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
据载，春秋之时，吴、越立国江南，先后争霸中原，人物甚盛。降及秦汉，天下归一，江南之地士风不竞，几致消歇。搜寻《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江南士人活动的记载很少。
西汉初，行政管理体制上郡县与藩国并行。在江南地区先封荆王刘贾，后封吴王刘濞。《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二郡五十三城”，统辖东南。他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史称“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1〕。尽管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多有分歧。但其招集流民，开采矿藏，发展经济，恐怕今人是不会有歧义的。此外，他还注意吸纳游士，发展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可见其在吴地文化史上的地位。《汉书·邹阳传》：“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汉初，见于正式记载的著名吴地士人仅有严忌。忌本姓庄，《汉书》避东汉明帝讳改为“严忌”。他善“文辩”，以骚体创作见长，有《哀时命》一篇，收录在《楚辞》中。后来刘濞与汉景帝的矛盾不断激化，严忌遂与邹阳、枚乘北上，投靠梁孝王。严忌入北，把骚体诗风带到中原，对南北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严忌为人深受敬重，时人皆称“严夫子”。
从西汉江南人物仕进情况看，汉武帝时期是最突出的，不仅超过前期，也胜过后期。究其原因，恐与武帝朝的内政外交与用人政策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志在天下，体现在用人上，不守成法，大力提携中下层社会人物，同时招引边地人士。对此，《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检索武帝朝之“亲幸”之臣的出身履历，上述情况确非虚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士人的地位忽然间有所提高。两汉会稽郡有二位人物位列九卿，都在武帝朝。这二人是严助、朱买臣，另有严忽奇也属“亲幸”之列。
严助，据《汉书》本传载系会稽吴人，严夫子之子，或言夫子族家子。郡举贤良，对策者百余人，助善对，武帝擢为中大夫。时征伐四夷，开署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武帝数令助与大臣辩论，大臣数诎。当时朝臣有中、外之别。颜师古注曰：“中谓天子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在宾客中尤见“亲幸”者，有十几位，如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严助等，但其中有些以文词见长，以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后来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严忽奇、终军等也得亲幸，“并在左右”。严助之家境如何，史无详载，与严夫子的关系也不明确，但同族是没有问题的。大致可推测严氏是一个文化世族。武帝曾问助居乡里时事，对曰：“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可见不很富有。上问所欲，其欲为会稽太守，意在光耀门楣，后征还，任侍中。助之为宦，全赖武帝提携，属“亲幸”，故为政一切听从武帝的旨意，极尽犬马之力，凭藉口舌与文辞为武帝的政策、措施进行辩护。与此相关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建武三年闽越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太尉田蚡以越人相攻，“不足烦中国往救也”，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今十国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这完全是武帝的意思，遂令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二是三年之后，闽越攻南越，武帝派兵援救南越，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遣太子随助入侍。
严助的结局很悲惨，他既为“亲幸”，其入仕、升迁皆由武帝视情况而定，并非正常状态。而武帝之用幸臣，多是旋进旋黜，可谓“狡兔死，走狗烹”。武帝之幸臣大多如此结局，严助也不能例外。其事之由是武帝曾派助谕旨淮南王刘安，“与淮南王相结而还”，后南王赴京，“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后武帝兴淮南之狱，穷治其党，“事与助相连”。据载：“上薄其罪，欲勿诛。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关于淮南王刘安之反，历代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至于严助被牵扯进去，则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上述指证严助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淮南王喜招游士，史称：“是时淮南王喜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伍）被为冠首。”〔2〕伍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而伍子胥主要活动在吴国，故伍被可能来自江南。可以肯定地说，淮南王府中有来自江南的游士，这样。严助与他们有所交结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武帝起初“薄其罪”，但最后仍听信张汤的谗言，将严助处死。
武帝朝另一位来自江南的“亲幸”之臣是朱买臣。据《汉书》本传载，朱买臣，吴人，家贫，好读书，伐薪自给，无产业。家境比严助还差。后随上计吏为卒，至长安，“会邑子严助贵，荐买臣”，其“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为中大夫，后与助俱为侍中”。朱买臣在政治上与严助一样，全力为武帝拓疆兴战的举措辩护。武帝欲“北筑朔方之郡”，丞相公孙弘“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令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使。发十策，弘不得一”〔3〕。另外，“时东越数反复”，买臣进计，极言，“破灭”之策，武帝拜其为会稽太守，击东越，有功，征还拜主爵都位，列于九卿。此时，“买臣与严助惧侍中，贵用事”。严助为张汤“排陷”，“买臣怨汤”，相互斗争激烈。后武帝处死张汤，亦诛买臣。据载，买臣有子名山拊，官至右扶风郡守。
严忽奇，《汉书》无传。据《严助传》所列武帝于二位“亲幸”中，严忽奇也“并在左右”，但其在政治上似无建树。查《汉书·艺文志》有载：“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颜师古注曰：“《七略》云：‘忽奇者，戏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从行至茂陵，诏 造赋。”可见忽奇与司马相如相似，主要以文学见长，奉侍左右，而与族兄严助在政治上的“先进”不同。故其事略而不详。
从上述严助、朱买臣和严忽奇的行迹看，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其一，三人皆为书生，以文词得幸，在特定条件下被武帝越次擢拔，跻身禁内。他们之入仕，位列九卿，并没有特殊的家庭与地方士人群体崛起的背景，忽然间出现这么几个人，完全是由武帝的用人政策造成的，带有偶然性。
其二，严助、朱买臣等入仕既非正常之途，故虽列位九卿，“贵用事”，公卿大臣皆以“天子私人”视之，其发迹颇像后来史书上所列的“幸臣”一类。他们没有社会依托，当然不可能像外朝公卿那样直陈己见，只能甘做武帝的御用工具，他们总是揣摩武帝的心思，极力怂恿武帝拓土开边，以此立功获誉。故严助之斥田蚡、朱买臣之驳公孙弘，除了有顺从武帝之意外，也还有邀功求利的打算。
其三，严助、朱买臣既为“天子私人”，升降进黜皆在武帝。二人似都感到在朝中孤立无助，一再诎难大臣，所恨者必多，故二人皆曾要求返稽任郡守。这除了衣锦还乡的心理，恐怕主要还是想为政一方，树立形象与政绩。武帝都曾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又很快将他们召回，最终二人都被处死，这是“幸臣”普遍的悲剧。
