有一讲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关系。他在主持会议的时候，公开表示说他对“后现代主义”并不了解。他后来又写在书中，说是从我这里才第一次听说“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及其影响。张先生这种坦诚的态度，在老一辈的学者中并不多见。见Zhang Zhilian, Renewed Encounters, p.313。
④ 有关张先生的生平，可参考他的《我的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代序）。
⑤ 见张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外国朋友发来的唁函，发表在北大历史系的网站：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43。
⑥ 有关张歆海的生平及其在光华的教学生涯，张芝联先生的原配妻子郭蕊（心晖，张先生光华同学）曾有专文回忆，见《天涯赤子情：献给张歆海、韩湘眉教授的一朵雏菊花》，《人物》1986年第3期。张歆海的英文水平之高在民国时期为人所熟知，如留学英国的傅斯年就曾评价说张的英文在中国人中“出群拔类”，见王晴佳：《陈寅恪未去牛津之后》，刘小磊编：《原来如彼：〈南方周末〉往事版文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中文版，第181页。
⑦ 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⑧ 见董建成（Tung Chee Chen）给Renewed Encounter所做的序言，第1—3页。有关张寿镛的生平和志业，可参见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⑨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第4页。
⑩ 王娅妹：《一只眼睛看过去，一只眼睛看当代——访史学家张芝联教授》，《群言》总第209期（2002年8月），第23页。
(11) 据笔者回忆。张先生也将此事写入《我与法兰西》一文。
(12) 张芝联：《提高大学科学水平的途径》，《二十年来演讲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18页。又见高朋：《照水莫惊四鬓雪，春风又送好韶华——访业师张芝联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13) 王娅妹：《一只眼睛看过去，一只眼睛看当代——访史学家张芝联教授》，第24页。
(14) 该文原文为英文，收入Renewed Encounter，第179—198页（外国学者访华名单见第197页注6）。中文由高毅译成，先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又收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访华名单见第139页注1）。
(15) http://prelectur.stanford.edu/lecturers/hunt/.
(16) 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 Show. aspArticleID=1243
(17) 见董建成（Tung Chee Chen）给张芝联Renewed Encounter所做的序言，第1页。
(18) 该书于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1961年中文版就由乔工译出并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顺便一提，笔者于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历史科学大会并发表论文时，康恩居然也在场，并在会后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景问题有所交谈。
(19) 据张先生对笔者回忆，那时为了支援新建的内蒙古大学，系里有人曾建议将张先生调往内蒙古，是翦伯赞主张让他继续留在北大工作。有关翦伯赞对张先生的赏识，他也与其他人讲过，见高朋：《照水莫惊四鬓雪，春风又送好韶华》，《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20) 如所周知，该《世界通史》（四卷）初版于1962年，1972年再版，反映了文革以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综合成果，在文革结束以后也为许多大学用作世界历史教材，影响颇大。
(21) 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43
(22) 有关翦伯赞的学术生涯和他的“历史主义”理论，参见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23)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24) Zhang Zhilian, Renewed Encounter, pp.307—309.
(25) Colin Campbell, “Ranke's Place in(Writing)History: The Key is‘What Actually Happened’”,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86, section 1.
(26) 张先生在1960年到贵州讲学的时候，就向听众介绍了法国的“年鉴学派”，见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第14页。他发表的首篇介绍“年鉴学派”的文章《法国年鉴学派简介》，见《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后收入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9—191页。有关中国学界对“年鉴学派”的了解，参见姜芃：《十年来我国对年鉴——新史学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另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台湾学界知晓“年鉴学派”，也大约在同时，并不早于大陆。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版，第76—77页。
(27) 张先生回忆道，他在1979年访问法国，到巴黎的当天，法国大革命史的权威学者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就到他下榻的旅馆拜访，可见法国史家对张先生的尊重。见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28)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后经张先生修改，又作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译本（顾良、施康强译）的序言，收入该书。
(29) 那次会议的安排不好，许多与会者都住在离会场较远的旅馆。张先生夫妇下榻的旅馆，离会场有20分钟步程，而且要上坡，但张先生不以为忤，坚持到会，精神实在可嘉，令人万分敬佩。可惜王双于2007年初猝然去世，张先生晚年丧偶，十分伤心。他在王双去世两天后写给我的电邮（2007年1月30日）中说：“他整个都呆了，完全不知所措”（I was terribly shocked and completely out of myself）。
(30) 张芝联：《法国年鉴学派简介》，《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历史学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31) 见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s, 1975 & 1984)和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两书均有中译本。
(32)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3) 张芝联：《法国年鉴学派简介》和《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历史学家》。另见勒高夫：《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34) 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35) 参见该委员会的网站：http://www.historiographyinternational.org/。
(36) 张先生去世以后，伊格尔斯教授刚刚动了一个心脏手术，但还是给北大历史系发了唁函，怀念他与张先生的友谊。见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 Show. asp ArticleID=1243。
(37) 笔者由于郭圣铭先生不克与会，也滥竽其内。就个人来说，能躬逢其盛，跻身这些前辈学者中间，实在三生有幸、受益匪浅，也特别感念郭先生、张先生的提拔、信任之恩。以后我又为该书撰写了一些章节。张先生在去世的几个月前，还与笔者讨论该书的出版计划，如今张先生已经魂归道山，此计划无法由他出面最后完成了，惜哉！
(38) 据笔者回忆，那时张先生曾与当时担任国际史学史委员会的主席、法国的卡蓬内尔教授商讨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史学史的讨论会。
(39) 佐藤正幸与伊格尔斯教授在他们为张先生写的唁函中，都提到了张先生这个发言。见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Show.asp ArticleID=1243。
(40) 有关这次会议，参见李孝迁：《“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1) 参见申晨星：《给人启迪的治学道路》，《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42)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第200页。
(43) 张芝联：《牢固地建立史学理论这门学科》，《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44) 张芝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45) 王娅妹：《一只眼睛看过去，一只眼睛看当代一访史学家张芝联教授》；高朋：《照水莫惊四鬓雪，春风又送好韶华》。
(46) 这一点也为美国林恩·亨特教授注意到，见她的悼词：http://www.history.pku.edu.cn/Article- Show. asp AnicleID=1243。
(47) 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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