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自述
文学的兴趣
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由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虑夕。我一面因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忧，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一九四八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那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我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一九四九年在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真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并在现实中找到了自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十七岁。
圣地在召唤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方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八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和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赣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二十多年，终于在一九五五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刚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六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接触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五十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开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一串长长的书单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习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惟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学习——严格地说，没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跃进”以前那短暂的时间——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地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欧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伦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牛负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厅、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祥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等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们的课程还有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史，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狂热年代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五十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在知识的汲取上。当我们潜心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时节毕竟短暂。一九五七年突然而至的灾难，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缄默。在我生活的这个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边无际的、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偷偷地读书、偷偷地思考。“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时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一九五八年，我和同学们开始以一九五五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明显的。我们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们全体一九五五级同学也是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在那个权威受到蔑视的时代，我们意外地获得了机会。这些机会促使我们成长。一九五九年，在我们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的文学史之后，当年《诗刊》的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六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鲜活而奇妙的天空
四十年前的这段往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和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
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各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于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生活从中年开始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抽象思考，并提炼、概括论点的能力。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文革”爆发，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蹒跚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个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做《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阵风暴中，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无可逃脱的长达十年的苦难经历。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十年中，我曾被数次“打人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无比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噩梦醒来，人已中年。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八十年代。那时节，教育界和文学界离散的队伍正在集结。人们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相会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社会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围中，告别黑暗的动乱年代，迎接光明的开放年代。当时，人们都习惯于把这个光明和黑暗际会的历史新时期，称为“第二次解放”。后来，随着对于文革动乱批判、反思的深入，以及对于现代迷信的清除，人们更乐于把它定名为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从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时代，说明本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人们已经把情绪大喜大悲的宣泄，转向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就我个人而言，唯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真正属于我的青春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重新思考
