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本流寇 躬耕帝国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4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地点：上海复旦文史讲堂 ◎演讲者：著名学者易中天 ◎演讲主题：继承与变革：从邦国到帝国 ◎主持人：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 ◎点评人：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 ■演讲者小传 易中天，《百家讲坛》主讲人，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自比为“土匪”、“流寇”，现自比为“峨眉山的猴子”、“唐僧肉”和“熊猫”。 ■编辑手记 易中天的此次学术演讲，是对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其新著《帝国的终结》一书的主要观点做阐发和解读。 由于现场只能容纳大约200人左右,许多没有票的复旦学生被保卫人员拦在门外。见此,易中天发话了：“让学生都进来吧。都看过《色·戒》吧？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有这么难吗？” 消息反馈回来,说是外面人太多,不敢放。易中天听了之后就说：“那就放一部分吧。”在钱文忠走下台去交涉时,易中天有些无奈了：“你和他们讲,都是学生,又不是恐怖分子。”见钱文忠无功而返,易中天甚至准备亲自走下台去交涉,不过被劝了回来,演讲为此晚开始了7分钟。 尊敬的钱文忠教授，感谢你非常可爱的开场白；尊敬的骆玉明教授，感谢你即将发表的非常可爱的点评词，咱们先感谢了，点评的时候就会点评得好一些。（笑）非常高兴应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教授的邀请，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来和大家见面。今天向诸位报告的题目是“继承与变革：从邦国到帝国”。 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复旦大学文史讲堂是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讲堂，因此我的题目也应该相应地学术一些。第二个原因当然也是一个直接的起因，就是我最近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帝国的终结》。有些媒体说这是炒冷饭，对不起，这个“饭”在中国大陆没吃过，所以在中国大陆是“新饭”，不是“冷饭”，是“热饭”。（笑）这本书是2003年11月份完成的，200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海外版，这次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而且经过了修订，其实是一本新书。 ■骨子里我是一个土匪也是流寇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是基于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些思考。为什么要思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呢？这里面有一点逻辑关系。很多媒体朋友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刚才文忠兄已大大地夸了我一把，我听得非常受用。（笑）他说我是打破人为的文史哲的所谓专业分工，坚持中国学人的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这是抬举我了。虽然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我没有那么崇高。真实的原因在于我骨子里是个“土匪”，（笑）“土匪”这个说法是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获得的。 我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我们的研究生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来读研，第二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来读研，还有一种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直接报考研究生被录取。像我们这种（没上过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的），“文革”前的大学生就会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开玩笑的，请媒体注意，别做文章。我们的媒体有个什么问题呢？你报道就如实报道，不要加上你的理解，（笑）对不对？（骆：这总要有点主观能动性的。）啊不，他是违背新闻道德，（笑）新闻就是把这个事件是个什么样子写下来，不要加上你理解的形容词在里面，是不是？前不久一个媒体打电话问我：听说刘德华很喜欢你的《品三国》，你怎么看？（笑）我说那我很高兴嘛。电话采访中我的语气一直很淡的，喜欢的人越多越好，这有什么？可记者在文中偏要加上“易中天得意地说”，谁得意啦？（笑）这不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 言归正传，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大学的人就开玩笑地说：我们是“黄埔”，你们是“土匪”，没有读过大学的读研究生，你这学历不够嘛，你们是“土匪”。“土匪”有两种。