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后汉书》本传载，治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儒俗守之，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著成《论衡》八十五篇。另有《政务书》、《养性书》、《讥俗书》等。王充是一位极富个性的思想家，他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胆指陈俗儒的狭隘与无知，敢于怀疑先圣，倡导自然，给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后来魏晋玄学有一定影响。据《后汉书·王充列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直到今天治思想者也无不认为此书是中古思想史上的宏篇巨制。
赵晔，据《后汉书》本传，会稽山阴人，精于《韩诗》之学，著有《吴越春秋》，这是较早的专门记载地方历史的典籍，至今尚存。另有《诗细》在当时影响很大，“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对王充、赵晔的学术成就，东汉后朝南北学者都有很高的评价。上述蔡邕等北士的看法自不待言，南士如虞翻，当王朗问其江南贤俊，他在学术亦首推王充、赵晔〔14〕。
除王充、赵哗之外，吴君高、周长生等人的著作也很有影响。《论衡·超奇篇》说：“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文雅之英雄也。”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越绝书》一书，东汉初由会稽袁康所著，同郡吴平（即君高）所定。周长生著有《洞历》，《论衡·案书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相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这是一部历史巨著，惜佚而不存。另魏朗之《魏子》也是思想深邃之作。
在代表当时官方思想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方面，江南士人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后汉书·儒林列传》列入赵晔、包咸二位南士。赵晔前文已述。包咸，曲阿人，师从博士右师细君，习《鲁师》、《论语》，建武中入授太子《论语》，其子包福，亦以《论语》授和帝，包氏父子继为帝师。另据《后汉书·方术列传》，韩说，山阴人，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与蔡邕友善。经过东汉百余年的积累，至东汉后期，江南儒学传播更广，出现了一些高水准的著述。《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山阴人，习儒，“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尤精于《礼》，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赞“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又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丹扬唐固亦修身积德，称为儒者”，著有《国语》、《公羊传》、《谷梁传》之注。东汉南士经学成就最大的当属虞翻。据《三国志·吴志》本传载，翻，会稽余姚人，精修儒学，有《老子》、《论语》、《国语》、《易》诸书之注疏。特别是自其高祖至翻，历五代传续《孟氏易》，终大成。他认为“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者率少”，指陈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注《易》之失，多有辨驳，又指出郑玄《尚书注》“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宋氏解玄颇有谬误，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15〕。毫无疑问，虞翻是东汉末年第一流的经学家，其所注《易经》之注，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不少治《易》者深受其影响。
由于江南士人学业精湛，不少人延誉中土，得到蔡邕、李膺、孔融、王朗等士界一流人物的赞赏。前述王充、赵晔声名之著，自不待言。其余如魏朗、习“五经”，通《春秋图纬》，“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16〕；吴郡高彪游学京师，从马融“欲访大义”，融以疾不见，彪投书刺之，“融省书惭，追谢还，彪逝而不顾”〔17〕。孔融是汉末名士的代表，对南士多有褒奖。如会稽盛宪素与孔融友善，孔融曾上书曹操言盛宪“实丈夫之雄，天下谈士依以扬声”〔18〕。虞翻与孔融也有交谊，尝与少府孔融书，并示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19〕。验诸事实，这些赞语并非仅出于客套或文人间的捧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一点应特别指出，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的群体意识与地域观念日益增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南士人间相互激励与称赞，后进之士对先辈的颂扬，如上述提到的王充称述同辈之吴君高、周长生等人，以及汉末虞翻回答王朗所问江南贤俊，其分学者、官吏、修行等数种，一一道来，并概述其成就，可见当时南士之群体意识的增强；二是地域观念的形成，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不少士人开始研究地域历史、风俗。相对而言，大一统国家对江南注意不够，兴废替代多有湮没，而这些士人记述江南史实正是为补正史之缺。中国最早两部地方史志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出现在这一时期和这一地区，这是有必然性的，以致汉末孙策对虞翻说：“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20〕，以雪其早年于寿春不敌北士之耻。
当然，与北方地区相比，江南地区的士人在数量与质量诸方面都还有不小的差异，不少北方士人以礼义之邦自居，视南方为蛮荒化外之地。两汉之际。北人仍以江南为“缘边”之地〔21〕；东汉中后期，江南被当成“卑薄之域”。《后汉书·徐穉列传》载，延熹二年，陈蕃等推荐豫章徐穉、汝南袁闳、京兆韦著等人，帝以此三人“谁为先后”相问，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三国时，北人竟认为“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以中国相抗”〔22〕。如果说夸赞南士如孔融者，不过数人而已，那么以江南为“卑薄之域”的人则占有绝对优势，这种观念确实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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