文革结束后，我所面对的受到文化专制主义戕害的文学园地，竟是可悲的一片残败和萧条景象，极左文艺思潮造成了文学的扭曲的颠倒，“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创作、批评、欣赏总体水平的大倒退。诗歌也和其它文学品种一样，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这片废墟上，我明确感到应当结束在“批判”名义下的不间断的破坏的状态，我要以自己的精力贡献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把注意力从破坏转向建设，我以为是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我意识到，此时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对诗歌的关注，是对诗的品质的重新认定，是恢复诗歌创作的正常秩序。为此，我开始就诗的基本规律以通讯的方式，写了普及型的系列文字，从诗的本质到诗的形态，从诗的内涵到诗的艺术表现，从诗的鉴赏到诗的批评。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却保留了那年代单纯的热情。我的这些文章，后来以《北京书简》的名义于八十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当代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确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方针，宣告了与世隔绝、闭关锁国历史的结束。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年北京西单一带的墙上贴出了崭新的诗。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歌，被张贴在墙上。面对这些摈弃了虚假和充满批判激情的诗篇，我感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这些诗的内涵，唤起了我对昨日噩梦的记忆，它们拥有的艺术精神，给了我接续中国新诗现代传统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发现，新诗在五十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所丢失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丢失的，在我如今面对的诗中重现了。
第一个崛起
一九八○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新诗研讨会。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论战。我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南宁诗会结束，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第一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为“朦胧诗”辩护，“朦胧诗”原是反对者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而我则更乐于称之为新诗潮，我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它从出现之日起，就受到了激烈的、不间断的批判和围攻。其中有一些时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时期），甚至把这些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层面的论题，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来。
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了。由此，我不仅感到了世道的可怕，而且感到了中国的惰性。中国的文人顺从成疾，便生发出奴性来，这些人由奴隶而成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他们顽强地反对哪怕是给黑屋子开一扇可以透透空气的窗子。一些习惯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维护民族传统”的名义、以反对“崇洋媚外”为借口，拒绝诗的现代转化。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中，我因推进新诗潮的变革而成为“异端”。反对者给了我一个古怪的名字：“古怪理论家”。这名称现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则基本没有变。我在新时期的学术活动，始终受到来自艺术惰性和意识形态惯性的双重压力。我因目睹中国文学的变态和严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图新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为此我屡遭“天谴”！这也许并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人。这种了解使我更为坚定。
置身雷区
一九七七年开始恢复高考，北京大学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迎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一九六○年毕业留校，直至七十年代末，我方才开始做我应当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结束前后，没有职称，我是无数“永远的助教”中的一个。职称恢复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随后，又恢复了学位制，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六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被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我也成为本学科最早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博士导师。从七十年代末到如今的九十年代末，这二十年，是中国罕有的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我个人罕有的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对新时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往从属于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一条“光明的尾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进入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只是一个“附带”的部分。因为总是“附带讲讲“，因而也总是匆匆。对于因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文学变化的现象描写和规律总结，根本无法做到。到了文革结束，这学科的时限又增添了十年，就历史跨度而言，已经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的时限了。为此，文革一结束，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参与了筹建工作。
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立和工作的开展，充满了艰难困苦。我去年曾应《今晚报》全国博士导师征文之约，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雨相伴而行》。这题目意在提醒人们，当代学科的建立和开展，从来都是不平静和充满风险的。它是一门年轻而鲜活的学问。首先是，无止境地增长的作品和资料，使人目不暇接。尤为特殊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以外的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文学的发展，几乎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常态。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和斗争，构成了文革结束以前长时间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家创作在特有时代气氛笼罩下表现出特殊状态，批评也如此。不是没有文学，而是文学现象中夹杂着和纠缠着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和意图。这当然增加了文学研究的难度。