你看，和我一起当“土匪”的，武汉大学还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教授，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他也是“土匪”。（笑）他比我还“土匪”，他高中都没读过，初中毕业就考研究生，（笑）他的研究领域是西方古典哲学，这个我称之为“坐寇”，因为他不流动的。（笑）像我就是“流寇”。（笑。钱文忠道：“他不像李自成、黄巢那样乱流”,骆玉明道：“他是有产品的,应该叫流产。”全场大笑）但是“流寇”有“流寇”的逻辑，我向大家汇报一下。今天有媒体在场，想知道的趁机告诉他们一下———媒体比较友好，我会主动爆料。（笑）你要是刁难我，对不起，看谁比谁会下套。（笑） ■如果你毕业后不做本专业可选一个最好过关的论文题目 我是1978年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什么呢？和玉明兄是一个专业：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中国古典文学是分段的，我不知道你们复旦是怎么分的。我们武大分段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比较怪的。一般是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清。我呢，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笑）所以，那个时候就和三国有点瓜葛。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受到宗白华先生的启发。宗先生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叫《美学散步》，是李泽厚先生写的序。宗先生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里谈到，研究中国美学史，要抓当中，带两头。当中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魏晋。你如果把魏晋抓住了，上可以追溯到先秦，下可以延续到明清，你就能提纲挈领全拎起来了。 我常和我的学生讲，你作论文要有几个选法，这个选法取决于你将来想干什么。你将来是毕业以后找别的工作，不做我们这个专业，那你就找一个最好过关的题目来做，反正是混个学位就拉倒，这是实话实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毕业以后未必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所以现在专业的划分是很没意思的。尤其是大学本科，我坚决主张通才教育。复旦做得挺好的。上次我见到樊树志先生，他说他上的是通识课，他的《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就是通识课的成果。我曾经和一位副省级的市委书记聊天，他就冒出一句话：你怎么会是学中文的？你看我长得不像中文系的人吗？我说你怎么可能是书记专业的呢？（笑）没有这个专业，他不也得工作吗？你不能说他大学白念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你打算毕业以后当书记的，或是去当经理的，或是干别的什么的，你选一个最好通过的题目做了；你如果毕业以后还想做教学研究，留在大专院校，那么我建议你挑一个可以作为起点的题目来做论文。以这个为核心，你可以由此及彼，拓展你的学术领域。我当时呢，没有想当书记的想法，———现在也没想法，也没做其他事的想法，就想能够留在学校做教学、做研究，所以我就给自己挑一个能够由此及彼、发展下去的题目来做硕士论文。 在读了宗先生的书以后，我决定就抓魏晋。魏晋这一段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每一阶段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诗经》、《楚辞》，可以说是先秦的，然后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样式是）什么？我发现是文艺理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文艺理论的繁荣期，而且，它有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文心雕龙》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东西？而且《文心雕龙》写出来以后多少年是不被重视的，这个有研究的价值，于是我就做《文心雕龙》。可是做什么呢？我发现《文心雕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著作。我是把中国美学史分成三段，第一段，先秦两汉，我称之为艺术社会学阶段，这个时候讨论的问题是艺术的社会功能，得出的结论是文艺为政教服务，这个以《礼记·乐记》为代表。魏晋南北朝以后，准确说是中唐以后是一个阶段，我称之为艺术心理学阶段，以司空图和严羽作开头，主要表现为评点、欣赏，直指心理，受禅宗的影响。而魏晋南北朝到唐初这一段，我称之为艺术哲学阶段，主要是魏晋玄学对这段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一部艺术哲学著作《文心雕龙》。既然这样看问题，那么我就做《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因此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后来这本书在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恐怕是我国较早出版的一本硕士论文。 ■最后一堂课是研究生给我开批判会 做了这个以后，系领导说那好啊，你都会做美学了，我们系正好没有美学老师，你也不要教古典文学了，你就教美学吧，因此我就转过来教美学。