其四，严助、朱买臣等江南士人都长于辩难，富于挑战性，故有人说江南人“脆急”〔〕，《汉书·地理志》称其“失巧而少信”。他们在文化方面则长于辞赋。据《汉书·艺文志》，“庄夫子赋二十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常侍郎庄急奇赋十一篇”。很显然，他们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汉书·地理志》上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但他们在经学方面似无多少成就，而经学则是当时的官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诗赋文辞，素来为江南才士所擅长，此风渊源流长，经久不衰，成为历史上江南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最后有一点似应指出，严助、朱买臣联袂进入武帝朝权力中心，两人以“同邑”相结。先是严助“荐买臣”，后是张汤“排陷严助，买臣怨汤”〔5〕。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武帝内臣中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地域派别，他们与张汤的斗争，当然属“幸臣”间争权夺利的倾轧，但恐怕也带有地域的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南北士人的地域斗争，追根溯源，这恐怕是最早的一例。
当然，总的看来，当时江南士人尚无强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不了整体的力量，入北求仕者也寥若晨星。因此，随着武帝统治的结束，江南士人又归于消歇沉寂的状态。西汉后期的百余年间，正史中记载的江南士人仅有会稽郑吉、郑朋。
郑吉，《汉书·郑吉传》：吉，会稽人。考《后汉书·郑弘列传》，弘，“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指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从范哗、谢承记述的会稽郑氏的谱系看，武帝“徙豪”时，郑氏由山东迁往会稽，郑吉是这支豪门强宗的第二代移民，恐还不能算典型的南士。
郑吉为官，主要是从军行伍。《汉书》本传载：“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疆执，习外国事。”宣帝时，他屯田渠黎，破车师，护卫鄯善以西之南道；后又迎匈奴日逐王，“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督之署自吉始焉”。这样，他于中西域设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行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在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西域地区与汉朝的联系、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郑吉应是一位有功之臣。
郑朋，会稽人，《汉书》无其传，事见《汉书·萧望之传》。元帝初，萧望之、周堪“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阵王事”，形成了一股士大夫势力，而外戚史高、宦官弘恭、石显“不从望之等”，形成对立的一派。萧望之推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郑朋见其势盛，阴欲附之，故上疏言史高等“遗客”“为奸利群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周堪见疏，“自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又上书萧望之，极颂其德，表示“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奉万分之一”。望之“纳朋，接待以意。朋数称述望之，短车骑将军，言许、史之过失”。后望之以其“行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转而投靠许、史，诬陷萧望之、周堪，以至周堪、刘更生废免为庶人，萧望之终被逼死。很明显，在西汉后期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郑朋见风使舵，是一个鲜廉寡耻、陷害忠良的投机小人。郑朋与严助、朱买臣等人不同，他没有遇到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当然没有做“幸臣”的条件，他只有在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夹缝间求得一己之利。从这个角度看，郑朋的行为从一个极端体现了江南士人的处境与心态。
总之，在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有明确记载的江南士人仅此而已，人数之少，几可忽略不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武帝朝尚可申述，其它则无须涤究。论及当时人才之分布与特征，《汉书》卷六九传赞中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表明北方两大地域的风貌，而南方地区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郑朋曾向史高等表白：“我关东人”〔6〕，似乎以言南人为羞。即使同属边远之地，江南地区与南方其它地域相比也不占什么优势，在文化上显然比不过巴蜀。《汉书·地理志》载：蜀地西汉时自司马相如“以文章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遭、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中司马相如、扬雄是西汉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江南地区尚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状态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江南的社会状况时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描述江南风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两段话大致反映出当时江南社会发展的状况。所谓“火耕水耨”，指出江南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侍贾而足”，表明自然经济下的生活还无须进行商品交换；“无千金之家”，表明江南社会的发展尚不充分，无明显的阶级分化，当然也无法产生世族豪强；至于“轻死易发”，则表明地域风俗野蛮，法度与礼义尚未完备。这与齐鲁、三辅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乃化外蛮荒之地，风俗野蛮，环境恶劣，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7〕，正反映了北人的这种观念。东汉初年，北人仍说“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8〕中原人视赴江南为畏途，直到东汉初期还如此，连监察会稽郡的长官扬州刺史也很少到郡视事。《后汉书·张禹传》：“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以济涉。禹将渡，吏固请不听。历行郡邑，涤幽之处莫不毕到，……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故西汉时，常将失宠的王子分封到江南〔9〕。此外，江南民众“信巫鬼，重淫祀”〔10〕，东汉初第五伦任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11〕。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时江南的社会发展还很落后，文化、教育与习俗方面都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比。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固然产生不出众多的士人，更不可能在统一国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此外，西汉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的滞后与西汉朝廷采用的强干弱枝政策有关，对此，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见〔12〕，颇有启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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