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这种文学和政治“混合”的状态。因此，研究文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的趋势和意图。之后，再剥离它，从那些混沌中探讨文学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面目。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研究者还受到被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被规定的审美标准的约束。尽管批评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却免不了要触雷、引祸。但是，有见解和有胆识的批评家，往往也能从这些危境中奇迹般地挺然自立。当然，这里几乎每天也都在发生悲剧事件。其次，则是不断增长的资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难。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些学科中，它的时间跨度不再增加，资料虽然也会有变动，但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当代文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开放，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的出版物和文学资料可说是“泛滥成灾”。因而，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着掌握和筛选这些资料的困难。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说，它必须不断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而剔除和扬弃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历其境者往往难知其间艰苦，即人们首先必须“面对”它，而后才能“背离”它，而选择则需要研究者的独具慧眼。
此外，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被看重的学科，或者说，在一些人的眼里从来就很鄙薄。一种成见，时间久了，就成了定见，即这里“没有学问”，说透了，就是这里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学问”。这些人既不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学科的品质和处境，他们的这些成见究竟从何而来？在今日中国，认为越古越有学问者仍然颇不乏人，于是，就发生了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排挤或挤压当代文学的现象：在学术评估上，在评定职称上，也在评奖和各种措施、条例的设置上。因为不知而造成误解，因为偏见而造成歧视，这种悲剧也几乎每日都在发生。这，也就是我说的“风雨相伴而行”的意思。这种风雨，既有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也有学术偏见和门户之见的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社会风浪的撞击和习惯势力的强加而发展。处身于这个从来不平静的领域，习惯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场的兵士，一方面小心翼翼，一方面也随时准备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对于外界的袭击，也就变得有点满不在乎了。
周末的聚会
自从第一位博士生入校，几年之内，我身边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到北大。当初我单枪匹马，身单力薄。为了提高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了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了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为基地，建立了“批评家周末”。这是一种类似文艺沙龙的周末学术聚会。我设计并提出若干专题，确定专人做主讲人，大家分别阅读作品，在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中讨论和交换意见。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学生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周末”一直不间断地延伸到现在。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的讨论。批评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也有热心的朋友闻风而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文艺沙龙处身商潮汹涌的当今中国，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位和立场。北大是喧嚣社会的一座孤岛，批评家周末是这座巍峨学术殿堂的岛中之岛。
在一次剧烈的震撼中我告别了八十年代。当日的悲凉情怀，使我很容易联想起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的灾难和悲哀。又是一个世纪末来到了。而上一个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我的学术生涯仿佛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一直把对文学的考察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我总认为一代学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专攻的学业上，而忘记那些学业生存的环境，他的思考将会变得板滞和狭窄。我非常注重文学和社会的关联，我认为文学难以脱离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要从文学自身去找，但文学以外的原因，有时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不争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如此。可以断言，若是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考察，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将一事无成。
回望百年
我从中国文学的当代处境中，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这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维系着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经历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又例如中国文学的忧患主题，仿佛就是一种遗传。我由此把思考从这个世纪末遥遥地接通了上一个世纪末。这样，自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戊戌百日维新的血迹……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批评家周末的论题中又多了一个专题：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世纪之交的文学展望。我从探究中国文学的存在和规律的症结，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文学的考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为框架的文学考察。我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鲜的研究角度的启发，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视野的启发，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开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了以年代为经、以该年代中的诸种与文学有关的现象为纬的交错的“拼盘”式研究。各个题目主讲人在这种统一的框架下，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题目。总数十三卷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酝酿并诞生了！
