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章外史续编》：一部关注现实的史著
《宪章外史续编》起正德末，迄天启末，是一部编年体明后期史。全书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注略，故是书又称《五朝注略》、《五陵注略》、《嘉靖以来注略》。治嘉靖后明史，不始于许重熙。许氏之前，范守已有《肃皇外史》、徐学谟有《世庙识余录》、支大纶有《世穆两朝编年史》、吴瑞登有《两朝宪章录》、沈越有《嘉隆两朝闻见记》、沈国元有《两朝从信录》，此外，支大纶、沈国元续《通纪》之中，已写到嘉隆及万历一代。许氏《宪章外史续编》晚出，自然比前人高明些。这不仅表现在时间跨度上，自嘉靖写到了天启一朝，更表现在它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求真与致用相结合。写史书，要想做到求真与致用相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至多在求真方面有所努力而已，致用则谈不上。许重熙则不仅要求真，更要致用。他写史，有明确的致用目的。
许氏虽是位终身未仕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有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明代后期，吴地的学风不同于别地，比较务实，讲究致用。吴地的知识分子，不管上层抑或下层，皆关心国家大事。东林党、复社、应社等，都是较关注现实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受时风影响，许氏也讲经世致用。他曾明确说“无益之言，正士不述”（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治史正是于国于民于己皆有益的工作。
许氏治明后期史，完全是有感于时代危机而进行的。许氏所处崇祯年间，社会危机已十分严重，“吏窳、民敝、贼肆、夷骄”（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这八个字，十分简练地刻画了当时社会面临的难题。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许重熙的做法是从先朝中觅求救世良方。
首先，许氏对官员们讳言国事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自序》曰：“臣恭读高皇帝《大诰》诸编及《昭示》、《奸党》、《逆臣》诸录，凡诛其罪者，常数其前功，惩其恶者，时原其昔善，纪能录过，纤微毕悉，刊行颁布，与天下共见之。天下共仰朝廷彰瘅之必不可诬，民生善恶之必不匿，怀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惧，其竞竞于敷教若此！故当时《日历》、《圣政》诸纪，臣子纂述，未尝讳忌。夫以国事为讳忌，天启以后然也。藏之金匮者，既戒不得辄窥；笔之野乘者，复禁不得漫语。缙绅士相率贸贸以趋事，而莫知所则效。于是，君子小人，烦然烩乱，而朝廷赏罚，遂因以失真。所彰不足劝，所瘅不足威，劝威谬而是非随之。共欢掩比周之迹，由益削吁咈之文，君子抢恨于颠倒，小人屡萌于侥幸，其于圣祖明刑弼教之意谓何哉！”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有二，一是洪武初期，赏罚分明，政治清明；二是天启年间，赏罚乱套，政治昏暗，严重违背了太祖“明刑弼教”的训诫。
其次，许氏选择了明后期史作为“观省”对象。许氏把洪武、嘉靖两朝看作是明代最重要的两个时期。“窃谓高皇帝开天立报，虑周万世，比之尧、舜；肃皇帝显谟承烈，佑启后人，同乎文、武。”（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段话有吹捧的味道，但世宗朝确是明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试观嘉靖时何等时也！俺、吉并骜，烽火日惊，破城杀将，东西告急；直、海狂逞，几半天下，所在丛窟，一止一起，兵荒连岁，租税全蠲，战士死生，优屡下，物力自当告诎，智勇至且交困。然而圣谟捷于风霆，臣略运如水火。犯颜敢谏者，蹈镬不移；挺身任事者，盈箧无悔。一时精神会色，有阳明无阴昧。迨至隆庆以至万历之初，股肱惟良，俊乂盈侧，边鄙不耸，穑人成事，太仓粟支十年，闾右盖藏相望，五十年兵寝刑措，何莫非肃皇帝饬法所造也！”（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嘉靖时代由危机而转安，至隆庆、万历初年，社会相对安定，这些都是事实。个中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功于世宗皇帝是可以肯定的。但许氏认为嘉靖朝摆脱危机的做法对崇祯朝解决危机有参考价值，“惟嘉靖暨万历初年，纪法足师”（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祖述未必遽合，宪章不可不勉”（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些想法，是有些眼光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持论颇异”，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许氏是一位在野普通知识分子，一生没做过官，故受官场习气影响较小，也无需顾忌太多的利益，只有一颗拳拳“忠君爱国、忧时察治”之心，所以，讲话很直，少修饰，持论不同于政府官员。他以一种在野下层知识分子的独特眼光，对明后期史作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许氏认为，张居正卒是一个转折点。