我毕业以后上的第一堂课不是文学史，而是美学。讲美学先讲美学概论，结果发现要搞清楚美是什么，必须搞清楚人们的审美心理，所以我就开始自学心理学，开始讲审美心理学。后来发现还不行，你要搞清楚美是什么，就必须找到美和艺术的起源。这个时候我又开始琢磨人类学，去读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这样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199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部学术著作《艺术人类学》。这一转就转到文化上来了。 转过来以后，我就又想一个问题：既然还要讲美学概论，就得讲清楚中西美学史。我觉得做理论的人，作为教师给学生上课，你不能够一上来就端出自己的观点或者统编教材的观点，说这就是真理。哲学、人文学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重要的不是在于得出结论，而是提出问题。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并不要求人们信仰自己的结论，而只要求解释疑团。哲学家的任务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不断地给出解释，来启迪我们的智慧，让学生自己去得结论。所以我主张讲概论的，不管讲文学概论还是讲艺术概论、美学概论，必须先讲学术史，必须先从柏拉图、毕得格拉斯开始，从孔子、老子开始，把我们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样的观点一一讲出来，然后从中梳理出之所以如此发展的脉络，这才是史，最后再提出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在学校里是这样给学生讲美学的：先讲西方美学史，再讲中国美学史，然后讲我自己的美学观点，最后一堂课或几堂课，———我是指研究生的课，是“批判会”，同学们对我进行“批判”，必须“批判”，必须提出不同的观点。这堂课就是学生在讲台上讲，我在下面记笔记，记完以后，我认真答辩，把学生变成答辩委员会。我的每一次课程就是一次硕士论文答辩，或 者博士论文答辩。我要这样做，就得把中西美学史搞清楚。基于此，在1989年，我和邓晓芒教授合出了一本《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邓晓芒教授做西方美学史，我做中国美学史。 ■学文学的人最重要的是感受是体验 在做中国美学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中国美学就必须弄清中国文化，弄不清中国文化，就弄不清楚中国美学。很多人讲中国美学不到位，是因为他没有把中国文化吃透，而是把西方美学那一套照搬过来，一个一个地往里套。要知道那是套不了的。中西文化、中西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是不兼容的，一套过来，肯定出问题。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我刚入学的时候，正好遇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开会辩论李贺到底是什么主义，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学史照套西方那一套，一定要把作家分为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唐诗里，杜甫“三吏”“三别”，肯定是现实主义作家；李白，又想成仙，“梦游天姥”，弄不好要把黄鹤楼推了，鹦鹉洲砸了，那肯定浪漫主义。（骆：恐怖主义吧。）（笑）李贺是什么主义？李贺总不会是反恐吧？（笑）李贺更麻烦呀，鬼呀什么东西，那肯定不是现实主义，就算浪漫主义吧。但是李白和李贺也要区别开来，怎么区别呢？李白很健康，积极浪漫主义，李贺呢，整天鬼哭狼嚎的，消极浪漫主义。就这么划了。 就这么划了，文学史就这么讲了。对不对？讲下来以后，不幸得很，1978年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给陈毅的一封信，说我很喜欢李贺呀。伟大领袖一喜欢，这就麻烦了，伟大领袖怎么可能喜欢消极浪漫主义呢？这不可能的。怎么办？改！李贺，现实主义！为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呀！有这样的事啊。他们那个时候要给我们编一套新的唐代诗歌发展史，那套书是国家级课题，据我所知，至今没有完成，就是这个主义没搞清楚，参加编写的各路诸侯对主义的看法不一样。当然，我是学生，没有资格发言，我就悄悄地跟老师说，没主义，哪来那么多的主义。（笑）可见，如果不把中国文化这套东西吃透，光拿西方东西套，肯定不中用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研究一堆问题呢？很多人就喜欢搞西方那一套，喜欢生搬硬套。曾经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学，有个老师问我：你的研究是什么范式？我说我听不懂。（笑）我为什么在意那所谓的“范式”呢？你不觉得你的感受更重要吗？尤其我们学文学的人，学文学的人最重要的首先是感受，是体验，你都对文学作品没有感受，没有体验，你只管拿着范式来套，有什么用？所以，要研究中国文化。这才有了我的《闲话中国人》。 ■《帝国的终结》是内篇《帝国的惆怅》是外篇 我是这样的啦，搂草也要打兔子嘛。既然在琢磨这个事情，顺便做点笔记，做点研究，写点东西出来，就转到文化学这边来，因为从人类学到文化学是很容易跨越的。后来又发现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就要弄清楚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你必须弄清楚。