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史籍多如烟海。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就说过：“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 〕但在这发达的史学中，人们对形成众多史籍的记史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忽视了史学整体发展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活动。事实上，在史学的传播过程中，讲史活动较之记史活动显得更为活跃，同时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常常是史学社会功能赖以实现的有效形式。因为无论是史学的鉴戒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还是素质教育功能，都必须以史学的广泛传播为基本前提。在我国，讲史活动发端于先秦，至两汉而渐趋成熟。笔者认为，先秦两汉的讲史活动按其性质的不同，有述祖性讲史、政治性讲史、传授性讲史与民间通俗性讲史四种类型。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述祖性讲史
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氏族公社时期，史学的传播作为一种社会需要便已出现。当时，为了维系本氏族的血缘关系和教育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以利于氏族的生存和发展。原始先民们必须使后代熟悉祖先的系谱，了解氏族的传说、发展历史、氏族英雄的事迹，等等。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适应这一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史学传播活动不得不采用口头讲述的形式，一种以追述祖先系谱与业绩为基本内容的述祖性讲史活动随之诞生。在世界各地，处于文字产生前的各个原始氏族公社，都存在着这种非文字的传述历史的活动，这已被民族的和历史的调查与研究所证实。中国当不例外，这是夏朝建立前史学传播的唯一形式。人们依靠它来了解历史，历史依靠它而得以流传。
夏王朝建立后，尽管伴随文字的产生而出现了记史活动，但一方面，由于书写材料的局限和复制手段的落后，使文字记史活动在史学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受着很大制约；另一方面，“学在官府”状况的长期存在和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使记史者与阅读者都只限于统治集团和那些有着较高文化的知识阶层。记事活动的这种局限，使讲史活动不得不仍旧承担着史学传播的主要任务。
夏、商、周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人们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观念上，对自身所属的民族如夏族、商族、周族等都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和认同性。在这种情况下，述祖性讲史的内容集中表现为对本族祖先的活动与本族发展历史的追述。如《诗经·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和《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即是殷人和周人用于口头讲唱本族历史的诗歌，其中一些篇章原本便是口头歌唱的记录。其内容包括商族和周族先祖的诞生，祖辈辗转迁徙、创业、建立政权和治理国家的历史。
到两汉时期，述祖性讲史由于时代的发展而在内容上发生了如下两方面的变化：
其一，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地位渐次确立，先秦时期那种对各族先祖与各族历史的追述逐步转变为对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景仰、称颂与怀念。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寻访各地，足迹遍于南北，所到之处，听到许多有关黄帝及其后裔尧、舜等人事迹的讲述。他在《史记》中记录下的关于尧、舜的传说与夏、商、周三族的历史，其远祖无一例外地都可推至黄帝。因而，在《史记·五帝本纪》的篇末，司马迁很有感慨地说，所到地区，“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在此范围内，“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种情况的存在，既反映出黄帝传说的广泛性，也体现了在此范围之内的华夏各民族在远祖认定上的趋同性，它是民族融合在讲史活动中的直接表现。
其二，随着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家族发展史的讲述开始受到重视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述祖性讲史。司马谈的遗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2〕， 便是重复了多次的家族史在临终前的简略讲述。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追述班氏家族的历史，自春秋时先祖楚国令尹子文直至班固出生。其间，一些祖先事迹的记述还较为详细。“弱冠而孤”的班固，如果没有家族史的讲述与流传，是很难进行这些记述的。由于家族述祖性讲史逐步普遍，将其录为文字的被唐代史学家刘知k1i602.jpg称为“纪其先烈，贻厥后来”的“家史”类著作，如扬雄《家牒》〔3〕、 《邓氏官谱》〔4〕等随之出现。 刘氏皇族也于西汉末东汉初将流传的刘氏家族史记录下来，开始了《刘氏族谱》的撰写〔5〕。 清代学者姚振宗还认为，东汉时期，除邓禹家族有《邓氏官谱》外，耿弇、窦融、马援、樊宏等“并东京世宙，当时皆各有其谱牒，以次注续。”〔6〕
两汉时期这种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与巩固以及适应时代进步而发生的述祖性讲史在内容上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对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认同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教育和促使人们继承和发扬家族的优良传统，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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