“万历初，边鄙不耸，穑人成功。江陵既没，人情更以承平转玩，胥役日繁，官视地方为传舍，衙役世据蟠结，即有能垦之人，难应诛求之费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万历十年以后，“一变而蜚鸿满野，部分南北；再变而燕雀处堂，门庭召寇；三变而狐鼠公行，丛神几借矣。天启时，巍祠穹碑，争谄竞媚，知有富贵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戴而不知有忠顺，人心澌灭殆尽”（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政治黑暗，“赞襄以掩过为能，封疆以避罪为巧，讨论以雷同为尚，身名轻于利禄，情面重于法纪”（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岂世运使然哉？亦同涂塞耳目，不习见先朝行事，国是晦而学术坏耳”（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里，许氏的态度十分鲜明，帝国的走下坡路，完全是由于人事不当、不懂历史、不懂治国之方造成的，“天下未尝无人，盖已事之不熟，而吉凶无辨也”（注：《宪章外史续编·自序》。）。
《宪章外史续编》不是一部死的编年史，其中有不少的议论。有些是引前人的，如徐学谟、范守己、朱国祯、董其昌、王慎行、谭希思、王崇古、邹守益、张大复。其中引董其昌话最多，共有21处。他本人也作了不少按语。他的按语，写得很尖锐，下列四条，以见一斑。
嘉靖八年十二月条，讲到宦官之贤者，曰：“内臣之贤者不乏，而圣祖至垂之《祖训》，不许干预政事者何哉？盖惟昵近，则威权易假。小人争趋，乘间导窃，有不自知其流于毒者，迨至毒甚，即贤宦知而欲收，亦无及矣。世庙、神庙皆不以委内阁者委内监，故嵩之贪，锦能发之；一贯之鄙，义能斥之。不然，弄窃在内，未有外臣能指切者也。然内臣之亲，由于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结主，由于容禄保位。以道事君之义，不可勉夫？”（注：《宪章外史续编》卷2。）
隆庆二年十二月，讲到条鞭法初便后弊时说，“所谓法无全利，无全弊，更弦琴瑟，是在留心民事者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6 。）。
万历四十五年元月，讲到贵州巡抚张鹤鸣集兵剿苗人事，许氏评曰：“万历末年，承平日久，抚按每以开衅为功，请发帑藏，请调士兵，官收其利，民当其灾，国受其害。鹤鸣此举，斩杀无辜以万万计，而苗民汹汹思乱矣。”（注：《宪章外史续编》卷11。）
天启元年元月，讲到兵科萧基怀疑女真受降之诈时，许氏按曰：“受降如受敌，以残败之辽，而收叵测之降夷，其见经略之无识矣。阁臣泄泄置之，其真轻国事为一掷哉！”（注：《宪章外史续编》卷13。）
第三，所载史实，基本可信。近人谢国桢称是书“惟取材邸报，搜辑未广，究不脱坊本选刻时务书籍习气”（注：《增订晚明史籍考》页43。）。我以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许氏写史，参考了不少书，有档案资料，如《明实录》、《邸报》、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等；有私史，如前所述范、徐、谭等人著作，甚至连朱国祯刚出版的《皇明史概》也参考了。董其昌称许氏“裒近代之故实，括诸家之旧闻，循其年次，列以事言”（注：董其昌：《宪章外史续编·序》引许重熙语。），基本是可信的。
《宪章外史续编》一书所载史实，基本是可信的。清初谈迁第二次修《国榷》，就曾参考过此书（包括《大臣年表》），未见有何批评，说明是行的。当然，因史料来源的不同，又不熟悉朝中之事，难免也会有些年月的出入。四库馆臣不录许氏一部书，但在讲到沈谀《事辞辑余》一书的史料价值时提到了《五朝注略》一书，称“如《五朝注略》载嘉靖间言官劾尚书王琼及起王守仁南兵部尚书、彭泽兵部尚书，俱在十六年六月，而此书（指《事辞辑余》，下同）载在四月。梁储致仕，在四月，而此书载在五月。又《注略》于正德十六年五月，称分遣行人存问在籍韩文、刘健、章懋、谢迁、王鏊、杨一清，而证之此书，则存问刘健在五月，谢迁、韩文在七月，王鏊、杨一清、章懋在十二月。皆当以此书为准。”（注：《四库全书总目》卷54《事辞辑余》。）四库馆臣的理由是，《事辞辑余》参考《皇明史概》而来，而朱国祯曾官至内阁大学士，“得见国史”，所以，“所记时事年月，较野史为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54《事辞辑余》。）。考今《明实录》、《明通鉴》诸书，四库馆臣的话差不离。但不能以一年中有这么多失误，便想当然地否定全书的史料价值。《宪章外史续编》一书，于嘉靖朝，多参徐学谟、范守己书而成。如《肃皇外史》正德十六年五月，有“遣行人存问”，加“故尚书韩文太子太保、柱国”、“加章懋南京礼部尚书”。六月，有“以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逮系吏部尚书王琼于诏狱，论死”、“起彭泽为兵部尚书”。所以，说错实错在《肃皇外史》，不能完全怪《宪章外史续编》。
《宪章外史续编》成于神宗、泰昌、天启三朝实录刊布以前，故它的记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于记明清战争，更具有独立价值。许氏书成于明、后金交恶之时，难免对后金有不敬之词，正如清人所言，“内第七卷以至第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注：《清代禁毁书目》。）。它代表了晚明人士对明清战争的看法，自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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