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一进展表明，中国史学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史学工作者更一步走向中国史学深处。同时，这一进展的学术影响，已超出了专史本身的范围而受到不少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以至于受到学术界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者的关注。总结这一进展，需要有大块文章或专门著作。这篇短文，只能提纲挈领地讲一点自己的认识。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尚有待于来日。
一、研究史略：20至60年代
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史意识产生甚早；在这个意识驱动下所作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丰富的积累。但是，明确地提出“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并认识到应对其作系统的研究，则是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来的。从那时起至60年代前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这40年，是作为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草创时期。
草创时期的前二十几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比较活跃。其标志是，有些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有些研究者写出了本世纪最早的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书。这些专书可分三种情况：有正式出版的，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 年）、 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1947年）等。有作为大学讲义而内部印行的，如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印行，1933年）等（注：参见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 期。）。有写出讲义或书稿而未曾完整刊印但有部分发表的，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注：《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22-345页。）。此外，还有一些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其中若干章节有涉及到中国史学史者。
以上这些著述，从撰述内容加以概括，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有明显的史部目录学的痕迹；二是以梁启超所提出的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为基本结构；三是探索中国史学之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如周谷城着重于探索中国史学的进化，顾颉刚着重于概括当代中国史学，蒙文通着重于爬梳史学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及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等等。一言以蔽之：尽管是草创，但却显示出生机。在这些著作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可以看作是草创中的代表作。金著“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稍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它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草创时期前二十几年的这些著述，于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学科本身的理论，一般涉及较少。
草创时期的后十六七年，在专书的撰述与出版方面，显得十分沉寂。 人们所能见到的， 主要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修订本的出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版、1962年中华书局版）和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的内部铅印本（此书曾在较大的范围进行交流）（注：《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后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后者从远古的传说写到盛唐刘知几，凡六章。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到把史学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二是着意揭示重要史家和史书的历史观。这十几年中，还有一些研究者在教学中写出了中国史学史讲稿（注：如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即撰于1955年前后，载《中国史学史稿·说明》，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历史组的学者、教授们把编写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教材作为历史学科教材建设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并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以此为契机，从1961年起，全国史学界展开了有关史学史研究的讨论，同时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对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家、史著作了深入的探讨（注：其中一些论文后来收入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和《谈史学遗产》（1961年）两篇理论文章，回答了中国史学史应当研究什么和应当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0年代初，少数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供内部交流的中国史学史刊物。这些，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终止了这一势头。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此被搁置了十年之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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