近代文学不仅不是我的专长，甚至还是我的盲点。但我还是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承担了总系第一卷《一八九八：百年忧患》的写作。我把学术关怀从当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可是，这难题到底还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终于获得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形成，当代文学发展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遥远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剧命运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印象更为坚定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关于百年文学回顾的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度，这段时间是我出访最频繁的时候，也是我写作和编书、教学最紧张的时候，被谈得沸沸扬扬的两套“百年经典”，也是此时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经受了考验，也在繁忙中获得了乐趣。尽管有个别人和个别刊物借两套“百年经典”一事攻击我，但他们并不能摧垮我。学术有它不可触犯的尊严，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治学严谨的地方。我依然站立着。尽管我看到了海面上冰山之下那个巨大的存在，但我坦然。我不会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让人们说这说那去吧，我走我的路。
二、我的读书生活 和许多青少年
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尔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跑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们童年时期的真实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任何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
但童年的我的确喜爱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地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位提供“馆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还卧病在家乡福州，我怀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复。
文学与我
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我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一九三二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所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愁。
我读巴金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弥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的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爆喷的激情。
动荡的时代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知识分子倍感痛苦。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应变的对策，我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寻求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爱好新文学的初中同学们，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当成了行动的楷模。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大地遍地硝烟中，我们几个同学在南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班”。我们在正式的中学课程之外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我记得，第一课便是巴金的《灭亡》和《新生》。
我没钱买书，只能到处找书来读。堪可告慰的是，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还有很多的书摊和书店在开张。每次放学，我总到书店里去“免费”地找书读。那时有个好的规约，不论多小的书摊，老板从不驱赶那些买不起书的免费阅读者。在那些书铺上，我读到茅盾的《子夜》，徐的《风萧萧》，还有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
我们的学校在福州风景秀丽的仓山区，闽江水从那里流过城市的中心。有一天，在学校的附近盖起了一座漂亮的西式小楼，原来是一座私人筹办的小型图书馆。我记得它名叫“鲁颐图书馆”。那里有清雅的阅览室，我们可以在那里读到来自上海、南京和本省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还可以读到许多新出版的书籍。恶劣的环境，饥饿、贫寒，加上日益逼近的战烟，我们这些穷学生，居然拥有一座如此温馨的精神家园，真是喜出望外。都说旧社会物欲横流，每当想起那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心中就充盈着温暖的慰安。八十年代我返回家乡，那座小楼已荡然无存，周围盖起了卡拉ＯＫ厅、电子游戏厅和餐馆。
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纪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地为他的深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它的严峻和尖刻。但是那时我无法理解他，不仅他的杂文，甚至是《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但他的独特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少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
同样，我也读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诗，大部分我难于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亲》等少数几篇，我大体知道说的什么。说到《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我想起一件趣事。这事发生在我还没有读到这诗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年级办墙报，大概因为我喜欢文学和写作，便推我当上墙报编辑。有位同学投来了一首诗，题目便是《地球，我的母亲》：“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报答你的深恩？”我接到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为我们这里有写这样好诗的天才。墙报出来了，署名当然是那位同学。事情过了很久，我接触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袭事件。郭沫若的《凤凰涅》、《天狗》等等，那时是不可能理解的，便如同我能感知鲁迅的魅力，我隐约地窥见了郭沫若的狂飙所体现的时代激情，我为他的气势所震撼。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由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在四十年代拥有很多读者，他的书那时还在畅销。我接触《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异，因为它展开的是那样的世界。后来读到了他的其它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够感觉到特殊的场景透出的同情心，而对《沉沦》，我除了对女性肉体的裸露而惊异，几乎体察不了他那复杂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沉沦》对于少年的我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几年间，居然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是从作家和作品进入现代文学的，这知识起初是破碎的和零星的，整体的对于新文学历史的把握，那是入了大学之后的事。由此我领悟到，人对于知识的积累是渐进的，由感性而理性，由零碎而系统，最后形成为整体的史的概念。
