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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应不乏学术繁荣的时代。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我在1970年代末作为一名研究生进入中国的美国史领域时，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经历了万马齐喑的岁月之后迹近荒芜的学术田园。当时承担起拓荒重任的除了几位屈指可数的老先生以外，还有十多个中年学者，冯承柏老师就是这些中年学者中的一员。他们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复苏和繁荣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学术时代的前锋和奠基者。
我和冯老师的接触主要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人们在思想上还有种种禁锢，学术资料也相当匮乏，要有真正的创见自然是十分困难。然而，和冯老师仅仅见了几面就使我发现，他是史学界非常少有的一位思想敏锐、知识广博和见解深邃的人。可以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我每一次与他接触后都会有的感受。我之所以至今都没有改口称他为“先生”而是象二十多年前一样称他为“冯老师”，就是因为我所看到的两鬓苍苍的冯老师仍然和他年富力强的时代一样，考虑问题时超乎常人地敏捷、清晰和入木三分。我希望他永远不老，永远能象当年一样给后来者以永生难忘的启迪。可不幸的是，冯老师终因心脏问题而于今年一月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是对他永远的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冯老师，是在1983年秋在北京大学讨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历史条目初稿修改问题的小型会议上。参加讨论的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黄绍湘先生、武汉大学的刘绪贻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的丁则民先生、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北京大学的齐文颖先生。由于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身体不适，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承柏老师便受杨先生之托代他参加了会议。后来到会的还有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位姓满的编辑。我则是跟随刘先生去做秘书工作的小字辈，负责会议记录和根据与会学者的意见对条目进行初步的文字修改。会议开始后，诸位老先生一致要求冯老师谈谈他在费城坦普尔大学从事研究期间所了解的美国的史学研究发展情况。冯老师侃侃而谈地讲了几十分钟，不仅使老先生们兴趣盎然，提了许多问题，更使我这个小字辈大开眼界，特别是冯老师所说的因各种“新”史学兴起而在美国史学界形成的“翻案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刚刚过去的那个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时代不同，学术研究是要不断进步的，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权威。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随时关注学术界取得的最新进展。正是在这个方面，冯老师对学术领域里最前沿的发现，总是比一般人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当时对有关“中产阶级”的最新社会学研究的介绍，导致我后来关注这一问题，并撰文阐述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赖特的中产阶级理论。冯老师和我的导师刘绪贻先生一样，从来就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人，他们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的领域，他们都主张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我后来之所以对经济史和法律史感兴趣，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们是敢于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中走出来的人。
这次会议后不久，我又一次有机会见到了冯老师。那是因为刘绪贻先生要我负责他和杨生茂先生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最后一卷《战后美国史》的撰写工作，将我草拟的写作提纲寄给了冯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黄安年老师，并请他们两位到武汉大学来讨论提纲并提出修改意见。我记得乘学校派的车去武昌火车站接冯老师时，不期火车早点，冯老师已离开。我赶紧叫司机往回开，沿途找人。幸亏我那时双眼都是1.5的视力，终于在半路上追到了冯老师。只见他风尘仆仆地坐在一辆板车似的三轮车上，想必是为了替我们节省开支而没有叫出租汽车。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他却乐呵呵地说那三轮车挺好。接下来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在珞珈山上的半山庐招待所里闭门讨论提纲。参加讨论的只有冯老师、黄老师、刘先生和我四个人。其实就是他们三人讲意见，我则做笔录。当时有关战后美国史的研究在国内还仅仅是开始，美国学者虽有一些著述，但如今在美国大学中比较通用的战后美国史教科书——威廉·查菲的《尚未结束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也还没有问世，所以可参考的类似著作很少。不仅如此，由于《战后美国史》是后来有的书评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涉及的面相当广，因而要就所有的问题为编写提纲提意见确实不是件容易事。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冯老师和黄老师对提纲的方方面面都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意见，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果没有他们一个星期轮番轰炸式的指教，我想我是不可能在1986年就完成了书稿，使《战后美国史》成为六卷本中最先出版的一本。敬佩之余，我曾经问冯老师，他这个以十九世纪的美国为研究重点的学者为什么会对战后美国的历史如此了解。他说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之间是有其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的，不了解这种联系就无法从历史长河中去把握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结果也就会失去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的学科优势。他说他因研究十九世纪而关注二十世纪乃至战后的美国历史，希望我因研究战后美国史而去适当追溯十九世纪乃至殖民地时代的发展。我想他是教我在从事专门研究时要讲究历史视野的宽广度和纵深度，否则是成不了大器的。这番话使我后来受益无穷，虽然未成大家，但至少不是井底之蛙。所以这两年看到教育部将硕士生学制改为两年后还要他们一头扎进原始资料中写出精品论文时，我不禁要为这些年轻人深感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大量阅读开阔眼界和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结果原始资料再多（其实也不可能多）恐怕也只能就事论事，无法了解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冯老师的观点和罗加伦先生的颇为近似。据闻学历史出身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身在故纸堆中，但我们的心要在了望台上。
冯老师由于1957年的磨难、后来的行政工作负担以及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临终时未能著作等身。我想他是有点遗憾的。不过，学术著作是不能以数量而要以质量来比优劣的。从我这个对美国经济史多少下了点功夫的人的角度来看，冯老师198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有关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的文章，就足以奠定他在这个领域里非同寻常的学术地位。这篇文章的见解之精辟和深邃，是今天很多靠文章篇数和著作字数而饮誉学术界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包括使用蒸汽动力等影响工厂制形成的因素所做的详实考证与分析，提出了美国工厂制的确立是在1880年代的观点。这和过去把工厂制确立的年代定在内战之前的传统看法相比是具有突破性的见解，可以说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美国企业史权威学者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相关研究结果有不谋而合之处。诺思认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所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期间，而不是在此前的工业革命时代。他说工业革命时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马尔萨斯乃至马克思，都没有提到工业革命。同样，钱德勒重视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在美国开始的管理革命，而不是内战前的工业革命。事实上，美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对资本主义是随着殖民者第一批航船就植根于北美大陆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形成比过去估计的要晚。学者们一般都承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市场革命，但对这场市场革命究竟是何时完成的则也存在不同意见。显然，囊括东西海岸的全国性市场的建立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否则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韦比就不会将1870年代以前的美国称为由“岛式社区”组成的社会了。此外，美国法律史一代宗师威拉德·赫斯特早就断言十九世纪的美国并非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圭臬。近年来，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诺瓦克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内战前的美国是个“监管良好的社会”。所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并不象很多人想象的一样，工厂制的确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自由放任思潮的流行在当时还不是事实。仅仅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把内战前的美国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把十九世纪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把进步主义改革尤其是新政以后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实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如何从历史事实出发重新认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是摆在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界人士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冯老师的文章就是这种重新认识的先驱之作。我相信它的学术价值会随着后人研究的进展而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愈来愈高的评价。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篇文章固然不能统领一个学术领域，但好的文章确实可以照亮我们前面还要走的漫长道路。
我在2001年到南开大学工作以后只是偶尔拜访过冯老师，因为我知道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不敢过于打搅。去年六月听罗宣老师说冯老师病重住院，我曾去总医院探望，不期竟成最后一面，倍感痛心，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冯老师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作者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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