要弄清楚中国的古代政治制度，就要弄清楚外国的古代政治制度，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就没有比较，这就有了我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我是在琢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的时候，想到写这本书的。我先去看美国人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国家制度和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前的状态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可为什么他们后来走向共和国，我们走向帝国？我先得把美国弄清楚，就写了《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这些都搞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来思考一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就开始写今天大家看到的这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帝国的终结》。在写《帝国的终结》的同时，因为看了很多书，有些感想，就写成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帝国的惆怅》。实际上准确地说，《帝国的终结》是内篇，《帝国的惆怅》是外篇。这是这本书的来历。 点评人骆玉明：我曾经评价易中天先生“老奸巨猾”,易中天显得很“无辜”,双手一摊，说：“我很坦诚啊”。现在看来，他(已经)老奸巨猾到坦诚的程度。在这次讲座里，易中天先生将民族责任感作为学术流寇生涯的驱动力，借助讲座让大家看到了“流寇”学术发展的路线图。 ■现场答问 问：您现在到处游学,开讲著书,是不是和孔子一样,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答：我是学人不是文人。孔子那个年代之所以出现诸子百家,是因为有很多可以附属的独立领地,而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具可比性。我现在只是在梳理，弄清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盘点历史与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有太多的学者，只有学问没有思想。我要先盘点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再从传统里找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但准确地说，我是不开药方，当然病因的判断还是要下的。 问：您愿意做学人，但更多人认为您是明星，是“学术超男”，您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答：我对现在的自己有几个比喻：一是峨眉山的猴子，喂点东西吃，吃完来照相，走到哪里都有宴请，然后就是照相；二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三是熊猫，戴上墨镜也能被认出。 王志纲说动物有三种，一种叫圈养动物，一种是放养动物，还有一种是野生动物。他说我是从圈养动物直接变成了野生动物。我说，自己只是偶尔跑出来打一下野食的圈养动物。其实还有第四种，观赏动物，明星就是观赏动物。你要不要问一下观赏动物：你愿意做观赏动物吗？那没意义。 好在我比猴子和熊猫要强一点，多少还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主，可以对各种要求说NO。 问：您以前的那些书可以说是自己多年厚积薄发的结果，这两年忙于各类事务，会不会影响您的学术成果？ 答：我在自己的手机里存着这样一条短信：“易中天已在2007年9月3日通过媒体敬告诸位，除兑现以往的承诺外，不再接受包括演讲、签售、担任电视嘉宾和评委在内的各类邀请，敬请各邀请单位原谅。如遇到有此类的邀请短信发来，我就把这条短信发过去。我现在必须积了，不积怎么发呢。我现在已经透不过气来了，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还债。还完了债就该闭关修炼了，我一定会给自己留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易先生已经不炒冷饭了！(开玩笑) 问：在《百家讲坛》的人气明星中至今没有人超越易中天和于丹，在学人中也没谁像你们二位姹紫嫣红，于是有人送给你们“大师”的帽子。 答：我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不需要大师，一旦提出“大师”，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一批“大师”，中国人最会干这活。就拿学院里的事说，以前说是教授满街走，副教授不如一条狗，现在是博导满街走，教授不如一条狗，以后会院士满街走，博导不如一条狗。总有一天这些士都不过瘾，要评出烈士、壮士、圣斗士来(玩笑话)。有了所谓大师大家都高山仰止，都仰望，一个活人被仰望，结果不是邪教就是巫术，所以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质。打个比方说，现在文化上不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的是共同富裕。为什么学者要走到群众中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述我们研究的学术成果，因为整个民族、国家、社会的进步，不能寄希望于少数人登高一呼。 【原载】 《北京青年报》2007/01/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