只读一本历史不够，历史应当由无数生动的作家、作品、事件所填充，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和丰富的。不论欣赏还是治学，第一步都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即必须从阅读（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不接触创作实际的空发议论。我深深厌恶那种不占有材料而好发宏论的空头理论。
为此我经常劝诫现在我的学生：做学问第一步是了解事实和占有资料，理论和观点也许存在偏颇，但最大的坏习气却是空无的虚妄。我当过大学生，那时教中国文学的、东方文学的、西方文学的老师，总是布置许多阅读书目，功课如泰山压顶时，往往对着这么长的书单发愁，甚至想偷工减料。现今思来，那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有学生问起我的读书经验，我回答说，不要反感和轻视老师开的书单，不论你多忙，都要把那些书找来读，哪怕读得过分匆忙、粗疏，但最要紧的是，都要读！这是我的最重要的读书体会。《文心雕龙·神思》篇讲“积学以储宝”，我注重“积学”二字。青少年时代没有负担，拼命读书就是。如今我常感慨没时间读书，试想，以我如今的繁忙程度，我能够有机会把但丁的《神曲》，把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再阅读一遍吗？有的书也许可以，但大量的、多数的书，人的一生中只能和它相见一次！
古典的启蒙
以前我曾说到我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情有独钟，这丝毫没有无视和轻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相反，我是异常倾心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亮的文学星辰的。我以为鲁迅发出的“我以为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声音，是有感于它们的“与实人生离开”的弊端，怕它们消磨了青年人的锐气而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其实，鲁迅自己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的，这只要看他附于日记的购书单便知。
应当说，我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那时的中学课本收了诸多古典名著的片断，如《论语》的《侍坐章》便是。讲《侍坐章》的语文老师我如今还深深感激他。他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余钟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诵此段文字，极富乐感，能够传达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神采气韵来。现在想起来，我还为这最初的文学和诗情的启示而深深激动。
《侍坐章》是孔子和子路等几位学生座谈志向的记录。他们各言其志，孔子或微笑或不语，独独在曾子说后而有叹喟。他们谈论的内容，少年人很难洞彻其意。但当余先生吟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种投入而陶醉的神情，似乎时间愈久而印象愈深。
第一次从课堂的讲授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那超乎内容蕴涵之外的宽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兴趣的诱发，以后我便自己寻找那些古典的作品来读。最先接触的是简赅而有意趣的作品，如“春眠不觉晓”或“红豆生南国”之类。后来，便读到李商隐的《无题》和《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那意思是说不清的，说不清也不妨，它却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着你。夏夜户外乘凉，是南方人的习俗。晚饭过了，暑热渐消失，搬一竹制躺椅于屋檐下，听四围虫声鸣叫，龙眼树梢轻摇，竹影婆娑，口诵杜牧一曲《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眼前景与胸中意都借助这清俊的诗句得到传达。杜牧之外，王昌龄的绝句我也十分喜爱，刘禹锡的《乌衣巷》更莫名地唤起我远古的悲怀。
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寻觅是与新文学的追求同时进行的。文学欣赏加上当时已经萌发的写作兴趣，占去了我很多本应花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从小学以至初中，我的学业是畸斜的，外语和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我对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和三角都头疼。因而我的数学水平大约总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今天也是如此。
那时的学校也兴郊游，郊游在我们那里叫远足。远足要穿好衣服，而且要交餐费和交通费。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这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这时候，那些遥远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慰安。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两首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那时我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全靠的是大家都郊游去了我把自己关在房中的那些时日。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销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弭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还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懂非懂地进入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最好读的是那些写景抒情的文字。如《陋室铭》、《醉翁亭记》、《秋声赋》、前后《赤壁赋》和《岳阳楼记》等。这种阅读和欣赏不仅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而且也默默地影响了我的精神。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他描写的洞庭湖冬春阴晴的风光给人以审美的享受，特别是他那进退皆忧的博大胸襟，无声地充实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以为不懂中国古典文学总是中国人的缺憾，但若因而染上了食古不化的病疾，却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然而，古也并非洪水猛兽，全在学习者的自珍自持。至于鲁迅那种对于古典的愤激和警惕的理解则是我对中国文化积习有了更深体会之后的事。目下国人口口声声“国粹”而不知耻，却从反面让人缅怀起新文化运动那些先觉的前辈来。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掌握，是由片断了解而进入系统，但阅读还是不多。我所读的《诗经》，仅限于游国恩老师当年要求记诵的八十首；《离骚》也是时隔四十年不再重读一遍。我读古典也凭兴趣。倒是一部广益版的《袁中郎全集》伴我走过了人生的长途。吴小如先生二十年前赠我的旧版《黄仲则集》一直是我藏书中的珍品。
了解他人如何思考
现在我成了学者，要是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并不用功的人，也许人们会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我极少，也许竟还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总是一书到手随便乱翻，觉得有点意思了，可以从后面往前面倒着读。我极少有耐心一字不漏地逐字逐句读那些著作。我总是跳着翻那些书页。我固执地认为，所谓“字字珠玑”总是夸张，一本书中能有一些讲述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就相当不错了。
这种跳跃着翻书并不是好习惯，但却表现了我对知识的汲取和承传的某些观念。我很重视那些通过写作讲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著作。那些见解可能非常精彩，也可能偏颇甚至难免悖谬，但却是他自己的言说。从前人的叙说中获得知识的继承，固是读书应有之义，却并非意义的全部。我读前人或今人的书，除了知道他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何说、怎么说。
我对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充满敬意。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一件事，这非有极大的韧性和毅力决难做到。但是，我更重视那些以“六经注我”的姿态进行创造性表现的那类著作。人的一生很短暂，他很难把一切都弄清楚。作为生命曾经存在的证实，最有意义的工作似乎仅仅在于我曾经如此地思考过。
这种思考有时仅仅属于个人，它不以真理代言的面目出现，甚至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并不是符合全面、准确的那些公认的治学原则的。但它却以独特性、甚至以与众不同的姿态而保留在后人的记忆中。我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总是十分看重这种“自以为是”的著作和论述。在我平生的阅读记忆中，有两本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不仅珍藏此二书，而且不止一次地将它们介绍给我的学生阅读。
我重视的是它们的作者那种创造性的思维。《万历十五年》有无纰漏我不知道，《美的历程》有人曾指出不少的知识性的疏漏，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作者智性的光耀。一本不厚的书，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美，作了最广阔和最大胆的归纳。从远古图腾到青铜的狞厉，从先秦理性精神到魏晋风度，他说了许多专门从事那一领域研究的人所未曾说出的话。如他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现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便饶有新趣。又如，关于《红楼梦》这部几乎被说滥了的巨书，李泽厚关于感伤主义思潮在此书的升华的说法，却是道尽千言万语中的所未道者。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写整部明史，用一个皇帝、一个宰辅、一名战将、一名文人来写“大明帝国”的“定数”，单从角度的新颖，体例的独特，以及论述的精赅而言，这本薄薄的书，对学人的启发却是丰博而深远的。
人们通过书籍获得知识的承传，这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江山代变，人事更迭，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和经验不可能亲历，于是需要以阅读的方式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是阅读各类著作典籍的首要目标，即通过阅读了解书中都“说什么”。但阅读更深层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恐怕还在于了解“为何说”以及“如何说”。就是说，通过阅读前人或他人的著作获得提炼、归纳、表达观点和见解的能力和经验。
我们始终不会忘记科学精神，也不会忽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史料和事实。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创造性的发现和表达，都是学问事业得以光大的根本。在这方面，人们会以宽容和厚宥的态度对待难免的粗疏和疵谬。
读书人是幸福人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弥补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欣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
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
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的。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入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列夫·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一个人一旦与书本结缘，极大的可能是注定了与崇高追求和高尚情趣相联系的人。说“极大的可能”，指的是不排除读书人中也有卑鄙和奸诈，况且，并非凡书皆好，在流传的书籍中，并非全是劝善之作，也有无价值的甚而起负面效果的。但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一类，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成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概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笛卡儿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就是读书使人向善；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熔化”，这就是读书使人避恶。
所以，我说，读书人是幸福人。
风雨相伴而行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形成于七十年代末，即“文革”结束之后。北京大学是最早成立当代文学教研室并开设当代文学基础课的学校。随后，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几位老师又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当代文学的教材。一九七八年北大开始招收第一批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八十年代中期，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至今已有十余届博士人学，已先后培养了二十余名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当代文学博士。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从草建到今日的具有相当的规模，我是一个亲历者。在这之前．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相当薄弱，水平也低。“文革”前多数的情形总是在讲授完现代文学史之后，作为一种附录或补救，一般总是用一、二节的课时简要地对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斗争的情况作些介绍。到了“文革”结束，这情况就不同了。不仅时间一下子增加了十年，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都表现出崭新的气象。这样，再把当代文学看成是现代文学的一条“光明的尾巴”就很不适宜了。一个新学科的建立，于是成为必然的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在当时一些人们的心目中，是个很没有成就、而且不值得予以研究的题目，在很长的时间内一些人也经常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关于这一学科“没有学问”的偏见相当普遍。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鲜活的学问。涉足其间者，需要有一个面对变幻莫测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更加变幻莫测的文学以外的原因的应变能力和从容心态。这个研究领域充满了风险。有许多权威的“定论”和“成见”预设在那里，它成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的障碍，稍有疏忽，便会引来麻烦。这困难几乎难以逾越。
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近期甚或是眼下发生的文学事实，未曾经过历史的沉淀。距离太近了，往往有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因为置身其间，观察的精微、判断的准确、处理的适当，都会有局限，这当然会影响到客观、公正、科学的纯度。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文学（此处仅指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严重受制于当代的政治，政治的加入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运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更多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一种变形。这种政治的渗透和笼罩所带来的困难，甚至还不在由于二者的纠缠所带来的难于辨析上，而在于这种研究的本身就可能引来政治对它的干预——这种干预已是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当代文学研究的这一特殊背景，往往使本专业的研究者心怀忐忑。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在另一面，对于执著的研究者而言，困难、以及困难的克服，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因为对学术研究真谛的另一种表达，可能就是“困难的解决”。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无限生长着的学问，它每天都在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资料。不断增长的信息量，对于研究者可能不是福音，对材料的取舍和筛选，剔除那些浮泛和表面性的东西，从而保留那些有用的信息，如何透过烦琐和芜杂而获得真实的知识，这一切，对于研究者的才气和毅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一方面是已成历史的文学的昨天，一方面是正在生成的文学的今天。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者，始终都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昨天”和同样不断出现的“今天”，总结“昨天”属于文学史的范畴，把握“今天”则涉及文学批评。这两项永远的题目，使这些研究者处于永远的挑战之中。一方面要清理过去的史料，一方面要补充和提炼正在发生的事件。站在今天和昨天之间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他需要付出双倍乃至数倍于人的精力，才能够完成他的业务。
更何况，伴随这一业务的完成的，不仅是那些不断涌现的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声音，更有无处不在的陷阱和禁区。这里有难以预测的风雨雷霆，需要穿越“雷区”的谨慎，又需要处变不惊、当机立断的才识和勇气。当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建设的历史，就是这样风雨相伴而行的历史。许多作家和理论工作者都为这一学科的建设付出了代价，站在这里，都会产生一种庄严的心情。
半世纪的经验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它以不竭的现代性追求和白话文写作等基本特征认同于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占有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迄今已有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是中国文学产生激烈动荡、受到巨大挫折、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特殊阶段。半世纪的文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一体化时期”、“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一体化的思想形成于四十年代而完备于五十年代，“文革”则达于极端。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而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画上句号。后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阶段目前尚在继续。
文学的一体化时期是社会专政体制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用不间断的开展社会运动的方式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学也在这种意图之下，按照统一的模式从文学的内容到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在这种形势下，原先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中崇尚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的品质，逐渐地被表达群体意愿的“集体主义”所代替。凡是张扬对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个人风格以及个人独特性，均被视为“个人主义”予以贬抑和批判。当时不断开展的政治和文学改造或批判运动，都旨在消弭这种“个人主义”。其直接的和明显的后果则是几代人在新时代的普遍“失语”。
推进文学一体化这一重大构想的背景和支撑，是中国实行的对多种经济形态的国有化改造的策略。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构想。所以，对这个文学时代的概括，可以称之为“计划文学”的时代。文学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模式进行生产的，“文革”时期的“样板化”是其极端的表现。行政的约束力强化了，文学的民主性在萎缩，而五四新文学中原有的功利性因素，又因中国特殊的社会处境而膨胀起来。计划的文学推进的结果是政治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是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确定的目标。这一思潮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内涵。由于战争的驱动，使中国把文学的基点放置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方面，适应农民的需要成为文学的新方向。这样，中国文学的重心就发生了由本来就薄弱的城市转向了农村。四十——五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是农民文化，以城市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城乡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是五十年代以来许多文化、文学悲剧产生的根源。
在众多的失落中，却也有意外丰硕的获得。由于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倡导，文学比以往更为逼近底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在表现农民由奴隶到主人的生活方面。这是农民文学的胜利，赵树理是其中最杰出的大师级的作家，他创造了中国农民的系列形象。
事情到了极限，就意味着转机。开放的时代唤来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青春期。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派生物。它直接被开放中国的阳光所照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是蒙难的幸存者的归来之歌。对社会和个人的苦难的宣泄，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沉痛和激愤。它改变了一体化时代的“欢乐颂”统一涵盖的格局。对社会异化的批判，伴随着苦难的叙说进入了文学，这是又一个解放的、激情的时代。这时代最常用的词汇是春天和反思，文学恢复了它对生活的真诚。破坏的年代结束了，这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在精神的废墟上召唤人性的复归，历史又一次把启蒙的使命加诸文学。极端的暴虐使人联想起中国漫长的封建暗夜，文学再一次引发人们批判非人的残暴、批判“吃人”的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家，几乎每人都自觉地肩负起历史沉重的闸门。他们的文学不是无所为的，他们的文学志在唤醒受欺凌、受压迫、受愚昧的无数善良的灵魂。
要是说，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学的浪漫时代，那么，文学新时期则是一个擦干血泪之后的狂欢节。
八十年代的终结是狂欢节落幕的日子。文学的后新时期无疑是文学新时期的继续。它是一个结束，可能也是一个开始。所谓继续，是在社会开放、文学开放的层面说的，开放的时代在延伸。开放赋予文学以与新时期共有的内涵，但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解体，却暗示着某种可怕的“结束”。所以我们要重新召唤文学的理想精神。
市场经济无形的巨手笼罩着中国社会，也笼罩着中国文学。这社会无疑是在进步着，摆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但对自己之外的一切感到冷漠以及对历史的遗忘，也正像流行病般地传染着中国的创作。这就是我们在前进路上无以摆脱的隐忧。
三、学术纪事
一九三二年
此年一月六日谢冕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一九三七年
九月，入福州私立化民小学读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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